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高考回憶錄丨翟明國：不憑興趣做選擇，每個專業都有無窮秘密

50多年前的今天，20歲出頭的翟明國在偏遠的西部地區度過了五年艱苦歲月。當時的新疆伊吾軍馬場上，天山北邊高寒地區，冬天氣溫可達零下三四十攝氏度，夏天也需要穿棉褲，住着用土塊壘的屋子，難以保障的食物、交通的不便捷......

在此之前，翟明國長期和父母在北京生活，中學時代就讀於人大附中，得過金、銀質獎章，高三畢業前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於在校期間的優秀表現，獲得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的保送名額。然而，沒過多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他的命運軌跡從此改變。沒能去北京大學報到，1968年他以知青的身份去到了新疆伊吾軍馬場。

“牧馬工作本身辛苦，也不乏危險，高寒地區糧食和蔬菜也得不到充分供應，遇到斷糧時，甚至只能吃幾口馬料充飢，總之‘當時是各方面都艱苦’。”但翟明國稱那段生活刻骨銘心，“我把軍馬場的經歷，一直看作高爾基所描述的‘我的大學’。”

本以爲要一輩子呆在軍馬場，上大學的機會再一次給翟明國的命運帶來轉折。1973年，翟明國所在的軍馬場被分配到了幾個國家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翟明國獲得了推薦資格，並最終以哈密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被西北大學地質系岩石礦物專業錄取。

“能上大學對我來講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翟明國牢牢抓住這次學習的機會。本科畢業後他先留校任教了幾年，等到研究生制度恢復，他又考到中科院去讀研，然後再讀博深造，此後便一直在地質學領域研究深耕。

50多年後的今天，歷經磨礪的翟明國已經是知名的前寒武紀地質與變質地質學家，岩石學家，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翟明國持續在地質學相關領域深耕，先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2項，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一項、二等獎兩項，國土資源部科技創新一等獎兩項，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1項，何樑何利科學技術（地球科學）獎。

翟明國院士。受訪者供圖

軍馬場艱苦牧馬五年 工農兵招生重獲大學資格

新京報：你是1973年9月進入西北大學地質系學習。那時候中國的高考制度還沒有恢復，你是怎麼樣獲得上大學資格的？

翟明國：我出生在河南，兩歲和父母到了北京，是在北京長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在北京人大附中讀高三。68年我以知青的身份去到了新疆伊吾軍馬場，做牧馬工作。我在軍馬場工作了五年多，當時那裡實行的是不搞“四大”的半軍事化管理。

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前，中斷多年的大學從1972年開始從工廠農村和基層單位招收學員，叫工農兵大學生。招收方式是先由單位推薦，再有文化課考試。當時有招生資格的大學不多，總的招生名額也不多。

伊吾軍馬場那時候北京去的知青有一百多人，烏魯木齊的知青也有近七百人，1973年新疆給伊吾軍馬場分配了幾個招生名額。知青們聽說有了重新上學的機會，都很興奮，雖然名額這麼少，大家也都踊躍報名。各連隊各部門“單位推薦”了幾十個人，去參加哈密地區統一組織的“高考”。我幸運的被“推薦”參加考試，並且也幸運地被錄取了。

新京報：當時的考試是什麼樣的情況？

翟明國：當時考了好幾門課，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政治等都有，多數都是中學裡學的知識，和現在比起來比較容易，但是好幾年都沒看書了，也沒有什麼複習教材，可能有人弄了一點有關知識的卷子之類的，大家傳着着看一看就去考試了。準備的時間很短，記得七月份考試，大家也就在五、六月份才知道這個事。

當時那邊的北京學生也挺多，但我是老三屆中年級最高的，已經讀完高三的全部課程，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時我們已經完成了畢業考試，是在高考的複習階段。考試題對我來說不是很難，雖然沒怎麼複習，記得沒有碰到覺得不會答的題，是不是都對了也不知道，沒有公佈分數。後來到了大學後，西北大學去哈密招生的賈老師告訴我，說我考的最好，哈密地區第一名。

新京報：上大學之前那一段生活是什麼樣的？

翟明國：伊吾軍馬場的條件很艱苦。它的最低海拔都是1500米以上，是高寒地區。我們放馬的地方在東天山北邊的巴裡坤草原的東端，冬天冷的時候能到零下三、四十度，六-八月份下雪也很常見。我由於是在牧業班，流動性大，夏天放馬多在山上，整個夏天我都沒有脫過棉褲。這些棉褲還是部隊抗美援朝時候的舊軍裝，“價撥”（折算錢）給我們。住的條件也很差，是我們自己打土磚土塊壘的屋子，有的地方夏天就是住帳篷。常年沒有條件洗澡。身上都是蝨子。

軍馬場交通不便，蔬菜得不到充分供應。基本的蔬菜只有土豆、洋白菜和洋蔥頭。工作很艱苦，養軍馬是爲了國防安全，需要有科學育種、科學養護、科學訓練，達到部隊的實戰要求。環環都很重要，特別是艱苦的環境對馬的耐苦性的養成是必須的條件，例如在風雪裡的適應力和用蹄子刨雪吃草的本領等。這種環境給牧馬人帶來的艱苦是一般人不能體會的。放馬和訓馬也都有危險。俗話是 “上馬三分死”。

