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董話筒灌滿熱淚
我走進「面會室」，拿起玻璃隔屏前的電話筒，想像自己來探望親人，也想像親人來探視自己。在警衛的監聽之下，囚犯每星期在電話中，只有十分鐘能與訪客交談。
我假設自己是囚犯，不論是冤枉的，或是證據確鑿，我要跟來訪的親人說些甚麼？安慰他們嗎？要他們多忍耐？還是哭訴自己冤屈？要他們不要理睬別人鄙視的眼光？抱怨被刑求的肢體到處都在劇痛？還是告訴他們腿被打斷了？或是獄卒要索取紅包？請外邊的親朋好友搭救接濟？最後泣不成聲的交代後事？要親人準備收屍？
我也想像自己是探望者，應該如何寄語安慰？父親當年是「重大匪諜」、萬惡不赦的重刑罪犯，是不能隨便探訪的。而就在這些電話的兩端，不知曾經沾過多少的斷腸熱淚？
1969年寒冷的二月，是春節過後的某一天，父親和他的第四任妻子倪明華女士就是在這裡，隔着鐵欄和玻璃，用兩邊黑色冰冷的話筒，「辦妥」了離婚手續，隨即父親返回牢房就絕食了21天。
這些話筒從來不曾歇閒，有夫妻情侶、有父母兒女、有師生摯友，還有革命戰友，當然，我絕對相信，也有真正在顛覆政府的「謀反」、「叛亂」份子，以及貨真價實的匪諜，但是，我更相信絕大多數都是含冤莫白的無辜百姓。爲了不能放過的那一個，而被錯殺的這一百個，正在冤屈中接受水深火熱的煎熬。
桌上的電話記錄下無數如怨如泣、生離死別的哀慼告白，這些骨董的話筒和熱線，傳輸着無窮盡的悲傷、希望、親情和遺言，雖然物換星移已除役多年，卻仍讓我泛起滄桑難水的感思。
園區有一間圖書室，美麗的同仁熱忱的跟我解說，她說：「柏老服刑期間，就在這裡和另外一位獄友一塊管理這一、兩千本圖書，而其中有一套就是司馬光耗時十九年編篡的《資治通鑑》。」
我看她最多25、6吧？當年還沒出生呢！她微笑着回答我：「我們都受過教育訓練，所以都很清楚柏老的故事。」她的自信讓我既訝異又欽佩，印象深刻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