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農村寶媽，涌向縣城買房

文章轉載自新週刊（ID：new-weekly），作者 Felicia

20世紀90年代，項飆在珠三角調研時，關注到他後來稱之爲“懸浮”的狀況。

懸浮狀態的年輕人，基本上沒下過地，在經濟生活上、人際關係上，都不可能回農村。但因爲各種原因，他們在城裡待不下來，以極高的頻率更換工作，來回遷徙。

30多年過去了。武漢大學鄉村研究所研究員、社會學博士張一晗這幾年正在關注中西部縣城的“縣飄”羣體。從她的田野調查經歷來看，她認爲如今更貼合“縣飄”這個詞語的年輕人，是中西部的“農二代”。在他們之中，許多人想在縣城安居，但生活充滿着不確定性。

他們並不想當“無腳鳥”，但也不想回鄉養老。他們算盡六個荷包，就是爲了在縣城找到屬於自己和孩子的位置。

以下是張一晗的述說。

飄着，是對生活的進擊

我去旅遊時，接觸過大理、香格里拉的“縣飄”羣體，那裡的民宿、咖啡店的老闆，很多都是外地人。最近電視劇熱播，阿勒泰也會吸引這樣的“縣飄”。這一人羣想尋求生活狀態的轉變、實現精神自由。他們本是中產，或是覺得精神被禁錮的白領。

這些地方本就是現象級縣城，而現象級縣城是少有的。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人也是少數人，他們本質上還是屬於精英或類精英羣體。

而我所關注的“縣飄”是90後的進城農民家庭。從2019年開始，我一直在做田野調研，曾在福建、安徽、湖北、河南等十幾個省的鄉縣累計調研了500多天。

中西部“農二代”的資產基礎比較薄弱，學歷水平也沒那麼高。結合訪談情況以及數據來看，他們的平均學歷在高中以下，很少對旅居故事產生精神共鳴。那些網紅目的地也與他們沒有關係，跟他們有深刻關係的是家鄉周邊的縣城。

△ “進城寶媽”開的小店，地處典型的縣城街頭，雜亂又熱鬧。（圖 / 由受訪者提供）

在長三角、珠三角發達地區，許多“縣飄”曾想在大城市定居，後來因爲無法實現，就前往下游縣級市謀生。在人口遷移的過程裡，這些縣級市的交通、產能都有提高。他們遵循就業安居的生活邏輯，我認爲很難稱得上“飄着”。發達地區對縣域城鎮化政策的適應程度是很強的。

中西部縣城才代表着中國大部分縣城的情況。這10年來，縣城城鎮化高速發展。就我在縣城的生活經驗來說，變化非常具體。縣城裡有了博物館、植物園，甚至有了和一線城市一樣的連鎖奶茶店。

但這些年的調研過程中，我發現了一些悖論。我在中西部的農村做入戶調研，不少農民說兒女在縣城買房、安家，農村明顯空心化；但去縣城裡看，它們也面臨着勞動人口流失、產業轉型不順的困境，有一些地方甚至有空城現象。

河南江縣（化名，河南南部某縣城）是我的家鄉。它與許多中西部縣城一樣，處在農業型地區，工商業比較薄弱，經濟發展水平一般。我進入江縣農民工聚居的社區、街道，調研、採訪了60多戶農民工家庭。我發現，教育是特別重要的變量。

《縣鄉的孩子們》一書裡也提到，縣城教育重構了農民家庭的生活。優秀的教育資源集中在縣裡，鄉鎮年輕人進城的速度就會加快，給縣城提供土地財政、經濟收入，而農民家庭也擁有了進入縣城生活的精神動力。這10年是縣城的快速擴展期。

△ 《縣鄉的孩子們》

楊華 雷望紅 等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3-09

80後新生代農民工登上歷史舞臺時，學界對這一羣體特別關注，認爲他們與老一代農民工完全不一樣。但從我的調研情況來看，80後農民工的主要生活場域還是鄉土社會，他們又是多子家庭結構，仍然揹負着鄉土社會的規制。成家之後，他們重新撿起老一代的克己勤儉的家庭主義。而90後農民工的成長經歷、生命歷程完全不一樣。

