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 | 致安樂死的朋友：我很榮幸能親口對你說聲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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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0日的凌晨，我突然接到了師兄楊健的電話。他問我：“Sandra有給你發信息嗎？”
“沒有，怎麼？”聽到Sandra的名字，我一下子從牀上坐起。
聽到我的回答，電話那頭沉默了。我端着電話等了十幾秒，師兄纔再次開口。他的聲音已經從緊繃變得輕而平緩，好似經歷了戰爭之後的平靜。
他告訴我，自己剛剛收到了Sandra發來的幾段語音，向他講了一個關於告別的幽默故事。在故事的結尾，Sandra說：“或許，是時候結束這一切了。”師兄意識到有些不對勁，馬上回撥了Sandra的越洋電話，然後他知道了一個消息。
“我不確定她說的到底是不是那個意思，所以纔想問問你有沒有收到。”師兄說，“剛剛電話裡，她聲音很虛弱，我們都在哭，信號也不太好……或許是我理解錯了。”
如果師兄沒有理解錯，6月11號，也就是明天，Sandra將會在她瑞士的家中進行安樂死。她剛剛發來的那幾段語音，就是道別。
“從出事到現在已經快3年了，她說她真的盡力了。所以，我尊重她這個決定。”師兄的聲音越來越低沉。
“我能做些什麼呢？”我問，這個問題是問我自己。
“或許，最後的道別吧。”師兄說。
掛掉電話後，我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手機捏在手裡，通訊錄頁面亮着，顯示Sandra的電話號碼，我低頭盯着它，直到手機自動黑屏，又被我按開，又黑屏。
“還是要發生了嗎？”我想。
1
我和Sandra是2007年在廈門認識的。她是瑞士人，一位視覺藝術家，善於捕捉日常生活體驗中常被忽略的世界，將它們視覺化，主要的媒介以攝影和雕塑。那年，她來中國歐洲藝術中心（CEAC）做一個爲期3個月的駐地項目。我當時在當代藝術專業讀研二，經人介紹，給她當翻譯。
第一次約見面，在佈滿彩色遊客的馬路上，我看到一個黑色的身影快速地穿過人羣，像一名精瘦的武士站在我面前。她留着齊劉海和齊腰的黑色長卷發，全身穿着黑色。大墨鏡將她的臉幾乎遮住了一半，鮮紅色的口紅在白色的臉頰上非常打眼。
我望着這個突然出現在面前的人，愣住了。她笑了，摘下墨鏡，露出了藍色的大眼睛，很得意地看着我，用非常清晰的英文說：“你好，我就是Sandra。你是不是認不出我是外國人？哈哈！我就知道，如果我戴着墨鏡，大家都認不出來。”我一下就樂出了聲。
Sandra的身形和髮色確實很像東方人，戴上墨鏡的她混跡在陌生的人羣中並不顯眼，爲此，她一直都感到很高興，不被區別對待總是會讓人感到自在的。
那時廈門的旅遊業還不發達，生活氣息非常旺盛，第一次來的Sandra很快就愛上了這裡。她將駐地創作安排得很緊湊，同時進行着好幾件作品，與我一同頻繁地拜訪着各種工廠和作坊。
有次我們相約去看一個陶瓷作坊，她拿出了一些近期用泥土捏的片狀雕塑給我看，我看着覺得眼熟——原來是放大版的口水。Sandra發現這邊很多人有隨地往路上吐痰的習慣，於是她開始收集這些照片，挑選一些用泥捏出來，再用陶瓷翻製出來。我看着這些上面凸起“小氣泡”的泥片，腦子有了畫面感，瞬間覺得有點噁心，覺得她這個作品有着從發達國家來的人來諷刺我們陋習的優越感。
“等會兒到了陶瓷工廠，我需要怎麼向工人們解釋你要翻制的東西呢？”我問她。
“直接告訴他們就好。我知道你的擔憂，但是這不是這個作品的全部，還有另外一組。”Sandra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看來應該碰到過不少質疑她的人。
她又拿出了一些嚼過的口香糖的圖片給我看，原來這倆作品是一對：國外公共場所常常有很多被隨地丟棄的嚼過的口香糖，與國內的痰有着共通之處。這些口香糖和口水都將轉變成精緻的雕塑，它們將會塗上金色和銀色的釉，放在精緻的毛氈底座上供人欣賞。
我明白了這個作品是一種幽默的“文化交流”，並無任何優越感的批判。Sandra用着她敏銳而細膩的觀察力去發現周圍一切有趣的事物，將它們串聯起來，給觀衆思考的空間。
幾年後，我去柏林，看到了柏林牆上密密麻麻地沾滿了嚼過的口香糖，立刻想起了Sandra這個作品，更覺得幽默而親切。文化從來都無優劣之分，這點，也是Sandra一直的創作態度。
我記憶裡的Sandra是一個溫柔而堅定的人，多年後，漸漸成熟的我才意識到，做到既溫柔又堅定是多麼困難。而和她相處的我，也有契機去重新審視那些我曾經習以爲常的事物。
當時Sandra在駐地創作期間也爲我們藝術系的學生上過一些選修課。有次課餘，她給學生們看她的家族照片，有個同學滿臉真誠地說：“你年輕的時候好漂亮！”
這似乎是一句常見的誇獎，但當時47歲的Sandra沒有說“謝謝”，而是反問道：“你覺得我現在不漂亮嗎？”
