全球大變局》混沌中的省思

臺大經濟系兼任教授、餘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薛琦。

狄更斯雙城記常被引用的開埸白，「那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把「那」改成「這」似乎頗爲恰當。他的下一句是「我們正走向天堂，也正背道而馳」。我們現在到底在哪裡？

許多指標顯示，近十多年來美國的經濟從未如此好過，有最長的繁榮期、最平穩的物價、最長的牛市、最持久的低失業率。但是下一步呢？中國大陸的經濟正走過近半個世紀的榮景，但現在也面臨結構、體制面的挑戰，很難再複製過去同樣的作法，繼續維持高成長。

十一月的美國的大選、俄烏爭戰、以巴衝突、不穩的北韓、臺海情勢……這麼多棘手的問題，在二戰後從未在這麼多的地方同時出現。這個混沌的世界會走向何方？

美國在2020年2月COVID-19前，經歷了歷史上最長，共128個月的擴張期。美國在2000-2020年的20年間，物價都非常穩定。美國股市的道瓊指數從2009年的谷底7,063點，增加了四倍，那斯達克指數從1,117點，更増加了八倍，美股走過最長的牛市。現在美國股市中AI科技產業更是方興未艾，Mega七巨頭股價如日正當中，但是他們的本益比（PE Ratio）普遍偏高，是隱憂，對7家公司未來的獲利能力是極大的挑戰。

美國失業率的表現也讓人刮目相看。2009年美國失業率從9.9%的高點降到2020年3.5%的最低點。不知多久美國的失業率曾如此之低 。若扣除疫情期間，美國有53個月的失業率低於4%，史上最長。2021年底又降到3.9%，之後直到今年5月纔回到又4%以上。

疫情爆發後第3個月，美國M1從4.8兆跳升到16.3兆，增幅2.4倍，至2024年1月仍有7.2兆，貸幣市場流動性依然充沛。而美國的債務。2020年3月美國國債餘額23.69兆，6月增加11.8%至26.48兆，債務佔名目GDP比例從107%，跳升133%至有史以來的高點。2024年3月，受這段期間通膨的影響，國債GDP比降至122%。在高利率環境下，美國債務利息已超過國防支出，又美國房屋貸款系以固定利率（FRM）爲主，佔80﹪以上，在目前30年期FRM還維持在7-8%高檔之下，已經出現拖欠、延後償付的狀況，勢必影響美國銀行的資產品質。

過去40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有一個利基，人口紅利，青壯人口的佔比很高。但自2022年起人口成長轉負。另股市不振，十月雖有反彈，但前景仍然不明。最嚴重的還是房市，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新建及二手屋價格分別下降了5.27%及10.71%，仍在下跌中；大陸的債務最麻煩的還是地方債，特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流通的債。它是由地方政成立的公營事業與融資公司所發的債，最不透明，將是問題的起爆點。

中國大陸的出口一直是經濟高成長的來源，直到2022年美中對抗加劇，纔開始下滑。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比重最高時曾到了14.9%，最近才略降到14%左右。觀察中國大陸前十大出口項目，有5項顯示性比較利益(中國大陸該項產品的出口佔比除全球該項產品的出口佔比)超過2，有3項明顯超過1，表示這些產品極具有競爭力，尤其在電信、電子產品，IC及紡織品，衣服等項目，對其他國家最具威脅性。含義是，將不易延用過去擴大出口方式來提振經濟。

比較兩岸過去的經濟成長，臺灣在60、70年代10年平均成長率分別有8.36%，10.9%，80年代後開始降到9.88%，90年代再緩降到8.36%，2000、2010年代降至5.72%，4.78%，2020以後更只有3.22%到3.9%之間。中國大陸從改革開放的1980算起，4個10年的平均成長率高達9.83%，且步步高昇，超過臺灣從1960年算起4個10年的9.38%。

當臺灣從10.92成長高峰降到5.72共花了30年時間，而中國大陸從2010年代高峰10.55%，不到15年成長率幾乎減半，之後要保5可能都很困難。之後的經濟激勵政策效果可能像左傳裡講的，「一股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過去，過度刺激經濟的結果，看似經濟成長，卻生產了許多用不着的東西。

總體經濟學裡對於均衡有一個說法，存量調整到均衡需要較長的時間，而且不容易透過價格機制來解決，流量達到均衡的調整正好相反。貨幣與公債的發行是存量，人口也是。環保問題中Co2的排放量也是存量問題，糟的是每年的排量還在增加中。當經濟問題無法透過價格機制來解決時，又稱爲結構問題。我們現在是不是正面臨這樣的問題？

現今影響全球經貿的關鍵就是地緣政治 ，而美國扮演極其關鍵的角色。而全球地緣政治的核心是圍繞着半導體產業，以前石油是武器，現在半導體是武器，而半導體跟很多產業都息息相關，所以地緣政治是牽涉到我們每一個人 ，而臺灣是全球高階晶片主要的生產地，美國視半導體爲美國利益的核心，利用半導體箝制中國，也推動本土製造，要把半導體制造搬回美國。

臺大經濟系兼任教授、餘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薛琦。

川普已經當選，全球供應鏈必然重組，他所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策、減輕公司與個人所得稅、放鬆金融與環保監管、加緊移民管控、全面性及針對性提高關稅...等，每一件政策都帶來巨大的影響，彼此也互相牽連。川普提高關稅目的是要把製造業移回美國，但是，若美國的工資跟工作條件不變，除非像扶植半導體產業一樣，給予高額補貼，看不出來怎麼將製造工廠吸引回美國？

碳排放成爲全球暖化問題，不是從工業革命開始。1970年代之初，英國的伯明罕，匹茲堡有黑鄉之稱。1972我到克里夫蘭唸書時，一條大新聞是城裡的一條河，水面着火。1962年美國有位學者寫了一本「寂靜的春天」，首次提醒大家要重視環保；羅馬俱樂部在1968年提出成長的極限，那時還沒有全球暖化這個名詞。

要把這本污染的帳算清楚，應該是誰使用的問題，不是誰生產；也就是誰在消費碳？排碳有了價格，生產端自會注意改善。至於誰該多付出一點，有能力者多付，已開發工業化國家多付一點，也是天經地義。

今天大家面對的真是一個混沌的局面，川普當選後，或許有一些情況會明朗，但不確定性仍強。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謀定而後動，讓春天不再寂靜。也許川普的當選讓混沌變清楚，同時也發現：我們正離天堂愈來愈遠。

注：本研討會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