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大輝：我就是慫了，再不慫就死了
（原標題：馮大輝說：我就是慫了，再不慫就死了）
採寫 張信宇 編輯 臥蟲 霍小發
馮大輝，那個“不寫代碼的CTO”，終於發佈了自己創辦無碼科技後的第一款產品——Readhub，一枚科技新聞的聚合閱讀工具。儘管這和他號稱的醫療搜索主業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在各個社交平臺中，“馮大輝”關鍵詞下的脣槍舌劍又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這恐怕也只因爲是馮大輝。他的一位前同事曾評價：“他的價值觀‘非黑即白’，不愛了就是恨。”
這樣的性格，讓馮大輝收穫了外界對他“非黑即白”的評判。他的每一次選擇和發聲，都可以催化出中國互聯網圈子、尤其是程序員羣體的一場互撕大戰，一次又一次，人們似乎樂此不疲。
哪怕只是這麼一個和自己主業無關的輕量產品上線後，“糊弄投資人”、“牛皮吹上天”、“攻擊性人格的混子”……等等的評價也一擁而上，箭箭誅心。
馮大輝身上的爭議，讓大家見識了程序員們的口水能力。圍繞在馮大輝這個名字周圍的一輪輪沸沸揚揚，最終變成了一場大快人心的打假——即使在以思想開放自持的互聯網界，也仍舊容不下馮大輝這樣敢言的人物。
“我知道這是人性”
（他會和媒體開玩笑，報道中不要放入自己的肖像，因爲：“長相，不堪入目”）
馮大輝在支付寶工作過五年。據傳，作爲他的前老闆，馬雲曾在內網發話：“馮大輝這個離職員工，批評阿里有的時候還有那麼一丁點道理的，由他去吧。等我們收購了丁香園，看他還怎麼辦。”當時馮大輝公開調侃阿里巴巴對社交產品“來往”的扶持政策。
因爲時常批評阿里，鬧出過許多不愉快的事，馮大輝與一些支付寶時期的老同事也漸漸疏遠了。在馮大輝看來，他只是根據自己對產品的體驗、對行業的觀察形成的觀點，但在一些人眼裡就是有不單純的利益動機，或者譁衆取寵，通過批評來擴張自身影響力。
這幾年來，因爲這類事情，儘管馮大輝在好幾次年度總結文章裡都告訴自己，嘴架要“戒之慎之”，但他仍然有意無意間得罪過不少人，也搞不清這些人到底是誰。
將近一年前，馮大輝從丁香園CTO任上離職，鬧出了一波三折的關注：2016年7月18日，馮大輝離職消息首次進入業界視野；8月24日開始的約一週時間，馮大輝在知乎、微博等社交網絡上遭受到了數個匿名者的質疑與攻擊，與前東家丁香園因期權爭議的矛盾也公開激化；10月11日，馮大輝以一篇《是的，我開始創業了》宣佈自己的後續動作。這三個時間點，馮大輝的名字在百度指數上呈現出了三個明顯的高峰。
2013年結束的時候，馮大輝做了一次個人總結，提到他所負責的團隊情況時寫道：如果團隊有問題，責任肯定在我。你看，有那麼多時間寫“小道消息”，哪有精力管理團隊? 雖然我還沒收到這方面的指責，但我覺得如果有的話，我也無從反駁。
三年後，這段話應驗了，有如先知預言一般精準。
根據朋友白鴉的說法，馮大輝從丁香園的離職非常不順利，原來以爲的股份變成了期權，但隨後董事會也不同意行權了，只能打一個很低的折扣。於是，這種話題就像吸引禿鷲的腐肉一樣，經常“噴人”打嘴仗的馮大輝，遭遇了一次集中的輿論反擊，包括被他用髒話罵過的讀者，新仇舊恨，一大筆帳找上門來清算。
