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民幣等問題 周小川有最新發聲！
疫情後全球金融經濟格局如何？未來全球貨幣發展方向如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突破點在哪？12月13日，在主題爲“改革與開放：雙循環下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2020上海金融論壇上，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紐約大學艾倫·格林斯潘經濟學教授、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原行長Mervyn King，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傑出金融學教授、印度央行原行長Raghuram Rajan等國內外重磅嘉賓對上述話題進行深入探討。
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線出席2020上海金融論壇並發表主題爲“IT發展促進智慧體系現代化和跨境支付的便利化”的主旨演講。在他看來，科技發展給很多業務模式帶來了新機遇和挑戰，如果通訊和處理能力大幅提升,支付會更加便利化，特別是跨境支付。
“在交易的時刻，需要幹兩件事，一是獲取一定的信息，二是做數據處理，過去由於通信設施和計算能力的限制，信息獲取和數據處理都有限。”周小川舉例稱，比如，跨境消費，需事先換好外匯，且需承擔匯率風險，限額以及用途等也需要提前獲悉，而隨着通訊能力、信息獲取能力以及數據處理能力大幅提升，很多工作在交易瞬間就可完成，比如匯率實時獲取、商品代碼可知道是否符合外匯使用政策等。
周小川強調，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自由使用，如果願意可以在貿易投資等方面應用，“際收支平衡的原因會影響國家在外匯體制方面的選擇，要儘量避免取代別國的貨幣主權，導致別國的貨幣政策、外匯政策不再生效。”
在避免影響到別國貨幣政策、外匯政策的基礎上，周小川表示，在零售交易的瞬間實現兌換以及對實現兌換條件的審覈，可以給互聯互通帶來新的操作可能性方案。
對於未來全球貨幣發展方向的問題，周小川認爲，目前不見得能看得準，“如果將來真有一種世界貨幣出現，技術的適應能力應該不成問題，而且很多方案具有相當程度的靈活性，可以及時調整，以適合未來全球金融格局變化的需要。”
周小川表示，如果利用交易瞬間所具有的信息獲取能力和信息處理的能力，不僅可在支付系統現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做很多工作，而且可以向前承接，向後也有很好的適應性，“ 這種做法體現了以賬戶爲基礎，雙層銀行體系服務的長處和好處。”
Mervyn King：上海能否成爲主要區域金融中心取決於資本管制能否放鬆
紐約大學艾倫·格林斯潘經濟學教授、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原行長Mervyn King（默文·金恩）介紹了世界各國的疫情情況，他認爲疫情防控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並對疫情後全球經濟復甦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英國脫歐等議題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疫情後經濟走向方面，Mervyn King將目前世界經濟遇到的困難和十幾年前的金融危機作了比較。他認爲，十年前，在金融危機高峰時期，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給金融行業提供支持，從而間接地支持實體經濟中的產業和家庭，“目前倒過來了，市場被迫直接支持企業以防止破產，如果沒有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很多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會麻煩纏身。”
Mervyn King認爲，疫情防控措施取消後，消費模式也隨之發生變化，企業需要時間瞭解市場對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變化，一些資源重新分配是必然的，“目前並不知道資源轉移的規模，但政府不應該提供太長時間的支持而阻礙這一進程，也不應該過早取消支持使得有發展前景的企業破產。”
Mervyn King指出，殭屍公司數目在增加，有些公司在過去十年享受了低利率的支持僵而不死，有些公司則是因爲疫情造成今年大多數時間無法正常運轉，“未來幾年的重大挑戰將是如何管理好債務重組，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的資產負債上的虧損預計會加劇。”
在談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時, Mervyn King認爲，上海有很好的定位，但要想吸引海外的興趣，中國監管部門一方面需要避免過分的複雜性，另一方面需要進行充分地謹慎監管，以保證金融機構的安全運行 ，“中國科創板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功。”
“接下來幾十年中，中國的儲蓄將會主要支持中國的投資。未來上海能否成爲一個主要的區域金融中心，主要取決於中國能否放鬆資本管制。” Mervyn King表示，“此外，十年前的金融危機和最近新冠疫情都告訴我們復原力的重要性，一個成功的金融體系不僅需要高效而且需要復原力，要能夠在未來的衝擊面前儘快恢復。”
