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導演的道德勇氣，但電影不敢恭維
吳澤源
伊朗電影《神聖無花果之種》是今年戛納的爆款作品之一。作爲以第二批次序被補入主競賽單元的影片，它在戛納電影節的放映時間也有些不利：被放在了評委和媒體都已經疲憊不堪的倒數第二天。
讓人們沒想到的是，《無花果》在如此逆境下居然引發了電影節的最後高潮：全場觀衆在影片片尾字幕升起後鼓掌長達15分鐘，表達着對流亡導演拉索洛夫及其主創團隊的勇氣的致意。
影片也在短短的24小時裡成了金棕櫚的熱門種子，儘管我們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笑到最後的依然是大器晚成的美國獨立導演肖恩·貝克和他的《阿諾拉》。
《神聖無花果之種》
《無花果》最終得到的，僅僅是一尊安慰性質的評委會特別獎。
這似乎表達了以格雷塔·葛韋格爲主席的這屆評委會的態度：《無花果》的政治與社會意義不容忽視，但也僅此而已了。
如果拿表彰電影本身的其他獎項來表彰它，那麼它似乎不夠格。
所以本屆評委會的選擇是否合理？
看過《無花果》後，我不得不感嘆葛韋格和她的同伴們還是有品位的。
我們無法否定《無花果》作爲一部在高風險情況下拍出的影片的社會意義，但作爲一部電影，《無花果》簡直想一出是一出，缺乏任何基本意義上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很難符合一部劇情長片的標準（而它的片長有168分鐘）。
《無花果》以一個標準的兩難情境開場：德黑蘭革命法院工作人員伊曼剛剛升職調查法官，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之事：領導他的檢察官要求他在不看卷宗的情況下就簽署一位二十多歲男孩的死刑起訴書。
這個困境顯然能激起觀衆對他的共情和對整個故事的投入：在如此道德困境之下他會作何選擇？一面是光明前途和爲家人提供更好生活的誘惑，一面是遵從良心行事的道德負擔。
在如此情境中，體制的同化能力，人們以「平庸之惡」爲由的自我開脫，小公務員在巨大官僚系統中的卡夫卡式處境，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展現。
然而，奇蹟般地，在接下來的四十多分鐘裡，伊曼基本上從故事中消失了。他間歇性地出場兩分鐘，抱怨一下工作，不鹹不淡地寬慰一下妻子對兩個青春期女兒的擔憂，對劇情毫無任何推動作用，也沒有展現出任何性格轉變。
在這四十多分鐘裡，妻子納梅和女兒雷萬與薩娜走上舞臺中心，雙方針對該怎樣看待正在發生的頭巾抗議運動及其參與者、該怎樣看待警察行爲和政府宣傳口徑的問題產生了激烈爭執，矛盾直到兩位女兒的一位朋友被警方擊傷、娜梅因此短暫照顧傷者時，才暫時緩和。
在此段落中，2022年在全伊朗發生的阿米尼示威活動佔據了核心位置：熱切關注時事的兩位女兒無時不刻地關注着社交媒體，來自示威現場的血淋淋視頻，因此被實時傳輸到她們眼前。
導演拉索洛夫在這些時刻也會適時地將這些曾在伊朗輿論場中流傳的真實豎屏影像放大至全屏幕，強調事件臨場感，併爲影片塑造某種半紀錄半虛構的跨界風格。
就在我們以爲影片已經完成了風格轉向時，不可思議的事情再次發生。示威活動在影片的圖景中就此退散，身爲父親和丈夫的伊曼重新掌握故事主導權，驅動其行爲的則是一個強戲劇設定：伊曼丟掉了法院配給他用來防身的槍。
這件事會毀掉他的畢生事業，他不能允許這類事情發生，於是他開始懷疑家庭中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將她們送至情報專家處進行盤問，甚至最終將她們囚禁在封閉環境中，給予囚犯待遇，直至一場《閃靈》式的捉迷藏追逐，劇情才得以最終解決。