1970年，翟明國在軍馬場。受訪者供圖

我父親是較早參加革命的幹部，我就是生長在文革中所說的“革幹”家庭。小時不覺得生活有多好，但是沒有受過艱苦的磨練，比很多人的生活條件還是優越的。所以後來對於軍馬場生活的艱苦體驗，可以說是刻骨銘心，我才體會到國家的安全和建設是需要許多平凡的人奮鬥和犧牲才能換來的。

我在後來給中小學校做報告時講過，說那段經歷是人生的課堂，缺了這樣的課堂是遺憾的。高爾基的人生三部曲，有一部是“我的大學”。他說他在喀山的求學路上，要飯、當學徒，看到了社會的底層，那纔是他的大學。我把軍馬場的經歷，一直看作高爾基所描述的“我的大學”。

不單純依賴“興趣”選專業 主動去攻克難題自然有成就感

新京報：你當初是如何選擇大學的？專業又是怎麼考慮的？

翟明國：當時文革後期的“工農兵”大學生，招收學員的大學不太多，專業應該考慮最急需而設立的。每個專業能招多少人和分配到各地區的招收名額都是統一安排的。

當年我報考大學時，在新疆伊吾軍馬場招生的，除新疆的新大、醫學院和八一農學院有幾個名額外，在“關（嘉峪關）內”的學校只有西北大學岩石礦物專業1人，西安冶金建築學院採礦專業2人，北京工業學院1人，還有個別學校我記不清了。在報考專業時我擔心父親在文革中還沒“解放”，北京工業學院的專業與軍工有關，我就沒敢報，害怕政治審查不合格，所以就選了西北大學的岩石礦物。因爲西安離家更近，具體專業和將來的就業，在當時基本沒有想過。

要問我是如何選擇了地質專業。我的回答是，不是我選擇了專業，而是專業選擇了我。當時的學校、專業和名額本來就是“帶着帽子下來的”，而採礦、建築、醫學、地質等到底哪個專業好，我本身沒有特別明確的概念。當時我已經在軍馬場5年，忽然有了重新學習的機會，滿腦子都是追求知識的渴望，沒有多想專業之間的差別。

另外，我從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講究奉獻，腦子裡確實也沒有個人的專業和前途這方面的過多想法。一個社會離開各行各業就無法運轉。當時我們在新疆，雖然條件艱苦，但是知青中沒有人說不想幹活、不想勞動，我們認爲自己就是那裡的一分子。

我在高考複習階段學校告訴我我已被保送到北京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後來文化革命開始就一切高校停止招生了。曾經有人問我，如果當初你學了國際政治，是不是會比你學地質學前途更好，我說我不知道，這種“假如”的問題也沒有意義。所有的專業知識對個人而言都是財富，你在你的領域都可以找到應該去的方向，社會是需要各行各業來組成和支撐的。

新京報：當時怎麼從新疆去的學校？剛進入大學時候是什麼感受？

翟明國：當時西安冶金建築學院還在伊吾軍馬場招了2個採礦專業的學生，他們也都是北京知青。我們三個一起坐火車去的西安。在哈密上火車時有許多軍馬場的幹部和職工在火車站送行，車上車下大家都依依不捨又滿懷希望和祝願。問我剛入大學是什麼感受？能上大學對我來講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一切生活和環境都變了，從遼闊的草原和高峻的山峰，到了千年帝都，有了優雅的校園和教室，心裡想的就是好好學習吧。

新京報：本科畢業後看到您先留校任教了，什麼時候開始培養起對於地質學的熱愛呢？

翟明國：很多人都問我“什麼時候培養起對地質的熱愛”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個不存在的問題。你學了這個專業這門知識，你來利用你的所學來做事情不就是天經地義的嗎？人類社會，每行都很重要。每個領域也都是有很多學問，都是很難的。我是這個專業的，那我就去做，付出之後的每一點成績和成功，都是對你努力的回報。

一個流行的說法是“從事科學要靠興趣”。這話我覺得需要辯證看待。如何在從事科學的教育中去引導學生的興趣，是對教育者講的。而對於從事科學的而言，“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來不得半點虛僞和驕傲”。科學的動力來自對解決科學難題和生產技術難題的責任。解決難題本身是一種勞動或者是戰鬥，是艱苦的過程。所以我覺得不存在感不感興趣的問題，你感到某領域有難題，那你就去做，把這個問題解決一部分，往前走一步，你就會得到一種成就感，就是樂趣。做什麼事情都是這樣。

新京報：你1979年7月考取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生，後面也又讀了博士。離開任教學校繼續深造，是怎麼考慮的？

