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錄取率乃法學教育恥辱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109年度律師高考甫畢，呼籲檢討律師考試製度之改革聲浪又起。「考選制度」對專業人才養成舉足輕重，其中律師考試更是培養法律人才、推動司法改革與法治社會之重點。

筆者擔任律師與法律系教師近50年，見證社會解嚴前後致力從「法制」邁向「法治」之改革進程；也目睹我國律師考制自甫解嚴時每年數十餘人考取律師（約1%錄取率），其後長年6%超低錄取率（相較美國各州均逾4成、日本3成、德國與南韓7成等），筆者亦有感而於19年前撰文《超低錄取率，邁向法治社會之桎梏》呼籲改革，直至民國99年考選部方修正相關規則，暫且確立10.58%法定錄取門檻。

然而，就在1成低錄取率尚待繼續改善提升之際，前（107）年考選部卻「突襲」改制，在原先「依比例錄取」（即通過一試前33%，再取二試前33%者錄取）外，以「律師素質不佳」、「分數門檻較客觀」爲由要求數項「核心科目」總分另需達400分方屬合格。此制一出，當年錄取率即降至8.58%，去年再遇司法官與律師合一試卷的高標準閱卷衝擊下，降至民國77年來新低（6.12%）。

而今筆者再談此題着實感慨：30餘年前若已成功翻轉考制觀念，爲大破大立之革新，今天的社會必能別有另一番法治風景；然錯誤考制至今又走回「超低錄取率」桎梏，果真是對法治推動的一大傷害！

按律師考試應僅是對完畢四（五）年法學教育再檢驗之「資格考」、基礎法學能力之再確認；養成法律專才需集「教育、考試、訓練、任用」於一身，本不可亦不該寄望考選制度十足擔當「篩檢優質法律人」之門閥！考選機關的任務僅是擇選「合格」律師，成就一名律師的素質則需另經有效職前訓練與實務磨練。

難過的是，推動400分制度、時任考選部長之蔡宗珍教授雖亦深知此理，並曾於就任部長前表示：「考選機關僅在篩選出具備起碼專業知識技能之人員，不得以經濟市場管制作爲及格制理由」，卻在上任後改口「市場消化不了這麼多律師，律師界哀鴻遍野、流浪律師日增，已成國安問題」，錯以「以量制質」觀念再設400分門檻，實令同爲教授之筆者汗顏！

司法考試對法律人才之培養舉足輕重，亦因此對整體社會法治推動任重道遠。正確的考試變革得以順勢翻轉與精進法學教育；然錯誤的考選方針亦將第一時間反映在法學教育、扼殺養成教育的契機。

律師錄取率長年低迷，並非撿擇「萬中選一」的德政，若100名修畢法律學院必修課程畢業之學子，僅有不到7位得以通過考試取得律師資格，毋寧是凸顯教育資源的無效投入及考選制度之失靈，是對法學養成教育之全盤否定！

諸多學子以優秀資質進入法學院，卻爲了成爲「萬中選一」的「合格」律師，迫將自己變爲一塊「有效率」的海綿，極盡所能在4年法學教育課程中吸納國考考科、於各大補習班求教解題，登時博學的好奇心與追求法律志業之初衷，都只能在捉襟見肘的窘迫下舍於身後，亦錯失真正體會「全觀法律人」之良機。

此次400分新制改革實是我國嚴峻的法治警訊！考選部在未能證明400分門檻與律師專業之實質關聯性之際，逕對評分高低浮動大、各屆考題難易不一之申論試卷一刀切，不啻加劇「不客觀」疑慮，更實質架空並驟降法定10.89%之錄取率。

考選部「以量制質」的謬論與便宜行事，不只未能有效提升律師的素質、草率侵害考選「選才」的核心任務，因之回頭加深了對法學養成體系之侵害，以及即將爲此付出之法治成本，毋寧纔是長遠以降，「法制」邁向「法治」的最大枷鎖、遺害甚深之恥辱！

律師考試與法律人才養成相輔相成，唯有解除低錄取率桎梏，提供法律人才全觀適性發展之空間，方有機會爲社會挹注更多「合格」法律人，進入司法體系、企業或政府（即筆者長年推動、於政府機關中以憲法爲本、獨立把關認事用法，專以人民福祉爲依歸之「政府律師」）。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還望當今考選部諸公撩撥算盤、試答筆者一題：因爲數十餘年來未能翻轉考制，以致造成「法制至法治」之差距，我們還有多少「法治」老本可以持以攤還，又要多久之後將會面臨「法治赤字」之困境呢？

（作者爲法學教授、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