那個同學被問懵了。Sandra繼續追問：“還是你覺得‘漂亮’只能屬於年輕女性呢？”
同學們都沉默了，從他們的表情上，我看出有人在疑惑，有人在思考。我意識到，日常中這類的“誇獎”對女性而言是不體面的思想綁架，而我們卻不自知。
“我覺得呀，現在的我也挺漂亮的。”Sandra笑着打破了僵局，“可惜死的時候就不知道還美不美了，希望不是出車禍被壓扁就好。”
大家都被她逗笑了。從那以後，我每次看到有關女性年齡的不友好言論，我都想到她自信的笑容。
駐地項目的結束，成了Sandra在廈門生活的開端。從那之後，每年她都會從瑞士來廈門長住幾個月，在這裡生活和創作，廈門幾乎成了她半個家鄉。在2007到2010年前後，Sandra租住在環島路的曾厝垵，那會兒那裡只是海邊一個普通的小村莊，還沒有變成現在擁擠不堪的旅遊景點。曾厝垵離廈大很近，那時村民的房子大多租給學生和打工仔，環境好，價格低，也吸引了很多藝術家和設計師聚集過來。
每到傍晚，路邊的水果攤和大排檔紛紛支起，本地村民們把油兮兮的摺疊桌和塑料凳沿着自家門口，靠着牆根擺開，再把爐竈和冰櫃往外一推，就準備妥當。夜幕降臨後，外出的人們回來，都喜歡坐在大排檔上吃點小炒，就着海風喝瓶冰啤酒，整個村子變得熙熙攘攘，煙火氣十足。
2009年前後，我也租住在曾厝垵，每到晚飯點時，就和Sandra互發消息約飯——這是我倆每天最喜歡的活動之一。在把村裡的大排檔幾乎嚐了一遍之後，我倆鎖定了村口的一家作爲長期飯堂。胖胖的店老闆也兼着大廚，總站在街邊炒菜，每次看到我倆走近，他都熱情地邊翻炒着鍋邊打招呼。
那時的大排檔一般都沒有菜單，當天有的食材就碼在冰櫃裡，有什麼就點什麼。菜的做法也就那麼幾種：蔬菜或肉類幾乎都是爆炒，海鮮不外乎是白灼或醬油水。吃了幾次之後，Sandra對點菜輕車熟路，完全不需要我再翻譯。點完之後，我倆就找個路邊的空桌子坐下，聊着今天各自的見聞，望着人來人往，等着菜一盤盤被端上來。村裡認識Sandra的人頗多，有村民，也有學生，他們路過我們的桌子，都會停下和Sandra閒扯幾句。有時，我常常有種錯覺：這個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坐在路邊吃飯的Sandra，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那時的廈門曾厝垵也是我記憶中最美好的樣子，以後再去，皆是唏噓。Sandra在她2015出版的作品集《White Goldfish（白金魚）》中寫道：“For a long time I lived in Zeng Cuo An, a former fishing village that has now been engulfed by Xiamen and today has nothing left of what it once meant to me.”（我過去在曾厝垵度過了很長一段歲月。如今，那個曾經的小漁村已經被城市吞沒了，對我而言，那裡的一切已是滄海桑田。）
在Sandra的2015年的出版物《White Goldfish（白金魚）》中，她所拍攝的曾厝垵。（作者供圖）
曾厝垵的生活也無意外地融進了她的作品中。2008年，她和我師兄楊健一起做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容器》。從外面看，它是一個巨大的紅色充氣房子，外形是廈門本地混合了中西式特徵的村民自建房，在曾厝垵很常見。它的內部是一個白色的充氣雪山，從屋頂懸空，山尖朝下。雪山的造型是瑞士著名的馬特洪峰，它常常被作爲瑞士的標誌出現在旅遊明信片上。
《容器》（源自《容器》的合作創作者楊健）
“容器”充滿氣之後，幾乎與真房屋等比例，觀衆可以走進去，然後就會看到裡面懸掛的“雪山”。因爲鼓風機頻率受控，它會有着微微上下起伏的運動，如活物在呼吸。
《容器》巡展過很多地方，上海、廈門、巴塞爾、伯爾尼和盧塞恩，也參展於2010年上海世博會瑞士館。廈門曾厝垵的紅房子裡住着瑞士的雪山，它們一起環遊着世界。
多年後，我親眼見到了馬特洪峰，那棱角分明地指向天空的白色山尖，我似乎能體會到Sandra創作《容器》時的感受，明白了她那句“What it once meant to me（曾經的曾厝垵對我而言意味着什麼）.”當晚，我又盯着天花板失眠的時候，這個山峰“出現”在我的房間裡，倒立着從天花板上垂下來，微微飄蕩着，讓我感覺如在水體裡，漸漸入眠——或許，這就是藝術的力量，在觀看的時候不經意地植入了記憶，在某個時刻如漲潮般被喚醒。
過去與未來漸漸地走到了一起。
2
2010年，我去了荷蘭阿姆斯特丹，到桑德伯格藝術研究院留學。那裡和廈門一年四季的豔陽天不同，經常下雨，風很大，打傘也沒用，到處都是溼漉漉的。剛剛入學的那幾個月，一向充滿自信的我碰到了一些批評和質疑，創作開始陷入困境，壓力讓我經常失眠。我常常通宵地開着相聲視頻當背景音，躺在牀上盯着窗外的樹發呆。快聖誕時，我給Sandra發了封郵件，馬上收到了她的電話，她說：“瑞士沒下雨，快來！”
