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經濟改革的腳註

近日，被稱爲“印度經濟改革之父”的印度前總理曼莫漢·辛格去世。印度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社交媒體發文悼念稱，辛格歷任不同政府職位，在印度“經濟政策領域留下影響多年的深刻烙印”。

如其所言，辛格在任期內推出了多項影響較大的經濟改革措施。可以說，辛格政治生涯的關鍵節點，已成爲深入瞭解印度經濟發展的重要腳註，爲觀察印度提供了一個不錯的切入口。

第一個腳註，定格在辛格1991年出任印度財政部長時。當時，他所面對的是一個爛攤子：財政赤字高企、對外債臺高築、物價飛速上漲，國家外匯儲備也僅有“可憐的”10億美元，只夠支付兩週的進口費用。

造成如此困局最重要的因素是印度長期執行的保守封閉政策。

自1947年正式宣告獨立以來，印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對外國投資持警惕態度，外國商品和資本若想進入印度市場都需要經過嚴格審批。此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印度本土產業的發展，但也加劇了因缺乏競爭導致的體制僵化以及企業效益整體偏低的問題。受此影響，印度GDP增長率在獨立後30年內始終低位運行。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國際油價上漲等外部因素的衝擊下，印度進口賬單大幅增加，政府陷入嚴重的信用危機。

此時的印度“環顧四周”，發現像他們這樣包袱沉重、龜速前行的國家已經沒剩多少了。20世紀60年代與印度人均GDP相當的韓國，此時人均GDP已是印度的17倍。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無論是經濟增速、出口增速還是吸引外資的能力均明顯高於印度。

在此情況下，辛格與印度時任總理拉奧共同拉開了經濟改革的大幕。在貿易投資領域，拉奧政府大力推動開放，吸引更多外資流入。1991年7月，拉奧政府兩次推動盧比貶值，增加外匯儲備，提升本國商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同時，取消進口許可制度，大幅降低進口關稅。在工業領域，印度改進了延宕已久的許可制度，免除了80%行業的許可程序和制度；允許私營部門更多參與基礎行業投資；放寬外國直接投資的股權比例至51%，吸引外國科技公司入駐。

隨着經濟改革舉措落實，印度經濟逐步恢復，外匯儲備開始增加，經濟增長率呈現上升趨勢。1992年印度GDP增速達到5.5%，1994年至1997年進一步升至7%以上，爲後續印度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這一時期經濟改革也帶來了諸多潛在問題，包括農村和城市增長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衛生和教育部門改革遲滯、未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等。這些問題持續發酵，逐漸成爲印度經濟繼續發展的桎梏。

第二個腳註，定格在辛格領導的國大黨在2004年選舉中獲勝，開啓了辛格第一個總理任期。

吸引投資、發展製造業是這一時期的政策重點。

辛格政府上臺伊始便頒佈了《經濟特區法案》，建立能夠提供稅收優惠的特殊工業中心以吸引投資。同時，發佈國家制造業政策，要求提高製造業對GDP的貢獻；對此前提出的工業基礎設施升級計劃進行改版，投入103億盧比用於改善全國工業集羣的基礎設施；推出2006年至2016年“汽車使命計劃”，旨在將印度打造爲全球汽車中心。

整體來看，這一時期印度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成爲全球經濟增速第二快的經濟體。不過，事關印度國民生活水平的就業、教育、貧困等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足夠關注，以至於全國性大罷工活動頻發。此外，與經濟發展同步出現的還有一路走高的通脹，儲備銀行認定的“合理目標”成了一紙空談。

第三個腳註，則始於2009年開啓的辛格政府第二個任期。這一次，此前積累的矛盾全面爆發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波及印度，導致其經濟增速下降，外匯儲備減少，印度經濟此前較爲良好的發展勢頭中斷。2009年至2014年間，印度經濟增速明顯放緩，通脹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不平等現象明顯加劇。同時，受盧比貶值、鉅額赤字和持續通脹影響，外商紛紛撤走資金，印度財政愈加捉襟見肘，根本無力增加投資。

於是，印度政府被迫進行了第二次較大規模的改革：對外資開放航空、電力和零售業；繼續運用金融手段控制通脹；加大服務業和製造業改革力度；再次推動盧比貶值；等等。

儘管和1991年“大爆炸式”經濟改革相比，此次新改革措施相對溫和，但卻激起了印度國內更大範圍的抗議。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事件是，零售業界爆發了超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參與人數據稱高達5000萬人，顯示出印度貧困人羣的不滿情緒醞釀已久，終於突破臨界點。

當時，零售業佔印度GDP的比重爲37%，從業人員達2.7億人，從業者擔憂一旦外國大型超市全面進入零售業市場，將剝奪印度本土零售業者的生存空間。更糟糕的是，本應扮演“就業蓄水池”角色的印度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比較小，根本無力吸納大量就業，這意味着，一旦零售業從業者被外國超市“搶了飯碗”，將有很大可能徹底失去生活來源。

進入21世紀以來，疲軟的印度經濟繼續在通脹的泥潭中載浮載沉，甚至還出現了繼續下陷的趨勢。辛格政府的緊急財政政策雖然減輕了國際金融危機對印度經濟的短期傷害，卻也帶來了更嚴重的全面通脹。

爲抑制通脹，辛格政府連續10次提高存款利率。然而，此舉卻開啓了一個“連環套”：首先，需要依靠貸款週轉的工農業生產成本大幅提升，企業投資熱情下降。其次，印度財政赤字率多年來一直居高不下，最高年份可達GDP的5%至6%，而利率的提升無疑加大了政府的償債壓力。最後，高昂的利息支出給印度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政府能夠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越來越少，尤其是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嚴重不足，導致農業大規模欠收，進而又影響到工業生產的原料供應……

辛格政府在2014年大選中慘淡收場後，新上臺的莫迪政府又採取了新一輪經濟改革舉措，包括商品和服務稅改革、發佈廢鈔令、大力發展印度製造和數字印度等，印度經濟隨即回暖，GDP總量超越英國，成爲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然而，表面的光鮮不能掩蓋印度經濟後繼乏力、基礎薄弱的現實，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1991年經濟改革的遺留問題。

當前，印度貧富分化嚴重加劇，大量財富掌握在極少數人和資本集團手中，這種經濟模式也被稱爲“億萬富豪統治（The Billionaire Raj）”。佔比極高的貧困人口，導致其國內消費市場狹窄，難以支撐大規模投資和企業“馬力全開”地生產。2014年到2022年，印度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始終在15%上下徘徊，2023年已降至12.84%。由此，政府承諾的“製造業新增就業”的大門不僅沒有大開，反而還關上了一些，導致印度全社會範圍內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失業潮。

更大的隱患在於，打開國門吸引來的外資，並未按莫迪執政初期的設想，幫助印度做大“經濟蛋糕”，對製造業發展的貢獻微乎其微。

總體來看，儘管1991年經濟改革使印度在一個階段內實現了快速發展，但也使得與發展紅利同步壯大的種種弊端深植於該國各領域中。面對愈加複雜的國際國內局勢，印度未來的改革之路怕是不太會好走。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鄭海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