翟明國：想要把事情幹好，肯定要不斷地學習。後面國家先是恢復了高考制度，之後又恢復了研究生制度，有了研究生學習的機會，那自然就繼續去學習。

新京報：一路求學過程中有沒有對你影響比較深的人或事？

翟明國：我在人大附中的時候，當時學校還有另一個牌子，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人大預科），預科班學生中有個叫屈銀華的登山英雄，他給我講述了當年中國登山隊員攀登珠穆朗瑪峰，在最後陡峭路段艱險遇阻，隊友劉連滿甘當人梯，把氧氣讓給隊友，讓隊友踩着他的肩膀跨越第二臺階並最終成功登頂的故事。

很多人對我都有影響。但這個故事讓我明白，人的一生中，也可以是有用肩膀馱着別人上去的那個人，那個人和登頂的人同樣偉大。搞科研也需要“人梯精神”，這也是團隊精神。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團隊一塊來做。

做科研要有“人梯精神” 科學團隊必然代替“科學大師”

新京報：你的科研生活是什麼樣的？研究地球和地質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翟明國：地質科學的一個特點是科學實踐，也就是實地的考察。我們要去野外攀登千山萬水去考察千奇百怪的地質現象。另外一個是科學實驗，在實驗室通過技術平臺進行研究，通過實驗測試獲得數據，這包括室外觀測平臺。還有一個就是學術交流，觀察的東西和獲得的數據需要通過交流和討論才能助推更大的成果。現在是大科學時代，特點是多學科交叉，我強調科研的“人梯精神”，就是呼籲科學的無私合作，科學團隊必然代替“科學大師”，要呼籲爲國家爲科學的獻身精神和團隊精神。也希望媒體能更多宣傳科學精神。

研究地球科學的意義有三個層面。首先是認知地球本身。只有先把地球的來龍去脈、前世今生及其未來的演化規律搞清楚，才能在此基礎上更好地去做其它事情。第二個層面，人類在地球上生活，離不開各種資源，研究好地球才能更好地開發和利用資源。另外，人類的生存離不開一個良好的地球環境，需要弄清楚其環境的演變是什麼控制的，如果弄不清楚，那就根本沒辦法談保護。

新京報：你提到過，地球已經是一顆46億歲的球體，地球的內部能量，按照放射性同位素的衰變計算，再有四十多億年就放射完了，能量就耗盡了，地球也就涼了，“死亡了”。那個時候各類地質活動也就停止了。假設那一天到來，那時候的人類何去何從？

翟明國：萬事萬物都有生有死，地球也有生有死，這是基本規律，我們要先意識到這個事情的存在。

不過我們也不必杞人憂天。人類有文明的記錄也還不超過一萬年，這個時間長度跟後面地球幾十億年的時間比，還差得很遠很遠。科學是不斷往前發展的，人類的認知也是不斷往前發展的。

新京報：如何看待人類移居火星這類設想？

翟明國：到火星上生存這個想法是胡扯的。火星表面平均溫度在零下60多攝氏度，沒法生存。不同的行星它本身能量不同，有的行星的能量已經散失完了，有的星球還沒散失完，地球還有幾十億年的能量散失的過程，按照目前的知識積累推測，火星相當於是地球十幾億年以後的形態，所以人類移居火星是不可能的。它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新京報：去年你在抖音上做關於地球和地質相關知識的科普，有哪些感受？

翟明國：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民衆對於地球瞭解認知不夠，我希望推動有關部門注意，特別是教育部門怎麼能夠把這些課程更多地開放給青少年，或者變成必修知識。

新京報：你的科研成果非常豐厚，如何才能持續做出科研成果？有哪些必備條件？

翟明國：要充分關注、研究和掌握科學發展動向與前沿。要提倡團隊精神，以適應大科學的時代。而想要培養團隊精神，還需要有好的考覈制度。如果考覈制度只鼓勵個人奮鬥，那麼很難有團隊精神。國家層面也必須要有前瞻性的預判和佈局，要把基礎研究和國家的發展結合好。

新京報：你還有什麼話想對今天的年輕學子說？

翟明國：學習是最大的精神財富。抓住機遇，努力學習，我覺得有這一點就可以了。

翟明國給青年學子的手寫寄語。受訪者供圖

人物簡介

翟明國，男，漢族，1947年生於河南濟源。前寒武紀地質與變質地質學家，岩石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翟明國現任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深講座教授、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西北大學和浙江大學客座講席教授，以及多所國內外知名大學兼職和客座教授。中國科學院礦產資源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內生金屬礦牀成礦機制國家重點實驗室（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以及其它9個國家與部門重點實驗室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

翟明國主要從事前寒武紀地質學、變質地質學和火成岩石學研究，他針對早期陸殼的形成與增長、早期大陸殼的結構與成分、前寒武紀與顯生宙變質作用和大陸動力學機制的異同等前沿核心科學問題，並且研究大陸演化歷史與礦產資源的富集機理，集中研究華北陸塊以及相鄰地區，取得了系統的創造性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2項，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一項、二等獎兩項，國土資源部科技創新一等獎兩項，教育部自然科學一等獎1項，何樑何利科學技術（地球科學）獎。

翟明國於1976年畢業於西北大學；1982年獲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1989年獲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博士學位。2009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新京報記者 孫文軒 編輯 陳莉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