我立刻買了機票，飛去了距離阿姆斯特丹1個小時的巴塞爾。出了機場，果真豔陽高照，到處鬱鬱蔥蔥，彷彿廈門的冬季。Sandra在到達出口等我，這是我倆第一次在她的國家相見。我們擁抱的時候，很多回憶冒了出來，我突然特別想哭。
她家位於巴塞爾山區的一個小鎮上，每家每戶都是一棟小樓，房子五顏六色，各個院子裡和路邊都種滿了花草。街道整潔乾淨，帶着瑞士人特有的嚴謹氣質，又不失童話小鎮的浪漫。車緩緩地開過幾個街區，停在了一棟藍白相間的房子外面。她的先生Ale開門迎接我，握手很用力。他得意地說：“你到的時間正好，我準備的晚飯快出爐了，你將會嚐到它最好的時刻。”邊說着，邊拎起我的行李進屋。
他們的房子有3層，一樓是書房和客房，二樓是廚房和餐廳，三樓是Sandra和Ale的臥室，還有地下室做酒窖。他倆沒有要小孩，這在歐洲習以爲常，家裡還有兩隻老貓，已經十幾歲了，一黑一白，站在樓梯上俯視着我。
放下行李後，我們來到餐廳，一旁是敞開式的廚房，香味從透着黃光的烤箱中溢出，我感到餓了。
“還有一個配菜，等我一會兒，你們先喝杯餐前酒。”Ale招呼我坐下，回到竈臺前繼續忙碌，背影輕快，邊做邊哼着歌。Ale算是個標準的歐洲中產男士，開朗健談，愛好高爾夫和帆船。他經營着牆漆生意，家族公司從他父輩就創辦了，至今已經近40年。他對美食有着極高的要求，也特別擅長烹飪，當初在廈門的時候，我就經常聽Sandra叨唸着想吃Ale做的菜。
“Ale特別享受烹飪，他有天賦，我就沒有。”Sandra看着他的背影，滿臉得意地和我說，“所以我也和你一樣，只會吃就好，嘻嘻。”
餐具和酒都擺好之後，Ale從烤箱裡端出了一方盆烤雞腿，金黃微焦的顏色，搭配綠色迷迭香枝，香氣撲鼻。我有點驚訝。Sandra看着我的表情，露出請功一般的笑容，得意地說：“我知道你最喜歡吃雞腿，這是我們今早專門去農場採購的，Ale烹飪了一下午哦，快試試！這次，它們都是你的。”
我心領神會，苦笑了一下。我倆之前一起吃飯時，每次如果吃雞，無論同桌有什麼人，我都會不管不顧地直接把雞腿挑走，原來她一直記着我這個不禮貌的喜好。那一刻，我近期的那些失意之事，隨着這個“雞腿記憶”，都一股腦涌了出來。
我感到異常的喪氣，有點委屈地說：“其實，我最近狀態不是很好。”
“我知道，從你給我發的郵件裡可以看得出來。”Sandra微笑着，看着我說，“無論作品的好壞，被質疑總是很難過的。”
“或許吧。不光是作品，我最近對自己都有些懷疑。”我看着那盆雞腿繼續說，“我覺得自己完全不瞭解自己了，比如這個（翻雞腿），我之前根本沒意識到這是很不禮貌的——我突然發現我人生走過來，這一路上並不太顧及別人。”
Sandra靜靜地聽我說完，拍拍我的肩膀，指着那盆雞腿說：“那現在，你就不用顧及別人了。其實我不覺得真正愛你的人會介意你翻雞腿。相反，我覺得這很有趣，因爲這就是你。不論好壞，都是獨特的。”她又壞笑了一下：“至少你的朋友們都知道你喜歡吃雞腿。”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話和微笑讓我喪氣的心情漸漸緩和下來，我感覺自己彷彿像一個癟掉的氣球在慢慢地充氣。我們半年沒見，那次聊着各自的經歷直到深夜。Sandra這年的中國行非常忙碌，她的《容器》夏季在上海世博會的瑞士館裡展出，朋友們都爲她感到高興。在上海的期間，她碰到了挺多趣事。我聽她娓娓道來。
有件新鮮事是關於“睡衣”的。世博會期間，上海政府爲了城市形象，禁止市民在公共場合穿睡衣。我曾經在上海待過幾年，見識過上海老市民們喜歡穿着套裝的花睡衣上街，這幾乎成了“傳統”，頗有特色。經常去上海的Sandra對這個政策表示非常不理解，她說：“無論穿什麼去公共場合都應該是市民的自由。”她告訴我，他們外國人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反而覺得是城市文化的特色，退一步講，就算穿睡衣上街確實不體面，但誰也沒有權力去幹涉別人的穿衣自由。
其實Sandra從2007年開始就在創作關於“睡衣”主題的觀念攝影，旨在探索個體的精神和外界世界的聯繫。上海世博會期間的這條政策讓她有些哭笑不得，正好同期她在瑞士舉辦的個展上正在展出這個“睡衣”系列。於是她在展覽空間中加了一句話：“迎世博，講文明，禁止穿着睡衣出入公共場合。”這句話用紅色的字寫在了展廳的一面牆上，字旁邊展出的都是她近3年內創作的“睡衣”攝影。
給自己的作品開個玩笑，用詼諧的方式引人思考，這是Sandra創作時常有的“幽默”。
Sandra的睡衣系列。這個系列中有一張，拍攝的是Sandra和她的電腦被一件特製的睡衣相連接在一起，旨在探索她與外在世界的關係。這也是在她所有作品裡我最喜歡的，她應該也是。（上圖來自Sandra的個人作品網站：http://www.sandra-kunz.ch/；下圖來自Sandra的作品集《White Goldfish》）
接下來在我留學的兩三年間，我便經常去Sandra家蹭吃蹭住。
2011年左右，她在法國的米盧斯小鎮上買下了一間帶大院子的大平層，作爲藝術創作的工作室，爲此，她投入了很多精力去裝修和佈置它，樂此不疲。要知道，擁有一間寬敞明亮的工作室幾乎是每個藝術家的理想之一，我一直羨慕得不得了。雖然兩地跨國，但米盧斯和巴塞爾相鄰，工作室離她家只有半個小時車程。裝修好之後，Sandra在瑞士期間，幾乎每天都去工作室創作。