90後農村孩子在真正的雙留守家庭（父母皆外出務工的家庭）長大，對留守經歷有很深的體會。尤其是中西部的農村女孩，對重男輕女的思想很敏感。以匱乏補償的理論來說，他們的物質條件已經相對充裕，匱乏的是家長的陪伴。

我的訪談對象們對“完整家庭”是非常向往的，也很重視精細化教育。許多80後陪讀媽媽只是階段性陪讀，在關鍵時期（高考前）提供支持。但90後“進城寶媽”，會將小孩的教育計劃嵌入現代生活裡做一體化考慮。

90後“農二代”沒有那麼強的鄉土屬性了。訪談時，如果問80後的人生最終規劃，他們會說，等兒子娶了媳婦，想回到鄉鎮、農村生活，可見他們的價值歸屬還在鄉村。但90後想在縣城落腳，縣城是家庭新的起點，他們的兒女會成爲“縣城二代”。

爲了陪伴和教育子女、支付縣城生活成本，中西部縣城“一家三制”的狀況特別常見。普遍情況是父親在大城市務工，母親在縣城以陪讀爲主要任務，老人在鄉村務農幫補家用。

靠“兒媳婦”推動的縣城房地產

進城農民家庭生活的變革是由年輕女性，也就是靠“兒媳婦”推動的。農村女性受現代化影響的程度比男性更深，出於種種考慮，她們不願意在鄉村生活，藉着結婚的契機提出在縣城買房。

我調研的家庭裡，90後農村女性的經歷比較類似，大多隻有初中學歷，打兩三年工，家裡就催她們回家相親，大部分都早婚。

小燕的經歷就是如此。她在大城市打工時，廠裡有一位姐妹的親戚是保姆。在交往過程中，她訝異於東部發達地區的家庭對教育的重視，心裡由此深深埋下一顆教育的種子。對她來說，在外務工不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培養孩子。

△ 2023年2月22日，重慶。一對母子正在重慶美術館觀看連環畫展。（圖/何蓬磊 中新社 ）

90後“農二代”的物質條件也相對有了改善。訪談對象裡，許多80後女工相當節儉，中西部地區多子家庭的農村女性甚至按月把錢寄回家。而90後女工則把在大城市打工視爲一種體驗，她們會用賺到的工錢去溜冰。

接觸了城市的生活方式，90後農村女性的心理狀態與上一輩完全不一樣。像小燕這樣的“進城寶媽”，大多想要紮根縣城。

我認爲江縣的購房潮大概是從2015年開始。2013年，小燕結婚時明確地跟男方家表示，“我不會在農村生活，你們必須要在縣裡買房”。於是，男方家爲了娶兒媳婦，在縣城全款買了一套兩層的小獨棟。

小燕認爲真正在縣城紮根，要靠自己賺錢創業。她先是兼職推廣刷單，賺了一點小錢，再用這些錢在縣城裡盤了一家小小的服裝店。“進城寶媽”的職業選擇是很有限的。想創業的寶媽大多會開服裝店、美容店或美甲店，一來成本相對低，對學歷和技術的要求也不高，二來工作時間靈活，她們要以照顧小孩爲主。

△ 靈活就業的服裝廠，但是人早已招滿。（圖/由受訪者供圖）

如此一來，縣城的美甲店、服裝店的數量就超過了一般體量。哪怕美甲套餐只需9.9元，非節假日也很少有顧客上門。江縣有一條出名的商業街叫二小道，老攤主說這裡50%的門店僅開張1年，鋪面在關張、轉租的過程裡來回。

進城農民家庭也想一家三口留在縣城生活，但爲了支付縣城生活與教育的費用，丈夫獨自去大城市打工的情況很常見。縣城留給年輕男性的機會也少。訪談裡一位年輕男性說，整個縣城超過5000塊錢月薪的工作，一隻手都數得出來——送快遞、送外賣、做裝修工、跑業務、進牧原（當地農產品上市公司）。妻子曾經抱怨丈夫吃不得苦，纔沒法在縣城賺到錢，可丈夫在屠宰場工作了兩個星期，兩隻手上就長滿了水皰。

