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聊天這事,別裝行家
做了多年主持人的許戈輝,對於聊天這回事,從不裝作自己是行家。她始終追求平等地聊天。
作者/ 許崢
如果要談許戈輝,就不得不談到一種靜水深流的女性力量。
在交換信息之前,她習慣首先交換情緒,直到對話漸入佳境。許戈輝做了許多年採訪,照理說,採訪應該比聊天要更加規整、更加嚴謹,但在許戈輝身上,總有鬆弛感與溫和感,她有着一種把對談還原爲暢聊、讓採訪迴歸“聊天態”的氣質。
她很少強勢地進攻。從2000年主持《名人面對面》開始到如今,許戈輝訪問了上千個人物,橫跨政界、演藝界、文化界以及小衆領域、邊緣羣體。她始終剋制地拋出問題,再穿針引線,“我不想難住對方,以此凸顯自己有多麼深刻的思考,因爲我們在共同面對訪談”。
(圖/受訪者供圖)
哪怕是在各方都伶牙俐齒的《圓桌派》,與竇文濤、陳魯豫、馬未都組聊天局,個頂個的快言快語,她也不爭鋒。她從談話的空隙當中滲進去,適時地說事兒,或者只是聽着,但從不讓話掉在地上,幾乎當了兜底的那個人,就像竇文濤在寒暄時擡手一指說的:“嘿,挺會接茬。”談話當中,總得有許戈輝這麼一個懂“聽”的角色。
“三方舒服,觀衆、受訪者、採訪者,都被撫慰到”,這是許戈輝認爲一場好訪談該做到的。當年美國高爾夫球手泰格·伍茲(Tiger Woods)只給了節目15分鐘訪問時間,她先簡單幾句來回,讓雙方有享受的可能,而沒有高明地發問,以此自恃強大。人的話匣子一般在被關懷時會有所鬆動,“哎喲這個事兒我好像還沒想過,你讓我想想啊”,這樣的反饋在她看來是好兆頭。當對方開始反思時,她知道談話正在往坦誠的方向走,兩個人都不說套話了。
富有巧思的小禮物讓老虎打開話匣。(圖/受訪者供圖)
平等地聊天,某種程度上是許戈輝踐行理想主義的方式。
2005年,她做了一檔壓根拉不到贊助的訪談節目——《戈輝夢工廠》,讓受爭議的自媒體紅人、“草根”人物出鏡,給予受訪者表達的空間。她說:“我不想逼他們。這些人在社會上是‘另類’的,不斷地被放在火上烤,社會早就把他們逼到牆角了。我只給一個呈現的機會,讓他們講講到底怎麼想的,經歷了什麼。”
對於“聊天”這件事,許戈輝從不裝作自己是行家,她只是不卑不亢、有章有法地進行着。
早年間,她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預想着去外交部、經貿部上班,“總感覺那纔是一條正路”。許戈輝謹慎地覺得,大學四年級去做主持人,只是淺嘗輒止的某個事情罷了。
一個前輩乾着急,對她說了句話:“打動人的力量不是誰都有,既然你具備這個天分,就可勁兒往前跑吧,電視臺的影響力多廣泛,爲什麼你總想跑到岔道上去?”幹媒體的決定,是被這句反問激發起來的。1995年,沒有任何關係、資源的許戈輝,和趙忠祥、倪萍一起登上央視春晚的舞臺,進入了那個談論理想、呵護情懷的電視年代。
初出茅廬,又被人看好,沒多久,許戈輝果斷地加入了剛創立的鳳凰衛視。她冒着小雨,憑一張單次往返的簽證過關到香港紅磡。宣傳片子裡,鏡頭掃過,她字字分明地念出鳳凰衛視的立臺方針之一,“要取向大衆化”。那是1996年,爲此,她常常從一堆厚實的觀衆來信當中,反省某次訪談的質量。
當然,她也有當場感知到對方情緒,甚至被採訪對象“晾着”的時候。比如多年以前,她採訪了瑞典乒乓球手簡-諾瓦·瓦爾德內爾(Jan-Ove Waldner),中國球迷常以親切的口吻叫他“老瓦”。
只是,老瓦出乎意料地靦腆,話說得很短、很少,“還沒有熱起來,處在一種很生硬的狀態裡”。她試圖開玩笑似的輕微挑釁,拋個小問題,藉此解開束縛:“你在賽場上可以‘殺’出這麼多刁鑽的、有攻擊性的球,爲什麼到了採訪的時候,你不僅不進攻,反而還有點想逃的感覺呢?”話一落地,瓦爾德內爾喃喃地回幾句瑞典語,立即站起身,走出採訪間。
包括許戈輝在內的工作人員,都面面相覷,愣住了。他沒有接這個玩笑。
這是一次差點中斷了的錄製。她意識到,文化上的、成長中的、習慣上的不一致,使這句玩笑也許有了冒犯的意味。她只能上前,向對方做出一番補充解釋。在她誠意地剖白之後,瓦爾德內爾往回走,羞怯地說“不好意思,我剛纔肚子有點不舒服”。試探終究奏效了,許戈輝知道,場子就此開始溫熱起來。
貝克漢姆表達能力不輸腳法。(圖/受訪者供圖)
第一時間衝到越南專訪米盧。(圖/受訪者供圖)
整個職業生涯中,她不信奉太僵硬的、苛刻的標準,也從沒框定過最後一次訪談會是什麼形式。對於“怎麼結束”這個問題,她以今年的一個體悟作答。某天去尋找梵高墓碑時,她在一大堆叢叢簇簇的名字中,瞥見了“VINCENT VAN GOGH”,“特別不起眼,平平靜靜地和一羣人葬着,沒有任何的凸顯。我不禁思考,人在永別時是否必須要有一個矚目的記號”。
20多年訪談,不是爲了征服而發問,而是公平地聊天,對許戈輝來說,已經足以構成耐人尋味的句號。
TA聊
《新週刊》:《名人面對面》的嘉賓大多是處於風口浪尖的人物,當你想問比較尖銳的問題時,會怎麼做?你有技巧嗎?