我也成了那裡的常客。特別是碰到阿姆斯特丹陰雨綿綿的時候，我就刷一張廉航機票飛去找Sandra，在她工作室住上幾天，一起聊一下各自創作上和生活裡的問題。晚上喝點本地產的漿果酒，白天在院子裡曬着太陽，睡會兒覺，所有的煩惱都能被米盧斯的陽光蒸發掉。在以後的多年裡，每當提到法國的南方，我就想起陽光和漿果的氣味。
那兩年裡，Sandra依然往返於瑞士和廈門，有了寬敞工作室之後，她創作力也爆棚，持續創作着她的“睡衣”系列的攝影。當時她設計並製作了一系列延長版的“睡衣”，有的是袖子與褲腿相連，有的是可以將兩個人連起來，也有的是將人和他們常用的物連在一起。我也當過她攝影裡的“睡衣”模特。
有一次拍攝的時候，我穿起一件和傢俱相連接的特製“睡衣”，身體不能大幅動彈，每個動作都會被同穿一件“睡衣”的傢俱所制約。那種感覺特別奇妙：肢體似乎有一部分往外延伸了一點點，與外界物體之間產生了直接的物理聯繫，與此同時，那種被狹窄的活動空間所制約的感受勾起了我曾經在上海蝸居的回憶。這些感覺複雜而細膩，人與自己，人與人，以及人與外界世界之間，那些微妙而抽象的聯繫和記憶，通過這些特別的“睡衣”，詩意地貫通了起來。
那一刻，我彷彿感受到了Sandra精神突觸。
配圖來自Sandra個人作品網站
3
2013年春季，我畢業回國，開始爲生活忙碌。而因爲種種原因，Sandra在那年之後再也沒有來過中國。我們再次見面，已經是3年後的夏天，我去歐洲旅行時順道去巴塞爾看她。我們的生活都有了些變化，我剛剛結婚，她的家庭裡也有了新的成員。
我來到熟悉的房子面前，隨着Sandra的開門聲，一條長相兇猛的黃狗衝了出來，個頭很大，站起來幾乎到我的腰，興奮地在我身旁穿梭。我估摸着它應該就是Sandra在郵件裡經常向我提起的新“家人”。果然，Sandra熱情地介紹：“這就是Sancerre，它看到你很高興！”然後她俯身一邊摸着狗的腦袋，一邊溫柔地和它用德語說了什麼，狗就跑回了屋，爲我和我的行李讓開了道。
Sancerre的德語發音很像英文的“香腸”，我之後也一直這樣叫它，Sandra覺得有趣，也懶得糾正我。“香腸”是一隻被遺棄在高速公路上的西班牙賽犬，幾個月前被Sandra通過救助網站領養——西班牙現在還保留着賽犬的傳統，這是Sandra非常抵制的事物之一。大多數賽犬在兩週歲後，體能就過了巔峰狀態，職業生涯也結束了。這些無法再帶來利潤的狗會被賽犬公司成批地處理掉，出售、贈送、遺棄或者別的，我們不得而知。“香腸”的尾巴也被人爲地剪斷過，據說是爲了提高它的奔跑速度。
經歷過這些，“香腸”的心理創傷並不小。爲了使它恢復對人的信任，Sandra可花了不少心血。
躺在Sandra工作室地板上的“香腸”。（作者供圖）
我拜訪的第二天，她迫不及待地想讓我見見另一個新家庭成員：她的馬。在Sandra之前發來的照片和視頻裡，我看過它多次：一匹通體黑色的美人，Sandra騎在它背上的時候，簡直跟它渾然一體。我很遺憾已經忘記了這匹馬的名字，畢竟我只見過它一面。
Sandra驅車帶我去了她租的室內馬場，距離她家約半個小時車程。那裡很大很空曠，地面都是泥和草，並不比外面乾淨，中間有幾個小面積的圍欄，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其中一個圍欄裡的黑馬，那是Sandra的馬。
車麻利地停在了草垛邊上，Sandra從後座拎出一袋削過皮的小胡蘿蔔，塞到我懷裡，神秘地說：“這個交給你保管，這可是好東西。”然後，她轉身走到了木屋角落，拉開了一個隔間的門，鑽了進去。
我抱着那袋胡蘿蔔，四處打量着，Sandra一會兒就從工具間裡走了出來，她已經換上了工裝和圍裙，手裡拿着一堆刷子，腳步輕盈歡快，眼睛都在笑，彷彿即將登臺表演。我跟着她一起走到圍欄前，她撥開栓扣走進去，伸手摸着黑馬的臉和脖子，用德語對着它說些什麼，口氣極其溫柔，如同哄孩子。
我離着1米左右，並不敢上前去摸它。
哄了馬一會兒，Sandra把它牽出圍欄外面站定，端來一個小摺疊梯子放在馬邊上，站了上去，一邊爲馬做清潔，一邊和我聊着天。馬場有日常的管理人員，但是隻負責餵馬和清除糞便，其他的不管。木屋外面圍起來的露天大圈是用來遛馬和騎馬的。如果騎馬離開圈地範圍，走上公共道路的話，則需要特殊的騎手執照，Sandra正準備拿下這個證。
她每週會來馬場兩三次，要做的事還不少，特別是給馬做身體清潔，程序很是繁瑣，整個過程差不多要兩小時。我幫不上什麼忙，站在一旁看着Sandra動作熟練地圍着馬上下忙碌，挺感慨的：養匹馬居然這麼麻煩，這和電視上看到的真不太一樣。
“這馬可比養20只貓還麻煩。”我調侃她，算算路程，再加上遛馬和騎馬的時間，每次來馬場就要一整天，每週3次，“我現在能理解你爲什麼最近總說很忙了。”
“確實，還要算上Sancerre呢。”Sandra笑着，繼續着手上的動作——可不是嘛，她花在“香腸”身上的精力一點都不比馬少。
“那創作和展覽的時間怎麼辦？”我問。