而女性勞動力是被精細化教育捆綁的。爲了照顧孩子，她們的工作時間變得很零散，這導致女性很難找到合適工作。80後女性農民工對中國工業發展很重要。改革開放時期，長三角、珠三角經濟靠女性撐起半邊天。如果寶媽長期不就業，待在家裡圍着小孩轉，也會面臨全職媽媽的精神困境。有一位訪談對象說，她接觸外人時都會害怕。縣城的工作機會不多，無法勝任工作的經歷會使她們的社會生活繼續收縮。長此以往，她們的工作意願、能力都會下降，難以流入人力市場。

△ 美甲超低的價格。（圖/由受訪者供圖）

80後“農二代”對家庭收支有精準的計算。1984年出生的一位女性受訪者說，她兒子正在上初中，而她最擔心兒子成績不上不下。如果成績特別好，她就準備陪讀，好好培養他，以後房子、車子就靠孩子自己掙；如果成績特別差，她就不打算在教育上花太多錢，她得出去打工。在縣城“陪讀工廠”做工的，大多是當地高三尖子班學生的80後農村媽媽。高考這一年的陪伴投入是有效的，高考結束，她們會返回大城市勞動。

但90後的“陪讀媽媽”已經變成了“進城寶媽”。對她們來說，孩子的每個成長階段都很重要。她們有更加精細化、中產化的教育觀念，她們的最終目的是在縣城紮根。

紮根在縣城的難題

近年來，農民的家庭節律改變了。如果說上一代農民家庭過的是以儲蓄爲主的生活，他們的生活主軸、價值歸屬在鄉村，那麼新一代農民則把家庭主軸轉移到了縣城。

而縣城是消費的場域。在農村不用花錢的事物，在縣城要花錢，基本生活開支上漲了。而且經過現代生活的改造，消費變成縣城家庭的日常，外出聚餐、孩子娛樂的花費是省不下來的。

農民家庭進入縣城，需要付出比縣城人更高的生活成本。江縣有一所啓蒙教育式私立幼兒園，各項設施皆採用高標準，一學期收費6000元，我原以爲裡頭全是“縣二代”的孩子。但相關負責人告訴我，大部分孩子來自進城農民家庭，這讓我很意外。

△ （圖/《流動的中國》）

這些父母說，在公立學校裡，周邊都是老師、公務員的孩子，小孩只有得到關注才能被激勵，自信心才能增長。他們會在社羣討論，村裡的小孩在縣城公立小學上學，上三年級了，老師連名字都記不住。他們認爲私立學校的老師更負責，他們花了那麼多錢，老師相當於服務者，家長可以提要求；但如果小孩上了公立學校，只能討好老師。

進城農民家庭在村裡交醫保，在縣城看病，只有大病、住院纔可報銷，但日常生活場所已經轉移到縣城，小孩生病頻繁、週期長，需要額外在醫療上花錢。

縣城是人情社會，他們認爲需要花錢打通關節，否則會支付更多成本。

“一家三制”的脆弱性，體現在縣城收支倒掛上。在他們的生活邏輯裡，許多花銷是不能避免的，但收入沒有實質性提升。以儲蓄爲主的生活，可應對關鍵節點的大額開支，但這些揹着縣城房貸的家庭，以臨時就業爲主，收入極不穩定，房貸卻是固定的。如果家裡突發意外，家人面臨大病或失業，壓力就很大。我調研江縣某個爛尾樓項目時，有一對中老年夫妻爲了減輕兒子的壓力去海南打工。在疫情時期，這個樓盤同時有8對夫妻鬧離婚。

△ （圖/Unsplash）

這兩年，資本很關注縣城經濟，中西部縣城的消費力曾經確實被低估了。農民家庭的世代更迭、整體消費觀念變化，一度讓縣城爆發了很強的消費力現象。

但話題火熱到這種程度，我認爲它是被高估了。中西部縣城處於在地城鎮化的過程，沒有太多人口流入，大多是存量市場，大型的餐飲品牌資本下沉之後，小地方的小品牌很快就倒閉了。潮汐經濟在中西部縣城是普遍現象，過年過節生意火爆，電影院一張票賣60塊錢還場場爆滿，但平時一位客人都沒有。

中西部地區的縣域城鎮化有明顯的過渡性質，在產業基礎沒改變的前提下，現狀很難改變。因此，也許低成本公共服務纔是中西部縣城的主要任務。否則，在生產、生活分離的情況下，這一類縣飄可能會陷入“有落腳無立足”的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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