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重鎮應有的高度

當由湖北承擔的《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正式亮相社會的時候，這部巨型類書背後的編纂者們才進入到人們的視野。當本報昨日“今日視點”呈現這50餘位學者的故事，離這項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啓動，已經經過了20年。

這20年，是整整兩代學者傾盡心力、苦心孤詣的20年，也是他們靜默書齋、潛心修典的20年。蒐集文獻、整理典籍，不僅在社會上處於小衆、清冷地帶，即使是在學術界內部，這也是一個艱苦沉寂、遠離聲名的工作。作爲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旨在爲中華古代文化做全面系統總結，《中華大典》其規模可謂恢宏，其目標可謂輝煌，但追溯其編纂歷程，卻與光環和關注無緣，只有艱辛清苦之事業。

中國有歷史久遠的類書修纂傳統。以《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爲代表的類書編纂，自古以來多是浩大的國家文化大工程，均在於其無不需要廣泛彙集全國學術大家、高度傾注人力物力。所謂“區分臚列，靡不所載”，充分顯示出其典籍掌握之宏富、資料查閱之浩繁、知識考證之準確，對編纂者無疑是巨大而且持久的考驗。

對於當下的學術界而言，這更是一項註定不可能有“急就章”的工作，不可能有迅速而且高昂回報的工作。以朱祖延、宗福邦爲代表的這些編纂學者，不僅致力於薈萃典籍、專注於知識譜系，其本身也在堅守和延續中國知識界的道德傳統和精神氣質。他們的堅韌付出證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既不是空話，也不是誇張。置身於今天的學術環境，不爲吸引眼球、拒斥喧囂浮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冷清，傾其一生，念茲在茲，只爲國家修典堅持品質，只爲傳承文化壘基造石，多麼值得珍視和體味。

湖北一直被稱爲教育大省、學術重鎮。靠什麼大，靠什麼重？既有高校林立的外在顯現，也靠學術研究的內在分量。《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的編纂就是一個顯著的標誌。它不僅標誌學術水平、研究能力的高度，也標誌學術精神、學術風範的高度。它實實在在地表明，文化的薪火相傳，需要怎樣深沉的學術理想，怎樣深厚的學術責任，怎樣誠篤的學術精神、怎樣高潔的學術風骨。

爲湖北文化傳承貢獻這樣的學術力量而驕傲，更應該擁有爲這一羣學者、保持這一份精神感到驕傲。鉅著已經出版，但是我們更要去思考，一個龐大的學術羣體，應當以怎樣的面貌去嘉惠學苑、啓迪後生；一個真正的學術重鎮，應當拿什麼爲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蓄養水源，匯聚力量，彰顯價值。(李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