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得瘮人，甜得發苦
貞觀二十二年（648）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遣糖使”從長安出發了。他們的目的地，是玄奘大師當年取經時到訪過的天竺國。
事情還得從數月前，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獻俘長安說起。
話說王玄策此前受命出使天竺，在二次出使訪問時，恰逢當地內亂。使團一行被天竺國“篡位者”阿羅那順襲擊，人員、財物毀於一旦，僅王玄策一人僥倖逃脫。王玄策隨後從吐蕃國搬來救兵，憑藉個人膽識扭轉乾坤，擊敗阿羅那順。在跟隨王玄策返回大唐的天竺俘虜中，除了阿羅那順和天竺和尚那邇娑婆寐，還有一羣善於製作“石蜜”的匠人。當這羣印度手工藝者見到唐太宗時，立馬獻上隨身攜帶的“石蜜”，以博取東土大唐皇帝的好感。
石蜜，其實就是印度人用甘蔗榨汁熬製而成的方糖。
儘管史書中沒有唐太宗吃糖的記錄，但另一則史料則從側面反映了他對這種滋味的念念不忘：“遣使至摩揭陀國（天竺），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
甘蔗這種植物，原本就盛產於中國南方。唐太宗對甜蜜滋味及功用的迷戀，促使他派出了一批學習熬糖法的“遣糖使”，從而在不經意間推動了中國製糖業的發展。
事實上，中國人對於糖和甘蔗的記憶，遠早於唐太宗時代。
據著名甘蔗學家周可涌先生記述，中國人最早種植甘蔗的歷史當始於春秋初期。當時，楚國不服王化，一度兼併了虎方、荊楚、揚越等原始部落，發展壯大，成爲南方霸主。而甘蔗，最早就是這些部民們用於補充身體能量的主要來源之一。隨着楚國統一南方，這些地區也成爲楚國主要的甘蔗種植基地。每年生產出來的甘蔗，則由楚國官方收購，或爲山珍，或爲貢品，流入楚國王宮，進而輸入中原，建立起當時人對甜味的早期印象。
儘管古人很早就有生食甘蔗的需求，但一開始並未把製作蔗糖當作甘蔗業的發展方向。
直到楚國王室大量使用甘蔗作爲宮廷果蔬，甘蔗的種植面積纔不斷擴大，產量也持續增多。大量的甘蔗被生產出來後，榨汁便逐漸取代了生啃，古人將初榨甘蔗汁稱爲“柘漿”。楚人屈原在《楚辭·招魂》中寫道：“胹鱉炮羔,有柘漿些。”意思是，楚國人在宴會上喜歡用剛出爐的烤羊羔肉或清燉甲魚，搭配新鮮初榨的甘蔗汁食用。
▲甘蔗汁。圖源：攝圖網
的確，柘漿濃縮了甘蔗的甜味，比單純生啃的風味更醇厚。但，新鮮的柘漿經過長時間的放置也很容易變酸發臭。因此，古人會將多餘的柘漿加熱，直至沸騰，取高溫殺菌之法，延長柘漿的存放時間。甘蔗汁在沸煮的過程中，伴隨水分的蒸發，逐漸變成粘稠的超飽和液體，這就成了最早的蔗糖。
當然，萌芽時代的蔗糖，還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蔗糖。因此，那個時候粘稠、半固體的沸騰柘漿，最終也沒有被貴族們真正利用起來，成爲新鮮的調味品。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了漢代。
東漢時期，人們終於研發出了首款成型蔗糖。
東漢學者楊孚在《南裔異物志》中寫道：“甘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特醇好，本末無薄厚，其味至均。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斬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者也。”
