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吳晗先生的《明史簡述》

吳晗（1909—1969），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筆名語軒、酉生等，浙江義烏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著有《朱元璋傳》《三家村札記》《歷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等。

吳晗先生的《明史簡述》

張海鵬

吳晗同志是一位久享盛名的學者，他生前發表的專著、史論、雜文、書評等等，早爲大家所稱頌。他的遺著《明史簡述》，也是一本新人耳目、啓人思緒之作，值得一讀。

《明史簡述》（以下稱《簡述》）是吳晗同志1962年11月在中央高級黨校講課時的記錄稿。他以通俗的語言，講述了明史領域裡“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關鍵性問題。”一共講了七個問題（《明太祖的建國》《明成祖遷都北京》《北“虜”南倭問題》《東林黨之爭》《建州女真問題》《鄭和下西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既扼要介紹了明代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又對明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分析。《簡述》的特點是：在敘事中寓論斷，在普及中有提高。

下面，擬從四個方面對它加以具體評述。

第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爲指導。

明代的歷史也和其他各個時期的歷史一樣紛繁複雜，有些現象看來似乎是迷離混沌難於理解，然而，吳晗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由表及裡的條分縷析，歷史現象的本質被認識清楚了。在《明太祖的建國》這個專題裡，他提出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明太祖是從農民戰爭中起家的，他建立政權之後，馬上就有農民起來反對他。這種鬥爭一直到明朝滅亡沒有停止過……爲什麼？”事實正是這樣。就在朱元璋稱帝的三十一年中，規模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每年就有多起，有的同志曾初步統計，“洪武一朝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次數至少在一百九十次以上”，往後的農民起義，更是不絕如縷，明王朝就是被農民革命直接推翻的。吳晗同志在回答這種複雜的歷史現象時，抓住社會矛盾的主要線索和根本問題，指出明朝建國後，朱元璋由“反對地主階級”的農民領袖，變成了“全國最大的地主”。原來和他一道起兵的人，現在“都成了新的地主階級”。由於階級關係沒有改變，土地問題沒有解決，階級矛盾就不會緩和，農民戰爭便不斷爆發。他根據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抓住農民革命的根本問題——土地問題，前面提出的“爲什麼”自然就回答清楚了。

《簡述》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在分析朱元璋的功過是非時，吳晗同志說：朱元璋原是一位農民領袖，最後“變質”了，成了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但又指出“他結束了長達二十年的戰爭混亂局面，統一了中國”。明朝建國後，他又“採取了許多鼓勵生產的措施”，“人口增加了，耕地擴大了，生產發展了”，從而肯定朱元璋“在歷史上起了進步作用”。這不僅把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也把辯證法應用到研究歷史人物中。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吳晗同志在《北“虜”南倭問題》中，對明朝與蒙古族關係的分析非常精當。他首先提出要尊重歷史事實，即“明朝和蒙古是打了幾百年的仗，這個歷史事實不能改”，但這是“兩個兄弟吵架”，是“內部矛盾”。當然，“兄弟吵架”也有是非之分，他說：“蒙古人（統治者）要南下，明朝組織力量反抗，這是正義的。”同時，他又指出：“漢族（統治者）經常欺侮一些小民族，打人家，這是非正義的。少數民族中的一些統治階級爲了自己的階級利益，鬧分裂，鬧割據，打漢族，也同樣是非正義的。所以要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對待。”吳晗同志在研究歷史問題時，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正是符合辯證法的要求的。

第二，敘事深入淺出，明白如話。

吳晗同志曾經說過：寫文章“文字要讓人儘可能地讀懂”，要“化艱深的道理爲日常說話”。的確，他的著述是以明白如話見長，這也是他的文風特色之一。吳晗同志針對高級黨校裡的聽課對象，在講述歷史問題時，非常注意交代清楚歷史名詞、概念。他講“明太祖建國”，便提出：“首先，我們應該弄清國家的含義。”他把當時的“國”和現在的“國”做了區分，今天的國家“包括政府、土地、人民、主權各個方面”，而“歷史上的國家只能是某一個家族的政權”。明代的“國”，不過是“朱家政權”。這樣，“國”的本質也揭示出來了。在講述“東林黨爭”的時候，也首先提出，“應該明確這樣一個問題”：“歷史上所謂黨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黨是兩回事”，歷史上的黨，“是指政治見解大體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團，也就是統治階級內部某些人無形的組合”，這與今天的有組織、有綱領的階級政黨是不一樣的。解釋了“黨”的含義，“東林黨爭”的性質也不難分析了。此外，他對諸如“紅巾”“巡撫”“巡按御史”“監軍”“西洋”“京察”“爭國本”“三案”“牛錄”“固山”“八旗”等名稱、官名、地名、制度、事件，都以通俗的語言、恰當的比喻，逐個做了解釋。乍看起來似乎淺顯平常，然而，“功夫深處卻平夷”，顯示出了他的學術功力之深。