其中以一個匿名知乎用戶發的帖子最具代表性，以“丁香園碼農一枚”的身份“曝光”了很多馮大輝的“黑歷史”，質疑他的技術能力、管理能力、性格缺陷，最令圍觀者印象深刻的是說他在丁香園任職CTO期間“一行代碼都沒寫過”。這封匿名帖受到廣泛傳播，幾天後原文被知乎屏蔽，馮大輝仍然認爲屏蔽的行爲來得太晚。
“曾經被大輝以暴烈手段拉黑、羞辱過的一撮知乎匿名人士，自然有狂歡的動機，一個個跳起了花式廣場舞。”馮大輝的朋友老鷹在一篇文章《好人馮大輝》裡爲他鳴不平。好人、朋友、赤子，也是老鷹向別人介紹馮大輝時會選擇使用的標籤，而不是他在技術傷取得過什麼驚人的成就，或者在社交媒體上擁有多少粉絲。
一個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爲，一個稱職的CTO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寫微信公衆號，混社交網絡。馮大輝離職事件中，微信創始人張小龍的一句話被再次挖掘：要提防那些Blog寫得好的產品經理，因爲在Blog上花的時間越多，在產品上花的時間就越少。原來還以爲有例外的，現在看起來無一例外。
這更加令人深信不疑：如果你在微博、Twitter、微信朋友圈一天發幾十條狀態，那必然是本職工作不飽和不負責，因爲真正在埋頭做技術的，不可能有太多表達慾望和表達能力。
“我知道這是人性。” 馮大輝解釋說，“比我預計的（影響）還要大，但是解決不了。”
有所不同的是，由於輿論壓力超出了預計，尤其是知乎上不斷洶涌而出的匿名帖。馮大輝再也無法忍受，以一篇《一個不寫代碼不稱職被扒皮的水貨CTO的自白》，逐條迴應匿名者，字裡行間可以看到他的委屈和憤怒透過屏幕噴薄而出，“我知道人性的惡，但沒想到底線是這麼低”。以致於迴應寫到後面，馮大輝要用“他媽的”和數不清的反問句來表達情緒。
馮大輝失控了。他不斷在知乎、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體迴應那些實際或不實際的指控。他的朋友三表說，那段時間，朋友們都在替他委屈、焦心，都在勸他止戰、不解釋。但馮大輝沒有接受朋友們的意見，他那些表現頗爲情緒化和一意孤行。
在社交網絡上，這種事從來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裁決了斷。對媒體而言，這是一個吸引流量抓人眼球的好題材，大大小小的科技媒體變着姿勢解讀馮大輝離職事件；對圍觀羣衆，別人的家事就是飯後的談資，那些可能被馮大輝言論傷害過的網絡ID紛紛在相關新聞、網貼評論區表示大快人心，“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至於期權糾紛的經驗教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而對當事雙方來說，卻只有兩敗俱傷，馮大輝遭到的如潮謾罵自不必說，丁香園及相關高層的形象也在評論區屢遭批評。
馮大輝身上素有舊疾，但網絡暴力帶來的痛苦遠比身體上的物理痛苦要深。“我感到內心十分受傷，有時候就懷疑，懷疑自己，我真的是這樣不堪的人嗎？”
事件過後，馮大輝與老東家已不再往來，他的繼任者也與他反目成仇，一切法務問題都將交給律師處理。與常見的互聯網高管離職創業不同，馮大輝沒有帶出自己的“嫡系隊伍”，選擇創業而非接受別人提供的高薪職位，都是離職後才考慮再三後決定的。
他在微信上寫文章，有老同事讚賞，讚賞的頭像會顯示出來，被人看見，截了屏，發到一些羣裡，就有人問那些讚賞的老同事，你啥意思？