可見，至遲在東漢時期，中國已經有了“石蜜”。唐太宗遣使至印度學習熬糖法，本質上是想在原有製糖工藝的基礎上進行技術改進。
儘管“石蜜”已經出現，但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依然迷戀甘蔗的原始風味。
東晉丹青國手顧愷之吃甘蔗便很有一套。別人品嚐甘蔗，都會從糖分淤積最多的根部下嘴。他偏不，而是從蔗尾開始吃，一直到啃完蔗根才過癮。
對於顧愷之這種吃法，許多人曾提出質疑，大司馬桓溫便曾用一根甘蔗調侃過他。
那一次，桓溫和顧愷之到江陵（今湖北荊州）公幹。江陵盛產甘蔗，宴席間有甘蔗上案，請二人品嚐。桓溫毫不客氣，當衆就將蔗尾遞給顧愷之，打算讓其出醜。顧愷之想也沒想，接過來就開吃，邊啃邊誇當地的甘蔗味道甘甜。
桓溫見狀，大笑起來。結果顧愷之不依不饒，說世人皆不懂品甘蔗，自古甘蔗沒有兩頭甜，倒啖蔗，才能漸入佳境，恰如人生。而且每一次吃甘蔗，遇甜吃甜，遇淡吃淡，豈非人生的另一番滋味？
▲東晉一代丹青國手顧愷之。圖源：網絡
無獨有偶，南北朝時代，樑朝也出現過兩位吃甘蔗高手：宜豐侯蕭循和義城侯庾信。
蕭循曾遭遇地方叛亂，但在敵軍大兵壓境即將破城之際，他卻命手下呈貢甘蔗，當着全軍將士的面生啃，毫無懼色。吃完後，蕭循大開城門，親冒矢石，將來犯之敵通通剿滅，留下一段“臨陣啃甘蔗”的千古佳話。
而庾信臨陣啃蔗則有點戲謔，因爲他對陣的敵人是“宇宙大將軍”侯景。侯景的大軍圍攻建康城，庾信正是奉命守衛城池正門的大將。見到侯景大軍整裝到達城下，庾信登時被嚇破了膽。爲了緩解自己的緊張情緒，他一面要求手下死守城門，一面對外宣稱自己口乾舌燥，要啃兩根甘蔗解解渴。
或許是此前有宜豐侯臨陣啃甘蔗退敵的神話，庾信的部下以爲他也是臨危不亂的戰神。不料，當甘蔗剛送到庾信手上時，侯景大軍的一支暗箭正射中建康城門，庾信嚇得抖落手中的甘蔗，撒丫子就跑，由此成爲千古笑柄。
季羨林先生在《中華蔗糖史》中指出，幾乎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動物）都喜歡吃甜東西。
兩漢時期，因政治統一、文化積累，手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原先塊頭較大的“石蜜”，在技術層面上得到精加工。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公元4世紀的廣州地區終於製造出更爲精細的新產品——砂糖。
▲甘蔗制的砂糖。圖源：攝圖網
砂糖的出現，無疑令中國製糖工業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然而，原始階段的砂糖還是摻雜了許多類似“石蜜”的缺點：口感偏酸，外形發黃，容易受潮、發黴變質。
自秦漢至明清的兩千多年間，廣州一直承擔着中國最重要的港口貿易任務，也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每年經此訪問中土、展開商貿活動的胡商不計其數，砂糖藉此經來華商人之手，流向世界。
巧合的是，中國砂糖流通世界的第一站——印度，也是世界著名的產蔗大國。當地人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利用液體蒸發的原理，生產出口感獨特的“粗糖”。
據說，佛祖釋伽牟尼本人就是印度神話裡甘蔗國王的後裔。他當年爲了開釋衆生，曾定下六年不吃飯的“小目標”，但在偶得一杯甘蔗汁後，爲其沁潤所啓發，停止了絕食。後來，這一題材被廣泛吸收入佛教的教義中，印度人在感念釋伽牟尼傳道佈施的同時，一如中土那位發明了“甘蔗哲學”的顧愷之那般，對甘蔗充滿了敬意。
