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從國軍到共軍──東北挺進軍的命運(徐全)
東北挺進軍忠烈祠。(圖文:徐全提供)
中國陝西省的府谷縣哈拉寨,有一座於民國33年(1944年)爲國軍的東北挺進軍建造的忠烈祠,附有紀念碑。這座建築別緻的蒙古造型風格以及斑駁的房瓦,都在記錄着東北挺進軍的歷史以及衆多歷史人物命運的滄桑和不易。
蒙古風的國軍祭悼
東北挺進軍主要由騎兵組成,先後主要下轄騎兵第六師、新編騎兵第三師、新編騎兵第五師、新編騎兵第六師(下轄暫編騎兵第一旅、暫編騎兵第二旅、暫編騎兵第三旅)等部隊。部隊長爲馬占山。爲緬懷多年作戰陣亡之將士,在馬占山主導下,於1942年起在哈拉寨修建忠烈祠及陣亡將士紀念塔。馬占山親筆爲紀念塔題寫「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字樣;塔身背面爲馬占山題寫之「還我河山」。
忠烈祠主體建築融匯蒙漢風格。其頂部爲蒙古族的圓頂穹蓋,頂部四周則爲漢族建築之挑角。建築兩側石壁分別是彩繪之世界地圖和中華民國全圖。地圖上方爲青天白日徽,不過目前該徽章已被鑿除。「忠烈祠」3字刻於正中門洞中。祠內供奉諸多陣亡將士之牌位。
忠烈祠附近有八角造型的拜碑亭,內有石碑一座。傅作義題寫「浩氣長存」;鄧寶珊題寫「碧血有痕留戰壘,青山無語拜碑亭」;紀念塔有聯語,乃慕新亞、郭鼎文、王鼎三撰寫,其內容爲「颯爽英姿鐵馬金戈一夢,崢嶸片石透風塞月千秋」。石碑碑文由馬占山撰寫,記載忠烈祠及紀念塔建造緣起,全文如下:
抗日軍興以來,我國軍死事者多矣。忠烈祠之建設,所以妥忠魂,勵士氣,典至重也。而往事念來,看茲向又後死之責也,爰徇袍澤之請,奮筆而爲之,書曰:
哈拉寨之有忠烈祠,用以祀告東北挺進軍死事者之將士也,溯自九一八事變起,餘在黑省既與倭寇作殊死戰,迨七七事變,又奉命編組本軍於大同,未幾而冀察而相繼淪陷,倭寇長驅西犯,進略綏遠,本軍諸將士在綏輾轉防守,鏖戰兼旬,寇勢雖挫,然其援軍續至,衆寡懸殊,故退守五原、臨河,此抗戰初年事也,次年復奉命警衛伊盟兼守河防,伊盟者,本蒙族遊牧地,而在戰略上我西北之屏蔽也,倭寇蓄謀已久,間諜充斥,操縱甚亟,本軍行抵東勝,乃先伐其謀,擒其渠魁,倭寇氣奪蒙族之反側者以安,遂進駐哈拉寨,迄於今且六年矣,綜計此六年中,其始也,寇焰方張,迭陷我偏關、河曲、保德、府谷各縣,神木、榆林莫不震驚,在此艱危之際,本軍乃浴血苦戰,縱橫馳騁於託縣、薩縣、武川、涼城、關河口之間,大小不下數十戰,率襲其要害,攻所必救,卒使倭寇不能立足,將其侵陝部隊撤援託薩,所陷各縣次第收復,而本軍諸將士之爲壯烈犧牲者亦衆矣,抑尤以武川黃油乾子一役爲尤慘,師長劉桂五殉國,即今之端然列祀者也,是豈餘之德薄能鮮,所可感召哉,蓋自先總理以大無畏之精神訓練中國革命軍,而所謂不成功即成仁者,天經地義久已如然於每一軍人之心目,今總裁蔣秉承之,益爲發揚光大,殺敵至果,義無反顧。固不獨本軍將士有此表見也,獨念本軍諸將士年來從予,於沙漠之際歷盡艱辛,完成責任,雖無赫赫顯著之功,然用兵之道固有牽一髮而動全身者,瞏使艱危之際,本軍諸將士而不能奮死決鬥,所陷各縣未必能復,伊盟七旗未必能保,藩籬盡撤且將影響於西北全局,而重爲我最高統帥宵旰之憂矣,然諸將士誠不爲徒死也,祠而祀之,固宜祠在哈拉寨西山之麓鑿石爲屋,鳩工庇材,董其事者爲本軍王總參議鼎三,並由奇司令文英及地紳商贊助,祠左崗上建有本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祠畔置田十餘畝,以供歲祀,委託地方育嬰堂保管之,例得附書。