吳晗同志在敘述歷史問題時，常常注意聯繫人們所熟知的戲劇小說，引起大家學習歷史的興趣。他用歷史劇來引出歷史事實，又用歷史事實來說明歷史劇。史與劇結合，能更好地普及歷史知識。例如，他從《游龍戲鳳》這齣戲談到正德皇帝明武宗；從京劇《打漁殺家》講到明代皇帝和大地主對人民的超經濟剝削；講述南明“復社”閹黨餘孽鬥爭時，介紹了《桃花扇》及其中的主要人物；敘述仁宣時期的清官況鍾與周忱，聯繫到清官戲《十五貫》；講述明光宗死後所發生的“移宮案”，提到《二進宮》，等等。他在以劇述史時，注意到揚棄“劇”的虛構、加工部分，還原歷史真實。這既保持了歷史的科學性，又加強了敘事的生動性。

第三，寓學術論斷於敘事之中。

《簡述》雖是一本通俗的讀物，在敘事中卻涉及許多學術問題，並吸收了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這裡僅舉兩例：其一，明初的“胡惟庸案”，封建時代的官修史書都“確鑿”地記載是因胡惟庸謀反所引起。吳晗同志在《簡述》裡分析這一事件時指出：由於“君權和相權的矛盾”，朱元璋便“假借一個罪名把胡惟庸殺了”。既雲“假借”罪名，那麼，胡惟庸謀反乃是子虛烏有。這一發前人之所未發的學術見解，最早是他在《胡惟庸黨案考》一文中提出來的。其二，他在敘述明朝和建州族的關係時，指出建州族領袖“阿哈出和明成祖有過親戚關係”，並說：這是從朝鮮歷史記載中找到的材料，“在漢文記載中沒有”。實際上這條材料是他年輕時潛心披閱朝鮮《李朝實錄》時發現的，後在他寫的《朝鮮李朝實錄中之李滿住》一文中做了介紹。吳晗同志的上述學術見解和材料的發現，都是吸收了他20世紀30年代的研究成果。

在《簡述》裡，吳晗同志每講到一些重大事件的產生、變化，常常喜歡提出一個問號：“爲什麼？”他的學術見解也就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闡述出來了。諸如他提出過：“朱元璋出身於紅軍，他反對地主，而地主階級爲什麼要支持他呢？”“明太祖爲什麼建都南京？”明成祖遷都北京，他“當時爲什麼非遷都不可”？在敘述鄭和下西洋時，他提出“爲什麼15世紀的前期中國能派出這樣大規模的航海艦隊，而不是別的時候？”“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後，爲什麼不去第八次？”這些問題，不僅饒有趣味，也具有學術價值。而回答這些問題，實是進行學術探討。在《簡述》裡，還涉及當時史學界展開“爭鳴”的一些問題，如：朱元璋集團性質轉變的時間和標誌，農民能否建立自己的政權，中國農民革命有沒有皇權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建文帝的下落問題，等等。他在闡述這些問題時，除了闡明自己的見解之外，還吸收了前人和當時學術界的研究成果。

《明史簡述》 吳晗 著 北京出版社 2018年3月

吳晗同志是我們史學界所公認的一位明史大家。他在學術研究中敢於創新，但並不主觀武斷，在提出某些新見解時，常常注意留有餘地。他對“滿洲”的解釋便是一例。“滿洲”一詞是怎麼來的，以往無人論及。吳晗同志根據《李朝實錄》的材料，提出一種獨具慧眼的見解：“建州族信仰佛教，佛教裡有一個佛叫‘文殊’，滿族人把文殊唸作‘滿住’……可能‘滿洲’就是從‘滿住’演變來的。”他雖然提出了這一新鮮的見解，但並不認爲這是定論。他說：“從‘文殊’演變爲‘滿住’，又從‘滿注’演變爲‘滿洲’。這是一個試探性的解釋，還不能說是科學的結論。”這個解釋的“解釋”，充分反映了他那謙虛謹慎、實事求是的嚴謹學風。