隨着印度佛教的廣泛傳播，甘蔗以及它的衍生物“粗糖”“砂糖”，逐漸在當地形成了一條神聖的醫學產業鏈。
印度的佛教寺院兼具治病救人的功能。與佛教聯繫緊密的甘蔗，便是那個時代粗通醫理的僧人們治病的良方。在4世紀印度外科醫書《妙聞集》中，作者提出了這樣一種見解：“甘蔗有甜味、助消化，稠濃的、清涼的，具有止痛、增加體力、製造精液和利尿的功能。所以減輕痛苦，需要使用砂糖、guda、糖蜜和其他蔗糖產品，以治療各種疾病。”印度人的偏方，後來被收錄於“婆羅門藥方”中，經隋唐時代的佛教交流傳入中國，屢被隋唐時代的醫學文獻所記載。
▲印度人最早生產出來的粗糖大概跟今天的紅糖差不多。圖源：攝圖
儘管史學家們至今也無法證明“婆羅門藥方”對我國中醫的影響，但合理推測，唐太宗遣使求“糖”大概有這方面的考慮。畢竟，作爲歷史上瘋狂祈求長生的帝王，唐太宗更在意的應該是印度“石蜜”的藥用功效。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印度和尚那邇娑婆寐的“神丹”煉成，唐太宗忙不迭地吞了一顆下肚。不久，即因“溫補過頭”而駕崩。
唐太宗死時，“遣糖使”還沒回來，印度的熬糖之法尚未傳入中土。人們也無從得知，印度“石蜜”爲何會比中土研發的“砂糖”更加可口？直到唐太宗去世的十年後，唐高宗顯慶四年（659），一部名爲《新修本草》的帝國藥典才最終揭開了印度人制作蔗糖的神秘面紗。
原來，印度人在製作石蜜時，“用牛乳、米粉和煎，乃得成塊”。就是說，印度人用熬糖法研製出來的石蜜，其實更類似於如今風靡一時的“大白兔奶糖”，這也無怪乎唐太宗生前愛上了這獨特滋味。
▲唐太宗喜歡吃糖。圖源：網絡
自從印度的熬糖法被《新修本草》收編後，唐朝各地的製糖作坊就進入了學以致用的階段。王玄策一行歸唐不過數十載，武周時期，天下已在這種熬糖法的基礎上生產出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砂糖”。爲此，另一本醫書《食療本草》不惜筆墨寫道，石蜜“波斯者良……蜀川者爲次，今東吳亦有，並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汁及牛乳汁，煎則細臼耳”。
由於利用印度熬糖法生產出來的砂糖，質量比以往各朝的成品都要好，因此，包括南宋大詩人陸游在內的一批文人士大夫堅持認爲“砂糖中國本無之”，“唐以前書凡言及糖者皆糟耳”。
不過，與胡椒、花椒等物一樣，帶有絲綢之路傳播色彩的新砂糖，在中原賣得並不便宜。據唐朝人《資暇集》記載，唐初乳餳（糖）“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要知道，唐朝貞觀年間，一斗米大概才5文錢。一斤新砂糖賣60文，最少可以換1石米（1石=10鬥）。
即便到了技術更加成熟的唐玄宗時代，這種砂糖的價格依然居高不下。吐魯番出土文書《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中記載：“砂糖壹兩，上直錢拾貳文，次拾文，下玖文。”當時的西州交河郡，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新疆吐魯番地區，那裡的自然環境本不適宜種甘蔗，賣的貴也情有可原。然，天寶年間米價每鬥十三文錢，同品質蔗糖就算在中原打個五折出售，一斤砂糖也足以換60—90斤大米（1鬥約合12.5斤）。
高昂的糖價並未中止古人對甜蜜的追求。
隨着古代製糖技術的進步，到了12世紀的宋朝，在繁華的東京（今開封）街頭，用松子、核桃仁做成的松仁糉子糖，以及被塑成花鳥魚蟲模樣的糖面成爲了夜市“新貴”。嗜糖者們在感嘆這些糖食製作精巧的同時，也對各式各樣的糖塑面流露出渴求的姿態，以至於一些不良商家乾脆用竹篾和蘆葦爲原料，塑造成動物模樣，再塗以糖衣欺騙消費者。