“稍等一下。”Sandra示意我等會兒再聊，因爲她工作已經進行到了清理馬掌的階段，需要費些力氣了。四隻馬蹄都弄好之後，Sandra站起來，揉了揉腰，滿意地拍拍馬背，回答我剛纔的問題：“是呀，這確實是我目前要面對的問題，下半年可能還有幾個展覽，我有點頭疼。”
“今年年初收到你個展的邀請函時，我有事沒能來，很可惜。那次展況怎麼樣？從你發給我的圖片上看，感覺很不錯。”我問道。
Sandra的作品集《White Goldfish》（作者供圖）
“挺好的。在巴塞爾的LICHT FELD畫廊，空間很不錯，主要展出我這幾年創作的攝影，很多你知道的。近期我要出版一本作品集了，叫《White Goldfish》，整理了一下我這些年的東西和想法……”Sandra邊收拾工具，邊和我聊起了那次展覽的情況，還有期間她碰到的有趣的和麻煩的事情——時間過得真快，她上一次的個展還是在中國重慶，一晃3年過去了。
“白金魚？”我反應過來，“這好像也是你在重慶的個展名？”
《白金魚》這個名字源自她曾經在上海住過的一家廉價旅館，旅館接待處的魚缸裡有一條白色的金魚。她很少看到金魚是這個顏色的，感覺很好奇。店主告訴她，這隻白金魚以前是紅色的，換了一個魚缸之後就變白了，可能是因爲水質變化，也可能是因爲它到了陌生的缸中，儘量想讓自己變透明些。
“是的，這本作品集我也想叫做《白金魚》，裡面大部分收錄的是我往返中國的那些年裡創作的東西。”Sandra回答，“我一直很喜歡這個故事，一隻紅色的金魚跳進了另一個水缸，變白了。”
東西收拾好以後，她拍拍手上的灰，向我走近了一點，看着我的眼睛，說：“晶，其實最近我一直在想，關於藝術創作這塊，我覺得我該捨棄一些東西了。”
我回望着她，她繼續說：“你是知道的，那些年，我花了很多精力在那些在創作之外的麻煩事上，這讓我感到不開心。”
停頓了一下，Sandra轉過身，邊給馬套上繮繩，邊說：“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很浪費。”
我的確是知道，因爲我也是這樣的。作爲一個青年藝術家，我也常煩惱於那些創作之外的事情，比如寫申請、做提案、辦展覽，以及社交和經營人脈。藝術圈的資源一直很有限，即使是已經有了很多不錯的作品和展出經歷的藝術家，依然要艱難地找尋各種機會。我知道她曾經爲了爭取到基金、場地和項目，付出了很多的精力，甚至有時會倒貼錢。而她資歷已經很棒了，但即使有着這樣漂亮的履歷，面對現實時依然不容易。或許，藝術家的生活從來都不太容易。
“搞定了！現在我要出去遛它，一起來吧。”繮繩套好後，Sandra轉身招呼我，牽着馬慢慢走在前面。我一直揣着的小胡蘿蔔原來是馬的下午茶，Sandra拿過來，邊走邊餵它，時不時自己也嚼兩口。
我們來到室外的馬場，她正了正馬鞍，蹬鞍上馬。坐穩之後，她俯身對我說：“晶，我可能近幾年都不能去廈門常住了。我需要一些時間自我整理一下，包括生活，包括創作，還包括我的身體狀態。你知道嗎，我突然意識到，我的狗和馬帶給我的快樂，比我在藝術圈功成名就的快樂要多得多。或許，現在的你不理解，你還年輕。”
我擡頭望着馬上的她，她身後的陽光讓我有點睜不開眼睛。我忘記當時怎麼回答她的了。
“並且，你瞧，Sancerre離不開我，我的馬也需要人照顧。”說到兩隻動物時，Sandra臉上的笑容變得特別柔軟。
Sandra牽着繩讓馬保持在原地，繼續說：“現在我忙得根本離不開，Ale最開心了，之前每年我離開好幾個月，他可鬱悶了。”提到她先生，Sandra的聲音馬上變得俏皮起來，我倆都樂了。
說完，她騎馬走遠，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在馬上晃動的背影。我當時確實並不能完全理解她，但是我能直觀地感受到，她比以前更快樂，更放鬆，甚至更年輕了，時間似乎在她身上停住了。
當時我拍了很多她騎馬的照片，身影矯健挺拔，烏黑的長卷發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Sandra在馬場，圖中左邊是她的黑馬。（作者供圖）
4
2017年的夏季，我又去巴塞爾看望她。“香腸”的精神狀態已經基本恢復了，特別好動，天天跟在Sandra和Ale屁股後面，非常黏人。Sandra專門去讀了個與動物交流的學位，還爲她的馬換了一個位於法國境內的馬場，比之前那個環境好很多。
Ale依然熱衷研究美食，我的來訪讓他有了發揮的機會。那次，他一邊烹飪一邊感慨，Sandra這一兩年變得比以前開心和放鬆，非常享受創作和生活。他說：“Sandra像一朵正在綻放的花。”我由衷地爲她開心。
然而，就在我這次拜訪的1個月之後，Sandra出事了。她在騎馬時意外墜落，後頸撞到了圍欄上，脊椎斷了3節，緊急調用了直升機將她送往醫院搶救，才保住了性命。
當我知道這個壞消息時，已經是冬季了，她纔剛剛度過危險期。我們通了個電話，沒說兩句，我就忍不住哭了起來。等我平靜下來後，Sandra柔和的聲音在電話那頭響起：“你放心，我一定會好起來的，我還要繼續騎我的馬呢。你是知道的，我可花了好一番功夫纔得到了它的信任。”聽到這句，我回想起那匹傲嬌的黑馬曾經對她甩臉色的場景，破涕而笑。
