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爲主 以氣爲輔

明弘治、正德之際，“文章康李傳新體，驅逐唐儒駕馬遷”（朱應登《口占五絕句》），文風丕變。王世懋認爲“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使先秦兩漢之風於今復振，則先生之力也”（《康對山集序》），肯定康海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和“先秦兩漢之風”變今追古的典範意義。

作爲地域性溯源的“關中故多秦聲”與文學性描述的“先秦兩漢之風”有着內在的關聯性。《漢書·藝文志》說：“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風氣繫於水土，內化爲人文屬性，具有不可更移性與傳承性。元好問發現“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送秦中諸人引》），認爲關中風氣植根於風土，與“秦漢之舊”互爲表裡。康海“覽傳記之所載”，指出“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有古之道焉”（《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而南方文人薛應旂明確地指認關中風氣與古文辭的關聯性，認爲“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漢以降，其所謂豪傑者，大都欲以古文辭名世，故至於今，關中士人動稱‘西京西京’雲”（《涇野先生傳》）。此種“秦漢之舊”被理想化和定格化爲“古之道”，融築爲關中風氣，使得關中古文辭葆有“秦漢之舊”而盛傳復古之風。

作爲關中十才子之首，康海在先秦兩漢文的興起中“得風氣之先”（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在創作上，其大廷對策，文制古辨，“自有制策以來，鮮見其比”（李開先《對山康修撰傳》），孝宗以爲“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因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在理論上，他“論古文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斂手服之”（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狀》）。於是，“弘治間，李按察夢陽謂詩必宗杜甫，康殿撰海謂文必祖馬遷，而天下學士大夫多從之”（胡纘宗《西玄集序》）。

這是“百五十年”來一次文學範式的轉移，一方面是“追古”，一方面是“變今”。此種範式的轉移建立在重新梳理文學譜系和全面檢視文學經典的基礎上。馬理在《對山先生墓誌銘》中記錄了康海閱讀經驗的演進：他初讀三蘇文，以爲“《老泉集》吾取二三策焉”；讀韓柳文，以爲“退之吾取其議論焉，子厚吾取其敘事焉已矣”；進而讀《史》《漢》，以爲“固書所載漢文獻爾，遷則春秋、戰國前文獻在焉。吾與其固寧遷”；讀程朱，則認爲“文之則六籍可企，遷不足論矣”。由此看來，康海並非對韓柳三蘇無所好，取其枝葉而已；他在學理上兼容宋儒，而認爲後者是不“文”的。事實上，這不僅是康海的閱讀史，也是從唐宋上溯《史記》與六經的文統觀。馬理把這種創作路徑歸納爲“凡論著必宗經而子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新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所駁也”。

“宗經而子史”的文學觀古已有之，自劉勰以來，即把經與史表述爲根本與枝葉的關係。但宋濂認爲“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餘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荊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文原》）。以宋濂的觀點看，遷、固之史已經不算是六籍宗子，唯有韓、歐可以當之。這是臺閣體以來被奉爲圭臬的觀念。直至“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大廷，文制古辨，老宿儒見而驚服”（崔銑《胡氏集序》），遂變韓、歐爲史遷。幾乎所有評家都注意到了康海對《史記》的推崇和提倡。康海重視《史記》的文獻意義，也重視《史記》之文，肯定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史記序》）。他還推崇《國語》《左傳》，以爲“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送文谷先生序》）。其本質的意義可能還在於重新肯定《國語》《左傳》《史記》與六經的關聯性，賦予其六經宗子的地位。

衆所周知，《史記》繼《春秋》而作，因此，“宗經而子史”意味着文學書寫應由史而上溯經學，兼具紀事與義理上的意義。事實上，復古派作傢俱有極強的修史意識，他們把方誌與族譜視爲實踐史家筆法的最佳範例。馬理認爲“予惟史氏亡而族姓志作，科目興而族姓志不傳”（《仇氏族譜序》），視族譜爲史氏之苗裔。李夢陽認爲“國有史家有譜。嗟乎，生死出處之際大矣，要之不離其事實，不然後世何觀焉”（《族譜》），指明國史與族譜的同質性。康海說：“夫志者，史之餘也；史者，信之成也。”（《邠州志序》）把史志精神歸之於信，他恪守史家書法，“不遠胄以誣親，不撰美以欺世”（《樊氏族譜序》），把“太史公質直之氣”貫注於譜志寫作中。清人以爲“雋爽高邁，爲能絕去雕繪之習，而言簡情賅，古氣流溢，味之靡窮，蓋得子長氏遺韻者”（張洲《康對山先生文集後序》）。其《武功縣誌》在方誌史上有重要地位，“王士禎謂其文簡事核，訓詞爾雅，石邦教稱其義昭勸鑑，尤嚴而公，鄉國之史，莫良於此，非溢美也”，“後來志乘多以康氏爲宗”（《欽定總庫全書總目》）。

康海策論在文章變體中也具有示範意義。《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海尤有志於經濟，集中如《擬廷臣論寧夏事狀》及《鑄錢論》諸篇，均切中事理；《廷對策》立言有本末。”“諸篇尤頗切時蔽。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割剝秦漢者上也。”王世貞曰：“太史制策，聲名傳溢海內。”（《明詩評》）某種程度上，正德十五年的《廷對策》掀起了復古的序幕。其文說理透闢而文氣充沛，言小人之情狀了了如畫，張治道認爲“切於事務，曲盡情理，不止一世可行，雖百世可也”（《廷論策》評語）。在他影響下，崔銑“《均徭》《均糧》《論兵》諸篇，究心世務，皆能深中時弊”，何塘“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闊之習”（《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時人以爲“更羨崔、何能闊步，今人重見《馬蹄篇》”（朱應登《口占五絕句》）。

總之，康海秉承關中的自然與人文風氣，以“太史公質直之氣”開啓先秦兩漢文新局，此爲明代文體之一大變革。古文寫作不外乎敘事與論理二體，康海主張“敘述以明事”“論辨以稽理”（《何仲默集序》），“機軸本於《左氏》，議論肩於董、賈”（《唐漁石集序》），其史傳文與政論文均以先秦兩漢爲典範。但立言有本末，先秦兩漢文以宗經爲本，經世爲用，所以康海斷言“文以理爲主，以氣爲輔，出於身心，措諸事業，加諸百姓，有益於人國，乃爲可貴也”（《廷論策》評語），這或許是他倡導復古事業的根本動力。

（作者：楊遇青，系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