蔗糖變得流行起來，人們也逐漸發現，經過西來的技術改進後，它居然對食物具有防腐功能。如果用糖醃製水果，還能掩蓋過酸或過熟的果體，產生別有風味的飲食體驗。在一些注重養生飲食的文人筆下，比如林洪的《山家清供》，有相當部分的糖食成了林大師極爲推崇的“此間清意味”。
與此同時，江浙、湖南、川蜀、兩廣等南方地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注重甘蔗種植與雜交技術的推進。眼看甘蔗及蔗糖產業的發展推進了市井經濟繁榮，宋朝官府也開始着手徵收“糖稅”。
宋元時期的糖品質量進一步提高，繼石蜜、砂糖之後，一種更接近於細砂糖狀態的蔗糖——糖霜問世了。
在成書於南宋的《糖霜譜》中，作者王灼稱：“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之，獨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碎，色淺味薄，才比遂寧之最下者。”這足見當時閩、粵、蜀製糖業的興盛。
▲《糖霜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甘蔗製糖專著。圖源：網絡
元朝初年，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首次來華，在福州看到大量細膩淨白的糖霜。他高興地將這種新發現記下來，並稱在福州的港口中“停泊着大批船隻，滿載着商品，特別是糖……許多商船從印度駛達這個港口，印度商人帶着各色品種的珍珠寶石，運來這裡出售，獲得巨大的利潤。”
其實，無論是王灼還是馬可波羅，他們筆下記載的“糖霜”仍與我們今天吃到的白砂糖有着較大的形態差異。直到一種名叫黃泥法的白糖提純技術被偶然發現，真正雪白的白砂糖才得以驚豔問世。
但在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我們已經看到了蔗糖貿易背後的巨大商機。伴隨明清時期蔗糖提純技術的發展，以及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中國蔗糖與茶葉、絲綢等物資一起，勢必掀起新一輪全球性貿易的浪潮。
雖然早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就從印度帶回了蔗糖，但歐洲的嗜甜者們吃到蔗糖卻還需要再等上一千年。
公元11世紀末，歐洲十字軍第一次東征。英國騎士在攻佔聖城耶路撒冷時，纔在當地看到了當年亞歷山大品嚐過的印度“粗糖”。隨着十字軍騎士西返，這種來自東方的糖開始在歐洲廣泛銷售。在早期的營銷推廣中，蔗糖被當地商家宣稱是上帝拯救十字軍的聖物——這一關聯性宣傳很快佔據歐洲人的心智，從此，“高糖”食品在歐洲飲食結構中佔據了極高的地位。
▲路易十四嗜糖成癮，40歲不到就成了“無齒”國王。圖源：網絡
然而，無論是教皇居住的梵蒂岡，還是古典與浪漫的代表英、法等國，從地理環境的層面上講都無法培育出適合榨糖的甘蔗。17世紀荷蘭人成爲“海上馬車伕”之後，他們便急不可耐地在印尼的雅加達地區建立起帶有僱傭兵及殖民性質的東印度公司，蔗糖貿易便是該公司的業務重點。
在蔗糖貿易過程中，荷蘭人發現，南亞及東南亞地區的蔗糖遠不如明朝中國生產的糖霜來得純粹。
經過明朝政府的扶持與推廣，單是廣東一省生產出來的白糖就分“糖粒”“糖瓜”“糖響”等十幾種。在這些純粹的單品糖裡，廣東人還將其二度加工，做成了“蔥糖”“香糖”“牛皮糖”等各類甜品雜食。