接下去的日子裡，Sandra開始接受密集的康復治療。每次與她通話時，她的語氣如常，很輕鬆地聊着家常和她的治療情況，輕鬆得彷彿只是摔了一跤。漸漸地，大家都平靜了下來，所有人都覺得她肯定會康復的。Sandra的身體確實一直有所好轉，即使非常的緩慢，但有希望總是讓人歡欣鼓舞。
約在事故發生的半年後，我收到了Sandra發來的一段小視頻，是她在藉助一臺康復儀器“走路”。那儀器很大，像個蛋形太空艙，她被吊在“蛋”中間，身上架着支架和金屬線，騰空着，緩緩地滑動綁滿輔助器械的雙腿，挺像太空漫步。晃動的鏡頭下，Sandra“走”得氣喘吁吁，如同跑馬拉松。視頻結尾時，我看到她對着鏡頭笑了，俏皮地眨了眨眼，彷彿在對我說：“看，我可以‘走路’了——”
直到那時，我們都充滿希望，可是沒想到這個希望開始慢慢萎縮了。
在事故後的第二年，Sandra的康復突然變得停滯不前，身體狀態開始出現倒退。曾經在康復狀態最好的時候，她可以扶着支撐物走幾步，但後來卻無法坐立起來了。她和Ale試了很多新的治療方式，都擋不住她身體惡化的速度。從那以後，Sandra開始變得沉默，我發給她的信息會顯示“已讀”，但大多都收不到回覆。後來，我才知道，那會兒她病情已經漸漸惡化到上半身，她的手指開始逐漸失去知覺，拿不住手機，更不能打字了。
漸漸地，我習慣了手機那頭的沉默，時常發點我的近況和問候給她。想和她通話的時候，我會打電話給Ale，然後轉給她接聽。電話那頭，她的聲音並沒有什麼變化，依舊如常。當我問到她的身體近況時，她常常會平靜地說：“變得更差了。”每當我聽到這裡，總是迫不及待地告訴她，肯定會好起來的。但是我每次說完之後，常會陷入長久的無言。我很難想象，每次在電話中的她是懷着怎樣的心情，平靜地回答我“getting worse（變得更差了）”，很平靜，就像在說天氣的變化。
再後來，我不再對她說“How are you（你好嗎）”這樣的慣例性開場白，我不知道我能期待得到怎樣的回答。
我開始思考一些問題，比如：當面對一個似乎不會變好的結局，如何聊天才是正確的方式？該如何安慰對方？要繞開話題比較好，還是直面現實更妥帖？如果“希望”這個詞連我自己都不信的時候，還可以作爲善意的安慰說給他人聽嗎……我曾經問過自己，如果我是她，我會用什麼方式去面對以後的人生？直到很久之後，我都沒有想明白。
但是，Sandra已經給出了她的答案。
又過了一年，2019年夏季，我飛去瑞士看望Sandra。那是她墜馬後我們第一次相見，現在回想，也是我們最後的見面。
那次拜訪，我住了3天，但和Sandra相處的時間加起來卻不到1小時。因爲各種密集治療的安排，也因爲她的精力有限，所以每天能留給我探視的時間只有20分鐘左右。
Sandra在幾個月前從醫院搬回了家裡。她家的小樓被改造了一番，原本一層的書房和客房改造成了她的治療室和臥室。Ale將我安排在了小鎮的酒店裡，因爲他們家已經沒有房間給我住了。我安頓下來後，沿着熟悉的街道走到了Sandra家門口，進了大門，看見一張輪椅放在我以前常睡的那間客房門外。我等了一會兒，Ale和理療師從房間走出來，示意我可以進去探視了。
進屋前，我調整了一下表情，儘量讓自己放鬆。屋裡的佈局完全變了，原本的書櫃和傢俱都不見了，取代它們的是一些儀器和一張醫用單人牀，Sandra正躺在牀上，側着頭望着我，臉上是熟悉的笑容，手指上塗着黑色的指甲油——那是她最喜歡的顏色。
我走上前俯下身去擁抱她，抱了很久。那一刻我感覺心臟停了好幾拍，她的身體情況比我想象的還要糟。我之前一直下意識地在交談中將“癱瘓”這個詞避開，但現實此刻就擺在眼前：她胸部以下已經沒有知覺，右手也逐漸喪失機能，只有左手還能費力地擡起來一下。在這個漫長的擁抱裡，我感覺她的手擡起了一下，似乎想回抱我，但最終又落了回去。
結束了擁抱，我站起身來，在牀邊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她，突然不知道該說什麼，那些曾經反覆設想的見面場景和問候都變空白了。我估計，當時我糾結的表情一定非常滑稽。
“你一點都沒有變，還是那麼漂亮。”我這句話衝口而出，不是提前想好的安慰語，而是當時的真心話。她瘦了很多，但模樣並沒很大變化，頭髮依然是齊腰的長度，散在枕頭兩邊，劉海帶着微卷，俏皮地搭在額上，脣上塗着鮮豔口紅，和12年前第一次見到她時一樣的鮮豔。
“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親愛的。但是我覺得這兩年裡，我老了很多，你看，我頭髮都發白了。挺想去染一下的，但是醫生說最好不要。”她的左手僵硬地擡了一下，可能想去拂一下頭髮，“很高興你能來看我，可惜這次我們不能一起去玩了。”
我注意到了她頭頂確實多出了很多白髮，眼睛開始有點脹。我指甲暗暗地掐着掌心，心裡的聲音在對自己狂喊：忍住忍住，千萬不要哭！
“給我看看你可愛的女兒吧。她今年快3歲了吧？讓我看看你‘最好的作品’進展得如何。”她笑着說，調皮地挑了一下眉頭。聽到這句話，一段回憶跳躍出來：上次見面時，我曾經指着我未滿週歲的女兒的照片，對她得意說：“我的所有作品裡最好的就是這件了。”當時她挖苦我說：“那你還是最終同意博伊斯的觀點了？或者，同意了一半？”（博伊斯曾經說過：人人都是藝術家。對此，之前我一直持批判態度，還曾和Sandra爭論過這句話裡“藝術家”的語境有問題。）