第四，聯繫現實，古爲今用。

清初顧炎武說過：“夫史學之作，鑑往所以訓今。”這也是我國史學的傳統。吳晗同志治史，正是以“訓今”爲目的。他曾在一篇文章裡明確提出：“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何在呢？是古爲今用。”“今用”實際上也就是“訓今”。

新中國成立前，他常常通過“史學之作”來贊助革命，擁護共產黨，熱愛紅軍。他在《朱元璋傳》和《簡述》裡都提到20世紀40年代初所碰到的一件難以忘懷的事，當時重慶的“國立編譯館”約他寫一部《明史》，稿子交出去後，不久原樣退回。編輯附了一個條子，要他把書稿中的“紅軍”一律改爲“民軍”，否則不能出版。吳晗同志則堅持不改，“不出版拉倒”。編譯館爲什麼要改“紅軍”爲“民軍”呢？根據吳晗同志在《簡述》裡的分析：“他們怕紅軍，不但怕今天的紅軍，也怕歷史上元朝的紅軍。因此他們要我改掉。”改“紅”爲“民”，本是輕而易舉，而吳晗同志在這裡所表現的“傲骨”精神，不單純只是尊重歷史事實，同時，他歌頌歷史上的“紅軍”，是爲了要表達對“今天的紅軍”的愛戴之情，這怎麼能改呢！

歷史和現實往往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講歷史聯繫“相似”的現實，這對於揭示它們的本質，分析其產生的社會環境，是很有必要的。吳晗同志善於對歷史與現實做這種必要的聯繫，有時寓意很深。例如他在敘述《皇明祖訓》的時候指出：朱元璋定的這個制度不許後代改變。接着，便聯繫到“蔣介石有一句話，叫作‘以不變應萬變’，明太祖就是這樣，以不變應萬變”。運用這種類比的方法，把兩種“相似之處”即唯心主義的本質都揭露出來了。同時，也無異告訴我們：朱元璋定的“祖訓”早已爲他的後代所破壞，而蔣介石“以不變應萬變”的反動策略也早已破產了。

梁啓超曾經說過：“史學者，愛國心之源泉也。”歷史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吳晗同志爲了貫徹“古爲今用”的目的，在《簡述》裡特意根據有關歷史事實，採取中外對比的敘述方法，突出明代歷史上的重大成就，以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例如他在介紹明代重新營建北京城的事實經過之後，接着指出：“和這個時期的世界其他各國比較，北京是當時世界各國首都中建築比較合理、有規劃的、最先進的城市。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首都比得上它。”同時，他又把明代修建故宮和我們建造人民大會堂做了比較：故宮的整個面積有十七萬平方米左右，人民大會堂的建築面積是十七萬四千平方米，“明朝修了二十年，我們只修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這個比較是很有意思的，通過把明代的北京和當時世界各國首都做比較，又把明代的故宮與今天的人民大會堂進行比較，讀者至此，能不油然而生“翹首望京華”之感嗎？再如他在《鄭和下西洋》這個專題裡說：鄭和的航海活動，“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範圍之廣，那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接着便進行了如下一系列的比較：“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八十七年，比迪亞士發現好望角早八十三年，比達·伽馬發現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麥哲倫到達菲律賓早一百一十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動都早。”像這樣的比較，無疑是能增長人們的愛國心的。與此同時，他又根據鄭和下西洋的目的、經過做了說明：“我們這個國家有這樣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不去侵略人家，這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海外殖民）有本質的不同。”通過這個比較，又說明了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與自由的民族，這對我們從事社會主義兩個文明的建設，也是很有意義的。

在講述歷史過程中，進行合理的聯繫與比較，符合以史經世的原則。否則，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彙集罷了。”吳晗同志“對偉大歷史聯繫的合理看法”及運用，也是我們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