於是，爲了獲取更多的糖品資源，1624年荷蘭人侵佔了臺灣，並將臺灣打造成當時歐洲最大的海外糖業基地。
數據顯示，在荷蘭侵佔臺灣的38年間，臺灣年產糖總量約在200萬斤上下，除其中三分之一被運往日本銷售外，絕大部分“臺糖”被轉銷波斯灣，成爲歐洲人對中東貿易中獲利最大的一宗。17世紀30年代，閩粵臺三省每年生產並出口到歐洲的蔗糖達1000萬—1500萬磅，同時期葡萄牙人在巴西建立的蔗糖生產基地，每年給歐洲供給4500萬磅蔗糖。
往後的兩百多年中，中國的蔗糖產量隨着世界市場的需求而不斷增加，直到19世紀末，糖在中國的出口商品中僅次於茶葉和絲綢，位列第三。
另一方面，隨着明清時期海禁政策的實施，蔗糖業發達的廣州一度成爲官方唯一認可的對外貿易港口。當衆多海外商品流經廣州進入中國時，蔗糖扮演着重要的對衝貨物角色，爲外貿相對平衡提供了重要助力。即便後來清朝因兩次鴉片戰爭導致國門洞開、外資入侵，中國的蔗糖出口也依舊在世界貿易中佔據重要地位。甲午戰爭前，中國與古巴、印度、爪哇（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並稱爲世界五大蔗糖生產國。
▲印尼的一片甘蔗種植林。圖源：攝圖網
這一切的輝煌，伴隨着甜菜作爲糖料作物的栽培而宣告結束。
19世紀初，德國人在世界上建起了第一座甜菜製糖加工廠。隨後，法國、沙皇俄國也將這種適宜低溫生存的蔬菜引入自己的國家，並相繼以甜菜代替甘蔗，發展出各具特色的甜菜製糖工業。
此時，中國的甘蔗製糖業卻日漸式微。更致命的是，隨着歐洲工業革命的推進，西方不僅在東方擁有規模較大的製糖基地，更是大量引入機器，使得靠純手工榨糖的傳統蔗糖產業在競爭中遭到了嚴重衝擊。如此一來，向來以蔗糖出口稱霸世界的中國，也就被迫淪爲了“糖”的奴隸。
在這個殘酷的轉型過程中，中國傳統蔗糖產業的生存空間被無限擠壓、蠶食，依託小農經濟過日子的普通百姓也陷入了空前的生存危機。
爲了更好地活下去，許多百姓只能拋妻棄子出門做工謀生。
然而，正如19世紀中葉一位英國糖業經紀人喬治·皮特在日記中所描述的那樣：“糖在還沒有完全成爲一種生活必需品時，這個國家長期以來的習慣便已使得幾乎所有階層人士都在日常生活中食用它。”
皮特也宣稱，假如大不列顛的廣大民衆能負擔得起高昂的價格，那他們早就願意食用更多的糖。這說明直到19世紀中葉，在大洋彼岸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百姓依舊負擔不起高昂的蔗糖售價。但這相當於給從事糖業經紀或殖民貿易的侵略者釋放了一個暴富的行業信號。
當中國勞苦大衆外出討生活時，西方殖民者在黑市中公然給華工標價，吆喝“一名黑奴的價格爲一千元，而一名契約華工才四百元”，宣傳“在全世界上能爲我們辦事的人，沒有哪一個超過中國人。最好趁着這一次季候風，派出艦隊，到中國沿岸去擄掠中國男人、女人和小孩，越多越好”。
當一批又一批勞工踏上這些潛藏暴富陰謀的輪船，打算出海追夢時，他們卻落入了洋人精心設計的一個名叫“賣豬仔”的陷阱中。
▲19世紀末被擄走的南洋勞工。圖源：網絡
數據顯示，截至二戰結束，單單被販賣到東南亞的華工就高達1000萬人。很多人成爲糖業勞工。
爲了生產出品相更好的白砂糖，殖民者不惜在白糖提煉中加入動物的骨渣。有時也會將華工的屍骨摻雜其中，只爲造出世界上最白的糖。
在這個甜蜜得泛白的謊言中，無數勞工客死異鄉，再無音訊。背後有多少中國家庭因這場世界性的人口大販賣而日夜以淚洗面，恐怕永遠無法得知。
從什麼時候開始，甜蜜的本質變得如此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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