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巴黎，心向月亮
英國人奧斯卡·王爾德說，所有的好美國人死後都會去巴黎；他自己卻也真地像好美國人一樣死在了那裡。而美國人亨利·詹姆斯說，美國人非常容易認爲巴黎是一座天堂城市，如果不是，至少也可以在那裡買到通往天堂的火車票。一代又一代的美國報紙和雜誌都把最好的作家派往巴黎，當巴黎的光照在咖啡上的時候，他們重新發現了作爲作家的自己。
8歲時，此書作者、我喜愛的《紐約客》資深散文家亞當·戈普尼克的母親找到了一個——在法航駐費城辦事處——用硬紙板做的真人大小的法國警察三維剪紙圖像，他穿着藍色制服，頭戴紅色軍帽，身披藍色斗篷，留着法式八字鬍，面帶微笑。孩子們給警察起了個名字：皮埃爾。皮埃爾和“甲克蟲樂隊”招貼一起守護着孩子們的房間，直到一個夏天的夜晚，年輕的大學教授父母覺得皮埃爾太舊了，必須離開家庭。“我哭了一個晚上，皮埃爾呆在外面的垃圾箱裡，早晨他就會不見了。我想也許皮埃爾被派去代表法國生活比較黑暗的一面了，它們總是需要被代表的。”40年後，他成了《紐約客》駐巴黎作家。回憶起那天晚上，巴黎人的情感開始在他的身上起作用了，“事情總是在變化，而我們對這種變化無能爲力。”
1995年，戈普尼克和妻子從紐約來到巴黎，一住5年，靠向《紐約客》和其他報紙賣文爲生。或許因爲貧窮，貧窮在巴黎，他開始格外講究文體。他在里茲飯店游泳，給5歲兒子和兒子的5歲小情人買熱巧克力和蛋糕，爲即將到來的賬單心驚膽戰。巴黎再也不是20世紀初世界的中心了，陳舊、緩慢的公共服務系統，很久沒有革新過的法國教育體制，所有的一切都被從生活裡移走，放在了檔案櫃裡。就連最好的廚師也說，美食中心轉移到了倫敦與舊金山，巴黎的菜餚“沉重、鬆垮，並且缺乏想象”，已經是世界上最差的菜餚之一。法國模式失敗了；英美模式得到了勝利，這一現實令人遺憾，卻不斷被提及。
咖啡館、小酒館、公園、托盤上的檸檬、光照在事物上的樣子，還有Albert Lamorisse電影裡那隻寂寞的紅氣球，巴黎曾經擁有最美麗的平凡文明。現在巴黎沒落了，但隱秘細小的歡樂無處不在。糕餅店的格拉頓夫人仔細地爲4歲的盧克把巧克力糖餅包成金字塔形狀，並在頂上繫上一根絲帶，小商店中的法國文華令人心存感激。找公寓是另一種歡樂。Gopnik發現巴黎的公寓可分爲三類：糟糕得沒有人想住的公寓，需要好好規劃讓它發揮作用的有意思的公寓，以及有着悠久隱秘歷史的好公寓。“這一個是一個美國人的，她含着眼淚提出的條件是我們要買下她和她已經分手的情人在快樂日子裡挑選的煮咖啡機；那一套是一個改變了性取向的哲學家住的，現在可以出租，有一個附帶條件，如果他的性取向又變回來了，他會再需要這套公寓。”
一輛通宵旅行火車正從巴黎的右岸向月亮駛去，火車在黃昏時分出發，上面載滿了等車等得筋疲力盡的巴黎孩子。這幅版畫多麼超現實地逼近了巴黎的現實。巴黎，這座通往月亮的城市，從波德萊爾到本雅明，從海明威到亨利·米勒，再到現在的戈普尼克，一段怎樣的旅程。花都老去，明月依舊，許多新鮮跳躍着的夢與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