非常尷尬。後來的人就不敢讚賞了，於是發一個紅包過去跟他說，“我私底下支持你”。
一頂老崔簽名的帽子
（馮大輝經常的“炫耀”：我也有老崔同款帽，簽名的）
至少看起來，馮大輝這次的創業路走得還算不錯。“整個過程比預想的要順利許多。”他在2016年個人總結裡寫道。
在創業之前的秋天，馮大輝離開杭州的家，參加了兩場“大型文藝彙報演出”。
一場是中國“搖滾教父”崔健的“滾動三十”2016北京演唱會，9月3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30年前的5月，名不見經傳的25歲的崔健在同一個地點，第一次用一首《一無所有》震撼了糾結搖擺的北京城，中國搖滾樂從此誕生。
爲了看這場演唱會，馮大輝推掉了據說是“比較重要”的會議，提前做足了準備，跟兩個好朋友，戴着白色的紅五星棒球帽，下午五點鐘不到就進了場。
“蒼白的語言不足以描述現場的感受，可意會不可言傳。”過了三天，馮大輝在“小道消息”裡寫道。崔健演唱會結束後，馮大輝他們幾個“喝啤酒侃大山，就着號稱北京最好吃的烤串，醉意闌珊，如此完美的一個晚上。”
另一場是10月18日在上海的錘子科技“Smartisan M1”新手機發佈會。儘管M1被普遍認爲是一款羅永浩放棄了當初信誓旦旦的理想、向商業和市場妥協的產品。但馮大輝仍然引用了史蒂夫·喬布斯“不能漠視瘋狂的傢伙們”的著名廣告片，繼續盛讚羅永浩爲理想主義者。
作爲一名曾經的“數據庫專家”和明星創業公司“丁香園”的首席技術官（很多人認爲是他這名“首席技術官”讓那家公司變成了一家明星公司），馮大輝在中國IT界確實有遠超儕輩的個人影響力。沒有一名相同經驗的工程師和同等階段創業公司的CTO，在對外表達觀點時能獲得像他一樣多的贊同與反駁。丁香園甚至被戲稱爲是一家外界只知其CTO而不知其CEO的公司。這可能是因爲馮大輝特別能“說”。
他喜歡對互聯網界熱點事件發表觀點，言辭犀利，有時甚至刻薄激烈。對公司，百度爆發魏則西事件，馮大輝在“小道消息”寫出一篇《青年魏則西之死》，吶喊“狗日的騙子們”，兩萬多人點贊，兩千多人讚賞；對個人，早幾年在社交網站上吵架時“傻缺”、“蠢貨”、“傻伯夷”等粗詞髒話隨處可見，動輒拉黑、掛人（把網友的賬號和言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出來）也是常有的事。
馮大輝甚至能設置公衆對中國互聯網諸多現象討論的議程。去年夏天從丁香園離職，事件本身不大不小，丁香園是一家垂直公司，騰訊投了7000萬美元的戰略融資之後也並沒有成爲獨角獸公司。但是正因爲當事人是馮大輝，知乎論壇立刻就有人開帖“如何看待馮大輝（Fenng）從丁香園離職？”（但他自己在這個問題下回復：何德何能爲這點瑣事浪費諸位最寶貴的資源，我爲此深感不安。）“馮大輝（Fenng）的編程能力到底如何？”，科技自媒體們也撰寫了一些期權糾紛話題的文章蹭熱點。可以說，馮大輝的離職，至少讓中國互聯網圈開始重新認識CTO在一家公司裡的地位，以及員工該如何與公司談判期權利益分配。
在許多普通程序員和互聯網從業者眼裡，馮大輝是個“網紅”。這個詞讓人聯想到錐子臉、酥胸、大長腿，可是馮大輝近四十歲，已婚，技術出身，經常被朋友們調侃長得像搜狐董事局主席張朝陽，而他每次聽到之後都很開心。他當然不喜歡“網紅”這個概念。“怎麼就有這麼多傻逼會認爲我是黑某個公司‘紅’的呢？紅你麻痹。你全家都網紅。”馮大輝曾在微博寫道。
但在以“簡單粗暴”和“野蠻生長”爲典型標籤的中國IT和互聯網界，馮大輝仍然是少有的異類。