我倆默契地對視一笑，剛剛有點低沉的氛圍瞬間消散了。我將手機舉在她視線上方，滑動着屏幕，給她看我女兒的照片和視頻。第一天的見面，就在家常閒聊裡度過了。
第二天見她時，我稍微調整好了情緒，問到了她的治療情況。她娓娓道來這段時間所經歷的、所嘗試過各種手術和康復治療，有些名詞我幾乎都沒聽說過。她中途換過好幾家醫院，在康復狀態停滯不前之後，就轉成居家治療，理療師和護工每天上門。
“回家挺好的，我現在天天能吃到Ale做的飯，醫院的飯真的很難吃。”她說。講述這些經歷的時候，她非常平靜，彷彿在說別人的事情。
“下個月，有一個新的治療方案，我準備試一下，希望可以起效。如果還是沒作用的話，我可能會考慮結束這一切，也節省一下社會資源。”她說完最後一句時，還笑了笑，但我卻驚到了。
“結束？”我愣了，看着她，沒有反應過來。
“是的，晶，就是結束。”她鄭重地看着我，目光灼灼，聲音變得緩慢而鄭重，“我每天，每時，都在感覺我的身體，感覺到它的每個部分在漸漸死去。而更可怕的是，我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這對我而言太殘酷了，我不想過這樣的生活。”
我終於聽懂了。這個信息如過電般劈麻了我，我曾經設想的所有關於Sandra的未來裡，並沒有這個選項，這讓我手足無措，甚至讓我產生了應激反應：那瞬間，我如同被打了雞血，開始激動地勸阻她。想讓她趕緊放棄這個念頭，是我當時唯一的想法。
我搬出了一堆身殘志堅的例子，連霍金都被我拽了出來，慌不擇言。說着說着，我甚至開始生氣，不知道這個憤怒從何而起，也沒有去思考這憤怒的火苗會不會傷害到她。我本能地覺得，她的情況還不是最糟的，有很多比她情況更糟的人依然在盡力地活下去，那爲什麼她不行？
她沒有和我辯駁，只是靜靜地聽着我那些語無倫次的話，視線不再望着我，轉向了頭頂上方的天花板。片刻後，理療師敲門聲打斷了我——今天的探視時間結束了。理療師走到了牀前，示意我騰開位置。我被迫站了起來，往後退幾步，還想說些什麼。在那瞬間，我恍惚看到我和她之間出現了一條寬闊的河流，她平靜的聲音從河對岸傳來：“你說的這些，我都明白。但是，這並不是我想過的生活。”
我默默地退到了房間外面，看到Ale站在門口。他看到我走出來，聳聳肩，微笑地指了一下趴在地上的“香腸”，問我願不願意和他一起出去遛它。我還在激動的餘震裡，有些恍惚，轉身望了望背後的房門，又低頭看了看狗——它正用期待的眼神盯着我——最終，我不再說什麼，跟了出去。
那是傍晚時分，巴塞爾夏末的空氣是透明的，被它包裹的所有景色都清亮明豔。我跟Ale一前一後走在斑駁的樹蔭下，道路兩邊佈滿藍莓灌木，兩米多高的向日葵低着巨大的腦袋，看着我們經過。“香腸”依然活潑好動，在我們前面衝出去很遠，消失在小徑的拐彎處，片刻間，又飛快地奔跑回來，就這樣反反覆覆。
我們各懷心事，沉默地走了大約有幾分鐘。Ale回頭看了我幾次，放慢了腳步，和我並排走。
“很難過，對嗎？我理解。我們大家都非常難過。但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發生了就只能去接受它。”他說着，拍拍我的肩，又拾起一根木棍丟向遠處，“香腸”也同時興奮地衝了出去。
又走了一會兒，我漸漸平復了下來，開始和Ale聊天。我問到了那匹馬。Ale告訴我，它還在，一直寄養在馬場裡，僱了人照料它。
“最近，很多朋友都勸我把它賣掉。”他說着，同時搖搖頭笑了，“我不會那樣做的，那是Sandra的希望，我怎麼可能賣掉她的希望呢？”
“而且，這不是它的錯，我和Sandra都不怪它。”他加了一句。
狗帶着我們往它熟悉的方向繼續走着。我還是忍不住問到了Sandra的康復可能性。Ale說：“我們已經試過了所有聽過的、看過的、朋友推薦的，所有的方法，只要有可能，我們都去試了。”他突然停了下來，回頭轉向我，認真地問：“已經兩年過去了。現在，你知道我現在唯一的願望是什麼嗎？”
我也站住了，看着他已經發紅的眼睛，等他的下半句。
片刻，他說：“只要Sandra能坐得起來，那就是上帝給我最大的禮物。只要能康復到這個程度，我們的生活還能和之前一樣。我可以帶着她去旅行，廈門，威尼斯，哪裡都可以去，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
我沉默了，腦子的畫面一下子爆了出來：我們相識，一起去旅行，我看着她新的藝術工作室建好，新的展覽開幕，新領養了一條狗，擁有了屬於她自己的馬……這一切的回憶，在此刻突然又騰空而起，漫天叫囂。
Sandra是怎麼面對這一切的戛然而止？這個我思考了很久卻依然沒有確切答案的問題，隨着這些記憶一起砸向我。剛剛勸阻Sandra時的激動情緒又衝上了腦門，撞得我搖搖欲墜。
結束遛狗散步之後，我沒吃晚飯直接返回了酒店。當天晚上開始生病，可能是感冒吧，只記得頭非常非常痛，痛到無法思考。隔天早上，也是我看望Sandra的最後一天，我依然頭痛得根本起不來牀，直到中午纔去和她道別。
那真是一次詭異的道別，也一直是我的遺憾。
