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

對身處收容中心的越勞而言，阮文雄不只是一名神父，而是爲他們爭取權益的天使。（本報資料照片）

越邊：難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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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臺灣之間的緣分說起來還是有點隨機的。我在澳洲服務的修會是高隆會，還沒升神父之前，我要經過兩年的實習，叫做Overseas Training Program（OTP，海外訓練計劃）。當時，總修會曾經問我要去哪個國家，我最開始登記的是要回去日本，因爲我覺得自己比較熟悉日本，對那個地方的人與文化也有一些好感，但最後他們卻派我來臺灣，來臺灣不是我的選擇。

提到選擇，不得不再提起我的好友陳清龍，他可能是影響我這一生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之一。是他的提議，讓我有了逃離越南的想法；當時在日本面對是否要去澳洲教會進修的抉擇時，也是因爲他願意同行，才讓我選擇投身神職；不過就在要實習之前，陳清龍與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他選擇還俗，我則選擇繼續將這條成爲神父的路走完。不過，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一直以來都有聯繫。有時候在他身上，我會看見「那條我沒有選擇的路」，比如說我也許可以成爲一個成功的商人，但我沒有，可是也許正因爲我沒有成爲一個成功的商人，我才能在臺灣完成一些我想都沒想過我會做到的事。

因爲就算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還是希望可以盡我所能地好好把它完成，所以在確認會被派到臺灣來之前，我進行了很多研究，例如臺灣的政治、社會、人民等等，我要了解我去的地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我是在蔣經國過世（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不久之後來臺灣。來到臺灣後，我先到了新竹。在那裡，修會租了一個地方給我們這些做OTP的。到臺灣這邊的有四位，兩位是澳洲修士，兩位是愛爾蘭修士。來自澳洲的兩位，其中一位是亞裔，另外一位則是有歐洲背景。我們四個人跟另一位神父住在東南街，每天走路、搭巴士，到交大附近的聖神堂上中文課。高隆會請了兩位耶穌會新竹語言學校的老師教我們，一位姓劉，他以前是軍人，我都叫他劉老師；另一位姓羅。他們兩位都是外省人，特別是羅老師的中文有北京口音，像是「你去哪兒？」、「你坐在哪兒？」。

跟日本的寒冷氣候與澳洲的炎熱比起來，我對於臺灣的第一印象反而是氣味，空氣中好像瀰漫着各種氣味，我不會說是好聞的氣味，我之後甚至推測那是因爲臺灣當時還沒有將廢水地下化，所以到處都有沒有加蓋的水溝，也許那個味道就是水溝散發出來的。不過，不知道是我習慣了，或者整個臺灣社會現代化的腳步很快，水溝的氣味倒是消失得很快。

我們在聖神堂上課，首先是團體課，然後再上個人課。唸了大概一年的書以後，我們纔去實習。我選擇到彰化的一間殘障機構，一邊練習中文，一邊跟人接觸。我很關心臺灣的政治跟社會運動，也幫忙過越南的一羣移工，他們是在嘉義或彰化的一間毛巾廠工作，多半都是南越平陽來的男生。他們的工時很長，加班一個小時才二十幾塊，住的地方也很糟。公司是到越南那邊設廠，再把一羣勞工用「實習」的名義送來臺灣，但其實就是上班。因爲這些勞工是教友，我就透過當地的修士跟他們接觸。修士們不曉得怎麼解決，我就去跟他們碰面了，也把這個事情陳報到勞委會去。最後，我們要求工廠改善他們住的地方，也將薪水還給他們了。

當時那間公司好像有去跟大修院的院長，也就是負責招募在美國的年輕越南人到臺北修院接受神職訓練的毛神父，談到阮文雄這個修士。毛神父就寫信給負責我的羅神父，說我喜歡政治、參加社會工作，並不適合聖召。羅神父就找我談，說有人跟他申訴，看我怎麼解釋？我不只承認，還跟他說這就是該做的事。如果你是越南人，今天在臺灣有這樣的事情，「你會幫忙，我也是啊」。所以他就算了，不再跟我追究。正是因爲如此，我才願意再回來臺灣繼續當神父，不然照我的個性，我不會做我不喜歡的工作，還被無理由、沒有人性地控制。

在第一次來臺灣以前，我其實不知道這裡也有一些越南難民。也是這次在臺灣的期間，經過修士們介紹，才知道有澎湖難民營。當時我跟一位餐廳老闆接觸過，他是越南南部來的、跟斗南天主堂阮文固神父同船的朋友，在桃園開了一間餐廳。他之所以可以租到那個店面，也是我出面去跟房東協調、談判來的。透過他，我跟他的越南同伴辦了幾次聚會，談一些現在越南社會的狀況，還把我們在國外的抗爭，越南人在美國、法國跟日本的活動，分享給他們聽、拿照片給他們看。

我跟他們說：四月三十日要到了。我們來辦個活動吧。共產黨說這是「解放日」，我們這些從南部來的人則說是「國恨日」。我們後來在臺北找了一個地方，辦了一場紀念活動。因爲那些澎湖難民大部分都是越南南部人，有一些人也一起來參加活動，活動辦得滿成功的。經過這樣的事情，我也認識了更多越南難民，他們的教會邀請我去他們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臺北縣三重的地下室，空氣非常不好而且很潮溼。不過，一九九○年我離開臺灣後，還有繼續聯絡的只剩下那位餐廳老闆和他的其他幾個朋友，其他人就沒有繼續聯繫了。（三之一；摘自《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