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是資深的搖滾樂迷。1997年剛上大學，他接觸到搖滾，崔健、Police、Pink Floyd、Cure，跟其它所有人一樣，在最美好的年代遇見了喜歡的東西，青年馮大輝省下吃飯的生活費投入到搖滾樂裡，這成爲了他耗費時間與金錢最多的兩大愛好之一。另一個愛好就是計算機，以及後來的互聯網。那時候，馮大輝對所在的生物學專業越來越失去興趣，無處宣泄的精力通過搖滾樂和計算機找到了出口。
那個年代，要以搖滾樂手的身份謀生則更加困難。1996年的何勇，向全國勞模李素麗問候了一句“你漂亮嗎”，就成了搖滾界的“害羣之馬”，導致中國搖滾樂在文化界的地位經歷了多年的低潮時期，即使後來再度興起，也帶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氣質。那是一個商業音樂開始廣受歡迎的時期，魔巖三傑相繼淡出，馮大輝只是一個東北二線城市裡的大學生。
而計算機與互聯網毫無疑問是朝陽產業。從1995年起，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連續十幾年霸佔世界首富寶座；在馮大輝上大學期間，中國互聯網也迎來了第一波繁榮乃至泡沫的時期。“對我這樣的窮孩子來說，是一種信息上的解放。”馮大輝在2011年的一篇Blog文章裡寫道，“我的人生觀應該是在這個時候逐漸形成的。”在大學畢業前，他甚至沒有走出過東三省，但網絡是一個可以無限延伸的世界。
馮大輝逐漸將自己訓練成爲了一個數據庫管理員（DBA），後來在支付寶工作，他更是修煉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Oracle大神，獲得中國屈指可數的Oracle ACE Director頭銜（甲骨文公司的Oracle數據庫系統被電商和通訊公司廣泛使用）。在那場離職事件中，他被攻擊、被嘲諷、被質疑爲“不寫代碼”，與這個工種也有關係。雖然在外行看來都是程序員、IT民工、碼農，但他總認爲自己跟編程開發不一樣，“從來沒做過一天真正意義上的程序員，儘管我非常想做”。
怎麼理解呢？相當於在一個工廠裡，只有流水線上的工人才能被稱之爲無產階級，而倉庫管理員就不行。在外行的眼裡，這種區分實在不必要甚至略顯荒謬。但技術從業者自有他們的區分體系，自有他們的尊重與被尊重，正如一個對音樂無感的人可能也分不清楚搖滾和電子。
20年來，馮大輝從未放棄過他的音樂愛好。朋友們都知道他喜歡聽民謠和搖滾的現場。在不久前的那場崔健演唱會上，同去的朋友池建強在後來的記述文章裡寫道：“他（馮大輝）幾乎可以哼唱老崔每一首歌的旋律，甚至歌詞，並具備迅速與身邊的搖滾歌迷打成一片的能力，無論男女老幼。”
那三頂白色紅五星棒球帽也是馮大輝在現場“斥巨資”買的。在池建強的回憶裡，作爲崔健的鐵粉和骨灰級搖滾歌迷，馮大輝就跟瘋狂追星的十幾歲少年一樣，在好友面前絮絮叨叨炫耀着自己的珍藏。
“每過一段時間就告訴我一次，‘我有一頂這樣的帽子，是老崔簽名的，你知道麼？’我說，知道，你說過了。‘那簽名專輯的事……’，也說過了。”
“不慫就死了”
（馮大輝仍然困惑着“舞臺上下”的自己應該如何表現——說什麼？唱什麼？）
真實世界裡的馮大輝，與他在社交網絡上表現出來的差異很大。見過面的人談起馮大輝，五個裡面有四個會用“靦腆”這個詞形容他。微信公衆號“三表龍門陣”作者三表第一次見馮大輝時，發現他“說話像踩在棉花上，整個人看起來毫無攻擊力，不客套、不寒暄，不是那種社會人。”