我走到Sandra牀邊，搬着椅子坐下。她剛剛做完一整個上午的理療，看上去很疲憊。簡單幾句之後，我們兩人同時陷入了沉默。我看着躺着的她的側臉，而她看着天花板。就那樣沉默着，都沒有說話，十幾分的沉默，或者更短些，只聽見我們的呼吸聲，還有窗外的陽光在嗡嗡作響。
直到Ale敲敲門，示意我去機場的時間到了，這段詭異的沉默才結束。我臨走前還是沒能說出什麼，只是俯下身緊緊地擁抱着她，放聲大哭。她渾身顫抖了起來，用還能擡起的左手捂着臉，哭聲從指縫中瀉出，指甲油有些剝落了。
那是留在我記憶中她最後的樣子。
那次離開後，我結結實實地病了一場，一直頭痛和失眠，很久才恢復。之後，我繼續之前的溝通方式，時常給Sandra發個消息，更新一下我的近況，依然是顯示已讀，但是收不到回覆。我心裡一直懸着，能看到信息顯示“已讀”，也是一種安慰。
2020年4月，也是歐洲疫情的嚴重的時候，我發了個消息給她：明年疫情如果好轉，我想帶我女兒去看望你，希望你可以等着我們。
沒想到這條信息有了回覆。一句簡單的：“好的，很期待你們過來。”看着手機屏幕，我的心瞬間安穩了很多，我很開心或許她已經放棄了那個念頭，或者至少會多一年再說。
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那時，她已經向政府提交了安樂死的申請，日期就定在了兩個月後。
5
6月10日，接到師兄電話的那個晚上，我徹夜失眠，我知道我該做些什麼，但是什麼都沒做，只是坐在黑暗裡發呆。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我選擇照常地去工作。那時的我本能地只是想拖着，想回避。那個我不願意接受的事實一直懸在空中盯着我，但我拒絕擡頭去看它。
到了下午，我的手機響起了whatsApp特有的彈跳音：有新消息來了。聽到的瞬間，我渾身的毛孔猛地張開了，我知道，那肯定是Sandra的發來消息！那個懸在空中的事實向我砸下來，還有那些飄蕩的希望和無用的膽怯，都一起摔落在了地上。
這是幾段語音消息，昨晚就發出來了，因爲延遲，現在才收到。語音裡，她的聲音有點虛弱，但依然清晰而平靜，娓娓轉訴了一段源自電影《The Farewell》的情節，那是一個關於告別的幽默故事，和昨天說給師兄的故事一樣。在故事的最後，她說：“晶，我還是決定結束這一切了。現在，我唯一想讓你知道的是，我是多麼地想念你和愛你。再見。”
我反反覆覆聽了很多遍，手機開開關關，屏幕亮了又暗。去年最後那次見面所帶來的懊悔一直在折磨着我，我恨自己當時的表現。當時她需要的不是安慰與勸阻，而是對她的選擇的理解，但是我卻沒有站在她那邊。我沒有在如此有限的相處時間裡，去認真地聽聽她對於自己未來的想法，即使這個未來是死亡。
我知道，這是我最後的機會了。在躊躇很久之後，我深吸幾口氣之後，回撥電話過去，她馬上就接通了，似乎在等着我。
聽到電話那邊她的聲音傳來，我的手已經抖得快握不住手機了。勇敢點！我在心裡對自己說，然後，盡力用最平穩最清楚的聲音，說出了我早已在腦中構想了無數遍的話：
“親愛的Sandra，無論你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我都支持你。我很幸運可以成爲你的朋友，希望下輩子你還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的哭聲同時在電話兩邊響起。我終於說了出來，在這最後一通電話裡。
“還有，我非常感激你可以給我這個與你道別的機會。我很榮幸能對你親口說聲再見，謝謝你！”說出口的那一刻，我真正地明白了，一次鄭重的道別是多麼重要，對於要離去的人，以及依然留在原地的我們。
當天晚上，也是Sandra離開的時候。我找出了她最後在語音裡提到的《The Farewell》，關上所有的燈，坐在黑暗中看。
一天後，我與Ale通了電話。他告訴我，Sandra走得很安然：11號那天，Sandra換上了黑色禮服，戴上她最喜歡的首飾，盛裝打扮。等警察和牧師到場以後，Sandra喝下一杯沒有味道的藥水，靠在Ale的懷裡安靜地睡去，沒有任何痛苦。他們的親友們安靜地在屋外陪着她。然後，Sandra的遺體被放在一艘滿是鮮花的小木船上，漂浮在家鄉的湖面上。船伕一邊擺渡，一邊唱着送亡魂的詩歌。親友們在岸邊一起祈禱，一直持續到日落。
因爲疫情，這些我沒法親自看到。我想起她曾經說過：“不知道死的時候還漂不漂亮。”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3周後，在廈門的我收到了Sandra發出的道別卡片，是她在離世之前發出的。卡片正面印的是她那張關於“睡衣”的攝影作品：她和兩個電腦穿着一件特製睡衣，我最喜歡的那張；背面寫着她的生日和忌日，以及用英語、德語和瑞士德語寫的：“再見”。
作者：金晶
編輯：唐糖
題圖：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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