東北挺進軍總司令兼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吉日立
勝利還鄉受挫
對日抗戰勝利後,國軍向東北地區進軍。馬占山率領東北挺進軍向綏遠軍事重鎮張家口進發。由於經歷了抗戰的淬鍊,東北挺進軍的戰力較爲強大,這在當時的國軍部隊地方派系中較爲突出。進軍張家口過程中,東北挺進軍一度對中共軍隊造成威脅,使其不能阻擊國軍行進。但由於未能一鼓作氣,中共冀察軍區最終集結兩個旅的兵力,擊敗東北挺進軍,使得該國軍部隊未能返回故土,而是退回山西大同一帶。
1946年7月到9月,國民政府與中共的談判仍在繼續,但爲了扭轉戰場形勢,中共發動大同集寧戰役,試圖奪取大同。東北挺進軍死守大同,對中共的進攻造成了極大打擊,最終贏得了戰役的勝利,成功守衛大同。後,國軍開始全國整編,東北挺進軍番號不再,但建制仍存,參加了平津會戰。最終伴隨國軍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向中共投誠,東北挺進軍遺脈消失在了國軍的歷史長河中。
祠與人的滄桑
東北挺進軍的後期指揮官、曾參與建造哈拉寨忠烈祠的慕新亞,是滿洲正白旗人,東北講武堂第十期畢業,後成爲東北軍軍官。慕新亞的學長、東北講武堂第九期的著名作家蕭軍,與慕新亞私交甚篤。只不過,蕭軍後來成爲由魯迅發起成立的親中共文學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但慕新亞與蕭軍二人的友誼卻經歷了時代考驗。1931念安918事變後,慕新亞一面加入了日本扶植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一面又與國軍保持緊密聯絡,在1938年4月,慕新亞率部正式投奔國軍,加入東北挺進軍從事抗戰。
據資料顯示,傅作義向中共投誠後,慕新亞在1950年年中被秘密逮捕,直到1953年才被釋放,自此生活無所依靠。此時的慕新亞再次與蕭軍攜手相伴。經歷了延安整風時爲王實味辯護而遭批判、作品被禁,以及政治運動的迫害,蕭軍與過往的人生性格已經大不相同。慕新亞與蕭軍二人共同學習正骨推拿,還共同開辦學習班。慕新亞很多的病人也因爲蕭軍的緣故,而來自於文學戲劇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慕新亞的妻子被打死,家中被抄。文革結束後一度擔任北京西城區的對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1981年去世。
與這座紀念碑、忠烈祠相關的另一個人物是鄧寶珊,他是陝西陸軍體系的重要將領,曾擔任國軍的華北剿總副司令。中共建政後,鄧寶珊被安置在原籍的西北地區甘肅,擔任過中共的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文革爆發後,鄧寶珊受到衝擊。1966年11月,由北京來到甘肅的紅衛兵衝入鄧寶珊家中,搜出鄧珍藏的中正劍,並以此作爲「反革命罪證」,對等進行批鬥和羞辱。鄧的身心受到巨大傷害。1968年11月,被接到北京的鄧寶珊,吞服鴉片自殺。1979年,中共方面爲鄧寶珊「平反」。
至於這座具有濃郁蒙古風格的東北挺進軍忠烈祠和紀念碑,則在1949年後遭到破壞,忠烈祠內牌位變得殘缺不全;而留有多爲軍政要員題字的紀念塔則是完全被毀。中國改革開放後,當地官方建立一座新的「東北挺進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
(作者爲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