Mervyn King同時表示，英國脫歐對英國經濟產生的長遠影響不大，“英國脫歐會創造機會加強英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繫，尤其是和中國的關係，其中，在金融領域，未來十年倫敦和上海可能會走得更近。”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傑出金融學教授、印度央行原行長Raghuram Rajan（拉古拉姆·拉詹）在論壇上表示，當前令人擔心的問題是進一步封鎖會對經濟活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儘管政府一方面保持企業正常運營，一面讓人們減少移動，但是經濟活動還是受到了一些干擾，“美國明年第一季度可能會是增長很低、甚至是負增長的一個季度。大量儲蓄有待釋放，今年的可支配收入非常高，因爲政府的轉移支付將一步步成爲開支,因此，無需擔心總需求，關鍵是讓經濟重回正軌。”
西方國家的公共債務是否過高？Raghuram Rajan表示，發達國家的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接近二戰後水平，這一次的不同之處在於，利息支付或者說利息支付佔GDP的比率非常低，事實上，即使債務上升，利息還在下降， “這意味着政府確實有一些開支的餘地，意味着本來應該居高不下的債務佔GDP的水平因爲低利率水平僅是略微升高了一些。”
在美國會看到更多的私人部門陷入困境嗎？Raghuram Rajan指出，今年美國企業的破產申請已經是去年的兩倍，但是美國小企業的破產申請卻有所下降，這是因爲這些企業獲得了一些基本保護，比如暫停付款，但是可能在年底，付款開始恢復，監管寬容消失，小公司不得不尋找出路，屆時可能會看到破產申請增加。
“由於政府對企業和家庭都給予了巨大支持，目前很難知道企業和家庭真正的受傷程度。” Raghuram Rajan表示，隨着經濟復甦，可能是傷痕出現的最好時機，此時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實體經濟的傷痕是否會蔓延到金融部門，因爲對於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而言，金融部門的崩潰加上疫情給實體經濟帶來的問題將真正是雪上加霜。
在Raghuram Rajan看來，爲了獲得可持續的增長，美國必須把重點放在提升低收入人羣的能力上，此外，美國的增長來源之一是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當然，擺脫疫情的中國正在經歷強勁增長，但是，許多其他新興市場，像拉美、南亞，如印度一樣，增長速度會大大放緩，疫情後增長也會更慢，這些國家也是傷痕累累、負債重重。全球化、去全球化也給這些國家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Raghuram Rajan表示，由於利率水平較低，影響股價的貼現值，因此美國股市可以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未來必須小心股市泡沫給市場造成更大的脆弱性和破壞。”
即便疫苗上市暗示着即將步入疫情後的世界。但Raghuram Rajan表示，奔向隧道盡頭的旅程上仍然充滿了重大的不確定性，包括疫苗推出的速度和過程，“此前，貨幣政策更有可能傾向於寬鬆，財政政策更傾向於支持，但金融風險可能會在政策逆轉的時候增大，所以美國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確定性。”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瑞穗金融集團講席教授、國際金融家論壇名譽主席王江的演講圍繞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點是金融市場的建設、金融市場應該作爲基礎設施來建設等話題展開。
他表示，金融市場是現代金融體系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和定價的中心平臺，爲指導實體經濟的宏觀和微觀決策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過去10多年，上海已經成爲中國金融市場體系的中心。”
王江認爲，將金融市場作爲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非常重要，金融市場的主要功能是流動性和定價功能，正因爲在資源配置中起着核心作用，要堅持“以健全的市場功能作爲唯一建設目標”。
對於市場建設方面，王江認爲，中國有些市場結構非常小，總體看發展並不平衡，比如短期貨幣市場、國債、公司債、證券化資產及衍生品中，貨幣市場、國債等已有相當的規模，而證券化資產和衍生品市場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同時，市場的質量和效率還有很多值得提升的地方。他表示，目前一些市場面臨着限制和扭曲，比如國債市場和信用債市場，總體原則是在控制好系統風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發揮金融市場的市場機制，取消不必要的分割制約和限制。只有這樣，才能夠建立一個相對穩定、有足夠信譽、真正國際化的市場。
第三方面是開放。王江表示，開放應雙管齊下，一是目前已有的在岸市場全面開放，首先內部開放，然後對外開放，大力引進國際資本和機構；二是打造全球最高水平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即有一個在岸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這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而要建立離岸人民幣市場，要有高度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法律、監管、風控和稅收體系作爲支撐，否則只是紙上談兵。
第四方面是推動創新。他認爲，應積極地從服務實體經濟的角度來開拓市場、新的產品和新的服務，包括科創板的完善、資產證券化體系的建立、衍生品場外市場的發展、財富和資產管理業務的現代化等。值得一提的是，應以金融科技和大數據爲槓桿，形成後發優勢，包括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數據來提高現有市場產品和服務的覆蓋深度和效益，開拓新的市場產品客戶以及直接對接市場與個人和中小企業，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