許戈輝:我挺牴觸技巧這件事的,所以也沒總結過。而且,問出尖銳的問題從來不是我的目的,大家可能覺得我是挺溫和的人,早年剛開始做訪談節目時,我確實也爲此困擾過。
有個前輩告訴我,要知道,所有坐在受訪者位置上的人,內心都處於弱勢的地位,採訪者是更強勢的那個人。我已經坐在這個位子上了,還非得尖銳地把對方逼到牆角里,沒有必要。
只有面對強權的時候,我纔會讓內心更堅定、強大一點,挑戰對方。多數情況下,不需要刻意地問尖銳問題,但是,最好讓對方覺得有啓發,而且願意進行深度思考,我通常是這樣提問。
(圖/受訪者供圖)
《新週刊》:你採訪竇唯時,聊到了1994年的演唱會。他對這次演出的感受不太好,也產生了不愉快的揣測。你緊接着提出疑問,這時會不會擔心採訪被對方中斷?
許戈輝:中斷也是一種呈現,但絕大多數嘉賓會保持禮貌,只有極少數嘉賓的性格是不願意去敷衍和配合。
竇唯的那次採訪,我現在想起來覺得非常可貴,他是一個多“社恐”的人啊,基本是被逼着接受採訪。當時,經紀人的考量是得給他安排不會帶來更多傷害的媒體,採訪要有深度,但同時善意、安全。所以我給出的承諾是,你不能阻止我問我想問的,但是你有充分的權利去決定回答或不回答、怎麼回答。
許戈輝與甄子丹對話。(圖/受訪者供圖)
《新週刊》:你有沒有幾乎做不下去的採訪呢?
許戈輝:我能想起來的是傅聰先生的那次。那是2001年,他去國多年,回來做演出,在北京的中山公園音樂堂,也是經紀人安排的採訪,我想他一定是不想受訪的。
當時是深秋,開始訪談之前,需要調光、別話筒,他已經非常不耐煩,把話筒“噌”地拽下來,說:“你們爲什麼要把這個東西放在我身上?”攝像大哥愣了,話筒拿在手裡,僵在那兒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只能上去跟傅聰先生解釋:“您看,做演出的時候,音樂廳有它自己特殊的構造,我們也是,每個行業都有自己不同的技術操作,對嗎?”傅聰先生也是服理的,拿職業來給他做比較、解釋就沒事了。不過這麼一弄,人已經繃起來了,我能感受到他態度上的不友好。
後來,我想這也是傅聰先生性格的一部分。他不願意妥協,不想敷衍和將就,他本身就“痛恨”媒體,可我還得硬着頭皮採訪,真是緊張。
《新週刊》:這種時候要逆轉局面,挺不容易的。
許戈輝:所以我們談話的前15分鐘挺僵的,我一問,他一答,我還在期待他講更多,但他沒有話了。只要有5秒鐘、10秒鐘的停頓,空氣就會凝固,所以我得趕緊拋出下一個問題,生怕冷場。結果追得緊一點,發現他還沒有說完,兩個人語言上又發生了衝撞。這個節奏始終既不鬆弛,也不流暢,我也怕他不耐煩了,心裡一直處於特別焦慮的狀態。
好在,我事先跟他的老同學聊了好長時間,於是就問他:“你想聽聽他們對你的評價嗎?”他說:“想啊,他們怎麼說?”我就回答:“傅聰這個人,沒有其他的表達渠道,只有音樂,讓他快樂也讓他痛苦,因爲傅聰沒有別的出口。”這句話觸動他了。找老同學這個事,可能證明了我是認真的,不是隨隨便便的媒體。
一旦打開了口子,天哪,他不像之前那麼蠻橫、冷漠了,還挺火熱的。他開始沉浸,身體會搖晃,手勢也多。攝像大哥後來偷偷跟我說,都快抓不住他了,一下腦袋出鏡了,一下手又揮舞了。
這期節目成片不錯,在一個如此挫敗的開場之後,有了特別好的結局。
許戈輝、竇文濤、魯豫三位老友重聚《圓桌派》第七季。(圖/微博)
《新週刊》:收視率和價值有時會產生衝突,你覺得偶爾採訪冷門的嘉賓,也是有必要的嗎?
許戈輝:在收視率和價值之間,我們一直更傾向價值。老闆本身是有媒體情懷的人,他也聽之任之,在選題上給了特別大的自由度。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做我們認爲有價值的選題。《名人面對面》的收視率一直不是最高的,但比較好的是,它逐漸篩選出一批我們希望影響到的觀衆。
我必須說,那個時候,我的確走過一段很理想主義的歲月。
運營:鹿子芮;排版:陳倚
原標題:《許戈輝:平等地聊天,是踐行理想主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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