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諾貝爾獎》從殖民史研究經濟盛衰「逆轉」 爲現世敲警鐘

諾貝爾經濟學獎14日揭曉，表彰3位學者從16世紀以降歐洲殖民地統治體制找出現今部分國家經濟發展盛衰的原因。（圖／路透）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研究政治社會制度影響經濟榮衰的學術成就，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強生（Simon Johnson）與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享殊榮。諾貝爾獎委員會認爲，3人研究16世紀以來歐洲殖民國家對於殖民地的統治體制影響了殖民地後世經濟榮衰，健全制度與民主法治有助於減少貧窮，制度不良恐加劇貧窮、阻礙社會國家發展。這爲許多貧窮國家找出體制薄弱的歷史淵源，有助於因應縮小各國貧富差距的挑戰。

經濟學獎得主揭曉前一天，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全球26個最貧窮的國家目前的債務，比起2006年又高出許多。人在雅典的艾塞默魯接獲得獎消息後表示，世界許多地方公共體制與法治力量持續遭到削弱，威權主義帶來的經濟成長通常更不穩定，通常無法引發飛速且富原創力的創新。強生向路透社表示，美國行之有年的體制正面臨壓力，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拒絕承認2020敗選是主因之一，「這是我在工業化世界看到最大的憂慮」，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就是對於美國民主的「嚴峻壓力測試」，「真正貨真價實的包容式民主非常重要」。

諾貝爾獎委員會指出，世界最富有的20%國家的富裕程度是最貧窮20%國家的30倍左右，有些赤貧國家經濟逐漸好轉卻未若富裕國家繁榮。3位得獎人認爲，社會制度轉變、不同體制之間持續存在的差異影響了經濟繁榮與否。統治者爲獲取資源而建立壓榨式制度，或爲嘉惠攏絡歐洲移民而建立具有包容力的制度，導致後來由盛轉衰或由衰轉盛；他們的研究解釋了世上有些地方爲何陷入壓榨式制度且難以擺脫。即使如此，變革仍可能發生，從而建立新制度，國家可藉由擺脫殖民者制度建立民主法治，長遠看來能減少貧窮。

委員會提及3人對於美墨邊界同名城市諾加里（Nogales）的「雙城故事」研究。500年前的墨西哥是阿茲特克富庶文明一部分，吸引歐洲國家殖民獲取資源財富。諾加里地區地理、氣候條件完全相同，族羣起源相似甚至同源，生活文化相近，後因政治邊界一分爲二：北邊現屬美國亞利桑那州，實行自由選舉制度，多數人擁有高中文憑，教育、職業選擇更多，相對富裕，壽命較長，產權安全，投資可預期獲得收益。南邊屬於墨西哥索諾拉州（Sonora），比北邊貧窮很多，組織犯罪嚴重威脅商業發展，即使20多年前開始實施民主，腐敗政客仍難以剔除，立法不易。

在原住民人口稠密、城市化程度較高的繁榮地帶，殖民國成功壓制在地抵抗勢力就能取得廣大廉價勞力，歐洲移民人數較少，統治者通常實施壓榨式體制以利菁英獲益，沒有選舉制度，百姓政治權利有限。原住民人口低密度地區經濟落後，本土勞力少，吸引更多歐洲人移入，統治者須實施能激勵移民的經濟制度以求安定，居民由此要求更多政治權利分潤。全球殖民地政經體系發展受此影響，原本繁榮地區逐漸貧窮，昔日落後地區轉趨繁榮，如此逆轉在歷史上獨一無二。全球殖民化時期來臨前，愈城市化愈發達的地方只會更加富裕；未受殖民地區則無逆轉案例。

經濟榮衰逆轉主要發生在與工業革命有關的地帶，例如印度18世紀中葉前工業產量高於美國，19世紀初以後兩地大爲改變，體制差異導致逆轉，技術創新只能在更能嘉惠人民制度之下發揮作用。歐洲移民死亡率直接影響了殖民地制度類型，當年傳染病疫情最危險的歐洲移民社區人數大減、統治者更可能施行高壓體制的地方，如今經濟體系功能失調、貧窮程度通常愈高。

殖民地政治權力衝突、統治階層與被統治的百姓之間信任關係，成爲殖民菁英是否決定採取有利長期發展體制的決定因素。政治體制若有利於菁英，百姓就無法信任經濟體制改革承諾能夠兌現；統治階級往往也不相信經濟體制改變後利益損失能獲補償。這種不信任導致人民普遍貧窮的問題很難克服。

無法達成可受信賴的承諾，有時導致走向民主體制的過渡情形出現，甚至反覆過渡。百姓人多勢衆令統治菁英懼怕，羣衆可能動員並構成引爆革命的威脅；和平動員能讓更多人加入，因此比暴力動員構成的威脅更強大。威脅力道高到危險程度時，菁英通常選擇繼續掌權同時承諾經濟改革，但羣衆往往不相信，因爲局勢平靜後可能立刻回到舊體制。此時統治者只能交出權力，實行民主。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誰握有分配與擁有資源的決策權、羣衆是否有動員機會威脅統治者、統治者是否只能選擇把決策權交給羣衆，這3者成了殖民地政治制度成形與變革的條件。推行有包容力制度的國家往往能獲致經濟繁榮；停留在壓制式制度的國家經濟成長難有起色，統治階層還可藉由阻斷新技術引進而從中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