在宣佈要創業後的那一週，馮大輝“平均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不斷地在他家樓下的星巴克，見來訪的各路投資人，像所有創業者一樣喝咖啡喝到吐，甚至開始重新思考咖啡館的經營問題（他曾參與創辦過一家咖啡館），回覆消息經常要深夜三四點鐘纔有空。
馮大輝對互聯網一些新的變化有超乎常人的嗅覺。微信公衆號平臺剛一上線，他就開始運營“小道消息”。由於進入早，他在紅利期積累了一批用戶，後來常在“小道消息”推薦一些別的公衆號，扶持起一批優質自媒體。這得歸功於他經年累月，浸淫在互聯網世界裡，熱愛並且樂於分享。
幾年之前，馮大輝信仰互聯網，信仰技術，一直試圖做一個技術佈道者，樂於看到信息能夠進行有效的傳遞併產生價值。他提倡技術佈道者必須要成爲一個好的寫作者，要懂得利用新的傳播媒介，一定得是Twitter、微博等社交產品的活躍用戶。
他自己也是這麼做的。
但離職事件集中經受了網絡暴力洗禮之後，馮大輝關閉了微博評論，加大了拉黑頻率，開始反思互聯網的變化以及不好的一面。在朋友看來，這是一種無奈的自我隔離。
2016年9月底，馮大輝在各種地方反覆寫一句話：我所熱愛的互聯網已經在變壞，我所信仰的互聯網精神已經開始坍塌。即便如此，他也會警惕自己偶爾流露出的“刻奇”——這個米蘭昆德拉總結的概念可以解釋成，光環加身、自己感動自己——他還用自己的案例爲其來增加註腳：“我那篇文章說‘是的，我開始創業了’，就是一種抑制不住的刻奇。創業本身就是一種刻奇的東西。”
但他確實痛恨網絡噴子，特別是匿名的那種。他爲此不斷地思考、研究、尋找解決方式，用溫和和激烈的手段，試圖勸一些社交平臺，從產品和運營的層面改善這烏煙瘴氣的氛圍。
也有不少人在社交媒體裡質問，馮大輝你自己不就天天噴大公司嗎？現在被人噴了，一報還一報。他對此迴應說，當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變得很有力量的時候，就是要接受批評的，就是要接受質疑的。因爲這些強大的組織，更容易壟斷先進技術，利用技術拉大與弱者的差距。
馮大輝沒有說清楚自己現在是否也屬於這些強者的序列，但離職事件特別是隨後的網絡暴力對他的影響仍然非常大。他開始剋制公衆表達。對宋冬野吸大麻和鮑勃·迪倫獲諾貝爾獎這樣的新聞事件，他極其想在微博上說一點段子之外的東西。但是馮大輝知道，要嚴肅討論這些熱點相關的公衆議題的話，又會引來大量爭議。
在正式採訪之前，馮大輝就說，這次不聊大公司，不發表意見。他會繼續剋制表達的慾望，而且隨着之後的創業，還要爲自己的公司考慮，這種剋制很有可能會隨之加深，讓他變得無趣。
對錶達慾望與情緒剋制的糾結可能貫穿於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在2011年的一次年終總結裡，馮大輝曾列出自己職業生涯早期中的幾次失誤（那時他還年輕，剛進入職場不久，只不過沒有發達的社交網絡），最後發現，幾乎都是自己性格原因造成的——即使是業務上與上司存在爭議，也可以通過性格的圓融去換一種更好解決方式。絕大多數人年輕的時候都會棱角分明，只不過有的人磨得早，有的人磨得晚。
“你會覺得現在自己變慫了嗎？”
“就是慫了，不慫就死了。”沒有遲疑，這個東北人乾淨利落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