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孩子享受水的樂趣，免於被它所傷

很多人都會因暴雨產生浪漫想象。兩天前的北京，整座城市都在屏息等待一場暴風雨的到來。堅固密閉的樓房就像庇護所，人們站在高層建築的窗前，俯視在風中狂亂搖擺的樹木，彷彿雨越大越能滌盪一切，人們也越能找到難得的安全感，以及平靜。

但在更廣袤的農村，夏季陡然增多的雨水，使河流、池塘水位上漲，帶來的不是浪漫，而是危險和深入骨髓的傷痛。

這幾乎是一條定律，每年暑期，少年兒童意外溺亡的新聞都會準時出現。今年也不例外，7月還未過半，已經有至少12個少年在戲水時遭遇不幸，年輕的生命猝然結束。

7月3日，山東棗莊，兩名初中生在水塘溺亡；7月7日，山西永濟，6名學生在黃河游泳時失聯，現在已找到5具遺體；7月10日，湖南湘潭，5名青少年野遊時遇難，最大的19歲，最小的15歲……

相信還有類似的悲劇未能進入公衆視野，它們可能在任何一個無人看管的田邊水塘裡發生。

一項2017年發表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的研究顯示，2013年中國有約2.4萬個孩子（0-14歲）溺水死亡，佔0-14歲兒童傷害總死亡人數32.49%。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稱，溺水已經成爲我國兒童的第一大意外致死原因。

在另一項數據裡，我國兒童意外溺亡的發生地中，農村佔83%，城市佔17%，相差接近4倍。

在很多人熟悉的鄉村記憶中，水邊通常是大人給孩子設置的“禁區”。悲劇發生後，除了得到哀悼與憐惜，那些溺亡兒童很容易被認爲是不聽話的“熊孩子”。但貪玩是孩子的天性，暑期漫長，鄉村又缺少其他兒童文化娛樂設施，到水邊釋放旺盛的精力，是一項古老又流行的“傳統”。

退一步說，孩子最大的任務就是快樂，安全和健康是家長的責任。

在衆多因兒童意外溺亡賠償引發的司法判決中，父母因爲監護缺失，一般都要承擔全責，或者主要責任。從法理上講，責任的承擔以存在過錯爲原則，這樣的判罰有充分的正當性。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監護義務，尤其在暑假，學校不再對學生進行日常管理，父母就需要承擔幾乎所有的監護責任。

法律是剛性的，有時甚至會讓人感受到冰冷。它給權責劃定了清晰的界線，從而保護每一方的合法權益，但有時也會因此無法顧及更復雜的現實背景。

在農村，年輕的父母往往要外出務工，他們清楚孩子在家中的風險，也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孩子能在身邊。但同樣是爲了孩子，他們想創造一種更長久、更美好的生活，就不得不離開家鄉，沒有全天候監護子女的客觀條件。祖輩留守家中，因爲上了年紀，精力有限，又要忙於農活，看管孩子難免百密一疏。

這種情況下，政府作爲公共服務機構，無論是從公共利益出發，還是基於人道主義，都理應承擔部分缺位的“監護”義務。

誠然，基層政務繁重，但少年兒童意外溺亡，絕不僅僅是個別家庭的悲劇。溺亡事件發生後，不要責怪孩子，也不必過分苛責父母，更不要對這種頻發的悲劇感到麻木。雖然溺水多發於暑假，學生迴歸家庭，但暑假不能爲溺水背鍋，地方管理者也不能就此置身事外。

對地方政府而言，要做的是及時解決當務之急，制定有針對性的措施，讓留守兒童在暑期處在一種安全機制的保護中，而不是僅僅寄希望於一堂安全教育課或一份防溺水倡議書。

廣西曾發起過一項針對溺亡兒童的研究，133名兒童裡，有82人溺死在離家或學校500米以內，佔全部溺死兒童的61.66%。發生溺死的水體中有97.74%無護欄或無加蓋，有98.50% 無警戒牌或警戒標誌。大多數兒童溺死發生在出事地，佔81.95%。多數溺死兒童發生溺水後未被及時發現或未經過搶救。

從調查結果來看，各地政府和家庭，以及社會各方還有太多事情要做。通常的做法是被動式地“堵”：在重點公開水域設警示牌、護欄，暑期安排專人巡邏。這些措施投入高，但見效也會很快。孩童戲水作爲鄉村生活圖景的經典一幕，也可能因此逐漸消失。

事實上，還有主動式的“疏”。國際上，據說最有效減少兒童意外溺亡事件的方法是教會兒童游泳。但中國民間常說，“淹死的都是會水的”。孟加拉國是世界上兒童意外溺亡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他們的一項研究證僞了這種說法，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另一種“疏”是，除了讓農村兒童假期裡在沒有監管的水域游泳，增加更多可以消耗他們精力和時間的選擇。城市孩子假期可以待在圖書館、科技館、少年宮、遊樂場和有着嚴格安全管理體系的游泳館，農村孩子也應有類似的機會。

這些並非紙上談兵，幾年前，一個普通的中國村莊，已經爲了本村孩子邁出了實實在在的一大步。這個叫作蓮橋村的村落在浙江富陽，只有800人，並不富裕。他們投資150萬元修建一個游泳池，並且每年拿出全村收入的七分之一進行管理維護。在村莊的每一處可能出現溺水危險的水域邊，都放置一根長竹竿，以便及時施救。

民之所需，政之所向。保障孩子的健康安全，是每個家庭最迫切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也是衡量地方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期待每一個在外拼搏的年輕父母都能免於失去孩子的恐懼，每一個農村兒童，都能自由地戲水，而不必擔心意外發生。（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