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蔣介石安內攘外的貢獻──蔣毛功過蓋棺難定之4（蔣世安）

蔣宋美齡、蔣介石（蔣中正）與史迪威將軍。（美聯社）

中國近代以來，內戰不息，致召外侮，似成定律。軍閥割據時期的混戰，中國幾遭瓜分與共管。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原大戰後，而有九一八事變之大國難。軍閥之內戰，兵與槍爲其命脈，權利與地盤爲其爭奪的目標。對於國家民族，有害而無益，甚至可謂禍國殃民。

縱是內戰禍首之一的奉軍首領張作霖，亦視內戰爲不光榮之事。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晤張於天津，對其推倒曹錕、吳佩孚之功，表示賀忱之意時，張直率而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麼大驚小怪！更談不上可喜可賀。」場面一度爲之尷尬。至於國共內戰，是否可作如是觀？此爲值得思考之問題。

國共前後兩次內戰，學界曾有不同的評價，前次十年剿共內戰，蔣行安內攘外之策，頗有不以爲然者，認爲國難當頭，槍桿對內，鎮壓異已，有違國家民族利益。但由於此策對中國之統一與抗戰之準備，成效卓着，故亦受到史家之肯定。認爲蔣之安內政策，在先求國民黨自身的一致，首先促成寧粵團結。1932年2月，所擬訂的對日作戰全盤計劃，特別重視大後方的經營。鄂、豫、皖剿共軍事結束，中央軍移駐甘肅，趕築公路，準備開戰時將中央政府遷往西北。第五次圍剿完成，整飭行政，推進建設，中央權力及於西南三省，此爲20年來未有之事，改定四川爲將來抗日根據地。此爲蔣的統一成就。

學者黃仁宇在其所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對於蔣在安內攘外這段期間的貢獻，即曾指出：

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蔣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變至盧溝橋抗戰開始前的5年9個余月的時間，也是他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其貢獻的方式，不是戰勝攻取，而是忍辱負重。

大陸學者對於蔣之安內攘外政策，亦多持以肯定的態度。認爲從蔣的執政立場而言，不完成國家統一，聽任地方割據；甚至在前面抗戰，而在後方乘虛而入，如何能集中力量來抵禦外侮！

也有學者認爲蔣在十年剿共或十年內戰期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爲要攘外，要反對日本侵略，當然要內部團結，要統一，要穩定，否則，怎能攘外？從這個意義上說，「攘外必先安內」這6個字，有它合理的因素。

至於戰後的國共內戰，與戰前的國共內戰，殊不相同，戰前的國共內戰，是爲準備攘外；戰後的國共內戰，則爲爭奪政權，實無必要。因爲八年抗戰，已是民窮財盡，人民流離失所，無不渴望和平，休生養息，內戰不僅違反民心，更是違背時代潮流。故在抗戰結束之前，國共雙方已在進行和平商談，國方的代表爲張治中、王世傑，共方的代表爲周恩來、林祖涵，從1944年5月到9月，以及1945年2月，前後經過6個月的商談，且有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從中調解，均無結果。其原因，據王世傑的報告：說是中共的要求，不斷的在變；政府是委曲求全，中共不讓步；中共的報紙攻擊國民黨，國民黨則否。這是爲了避免在國民前和國際上、社會上造成嚴重的形勢，故對共方的宣傳攻勢，「採用少說話」的方式。

至於共方，則是無所顧忌，而其聲勢一天天的提高，就是宣傳佔了上風，使美國的輿論同情它。這是因爲談判期間，正值日軍「一號作戰」，國軍連遭挫敗；復以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事件，中美關係陷於低潮。而國方所顧慮者，則爲目前對敵戰事，既迭遭挫折，中共方面之叫囂固意中事；倘因史迪威事件之爭執而使中美聯軍不能成立，則中國東三省與蘇聯之關係乃至中共問題，均將更趨複雜而危險。故當時國共談判，國方力求妥協，中共反而不斷升高其要求，迫使國方難以接受，以致談判不成。中共代表周恩來則認爲是「由於國民政府在談判中堅持要中共交出軍隊，堅持不結束一黨專政，反對民主的聯合政府，所以談判毫無結果。」蔣介石認爲：「組織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

（作者爲文史工作者）

【未完待續，蔣世安專欄每週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