影片的後半部分，劇烈地變成了一個包裹在類型片外殼中的寓言故事：父親是隱喻伊朗政府的強權代表，母親與兩個女兒則分別代表下位者面對強權時的不同應對方式，而這一切都被某種哈內克式的發生於強設定真空環境中的驚悚氛圍籠罩。
當然，除了父親、母親與女兒們之間的心理戰之外，影片還添加了配有動感音樂的追車戲，足夠讓你找到好萊塢動作片的感覺。
風格與體裁的不統一還只是《無花果》的一方面問題。人物的不連貫和先後矛盾，則讓人完全無法相信這是一個會真實發生的故事。
父親在一開始還是個會受到良心譴責的理想主義人民公僕，卻在丟槍後立刻產生了180°轉變，恨不得將家人變爲事業祭品，跟片頭處那個因爲想給家人帶來更好生活才拼命往上爬的官僚小市民判若兩人。
母親與妹妹的塑造方面也有同樣問題。母親在剛開始一副尊崇傳統文化的姿態，對女兒們管東管西，卻又在見到女兒受傷的朋友之後態度軟化下來，甚至表露出對抗議者的些許同情。
然而當她在接受完情報專家審判後，作爲同樣受害的一方卻再次和丈夫站在一邊，甚至做出了拿同意妹妹染髮做誘餌來讓她出賣姐姐這樣的滑稽事。
至於妹妹的行爲動機，同樣不成立。
這隻能給人一種感覺：《無花果》中不存在人物，甚至不存在合格的符號，因爲爲了讓符號生效，你首先需要讓它的所指相對穩定。這些角色不過是導演指哪打哪的工具。
《無花果》的搞笑結果證明了一點：紀實文學、寓言和類型故事是三個各自獨立的世界。在它們之間或許存在交界線，但這條線如鋼絲般狹窄，只有具備對敘事和表意的極高掌控能力才能行走於其上。
拉索洛夫在製作《無花果》時企圖既要又要還要，結果自然是什麼都要不到，這還僅僅是對其導演能力的指摘。
如果將問題上升到阿米尼示威事件能否被審美化/抒情化/類型化呈現的倫理層面，拉索洛夫的創作手法大概會在審視下更加不堪一擊。
當然，我們可以從客觀條件方面給拉索洛夫挽尊。在伊朗境內拍攝這樣一部電影，必然會有一些情節無法被最終實現；而他近些年時常接受軟禁與監禁的事實，大概也會影響他的創作狀態。
但即便如此，拉索洛夫好像還是沒有像他的同胞賈法·帕納西一樣，明白「少即是多」的道理。
通過影片的風格與結構本身呈現出創作所受的限制，同樣是一種有效的政治與美學表達。這正是追求面面俱到的《無花果》沒有悟出的東西。
或許《無花果》的問題也是短視頻時代的產物。我毫不懷疑，如果把《無花果》的各個抓馬片段單獨截取出來，配上類似於「老公犯錯，全家背鍋」「女生必看！11種制服家暴男的手段」之類標題，做成各自之間不搭界的片段，會在抖音等平臺上很有說服力。
但這些片段完全無法揉成一個整體；或許在導演眼中，他們也不需要成爲一個整體？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具體答案。但我知道哪些影片是講述一個相似的故事和講述同一個國家的處境時更言之有物、也更具電影質地的作品。
除了前文提到的帕納西的作品外，去年亮相戛納一種關注單元的《人間詩句》，今年入圍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的《沒有她們的星球》，都是更明白自己想表述怎樣的故事和觀點、更善於將電影語言作爲表述武器、在謀篇佈局時更具整體考量意識的作品。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處理某些敏感微妙的主題時，它們的態度都要比《神聖無花果之種》更加謙卑。
這或許就是真正能沉下心的創作者和浮躁心機創作者之間的區別。但很遺憾，似乎後者在近些年，總可以更容易地獲得（即便有限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