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在海外─求存、紮根與傳承〉──書院 向東方傳教的前線基地（上）
編者按
1959年香港出生的盧業樑先生，現任高柏資本控股集團主席，日前以英華書院校友身分前往馬來西亞，進行了一場歷史文化尋根之旅，有感而發寫下〈華人在海外─求存、紮根與傳承〉一文，即使遠在南洋，許多華人家庭始終延承中國傳統習俗和家風，這些都爲華裔新生代的成長提供了豐富養料，也讓中華文化的種子在他們心中悄然紮根，代代相傳。
4月上旬，我們一行36人，包括校長、校董會主席及各屆（從1965屆至1998屆均有）畢業的英華師兄弟，一同參加母校英華書院創立200週年的歷史文化尋根之旅4天遊，首次踏足麻六甲。這個位於馬來西亞的南洋小鎮，驟看仿如3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廈門，又似20年前的東莞……
麻六甲英華書院於1818年成立，由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與米憐牧師（William Milne）創辦和管理，是爲遠東區首間英式學校，造福當地人及移居當地的華人。在文化交流上，它印行出版了最早的華文雜誌，介紹中國典籍和西方科技。它又銳意培訓傳教士，教授中文，印刷出版首部中文聖經及傳教刊物，成爲倫敦會刻意在麻六甲建立的傳教站。
當時，清廷嚴禁西洋人學習中文、「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及向人民講經傳教，對違反者以「絞決」處治，使得傳教士以麻六甲爲基地。不過，帝國主義者沒有死心，宗教在有意無意之間被利用爲帝國主義者入侵東南亞及中國的「工具」，而書院也就成爲向東方傳教的前線基地。
從馬禮遜和米憐草擬的「英華書院計劃書」中，可知書院設立的目標：「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學。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讓恆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歐洲文學和科學。」此外，馬禮遜在爲英華書院簽訂的契約書中，更直接表明，該院的學生「在學成之後，將會被派往恆河以東的亞洲各國，引領人們歸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華書院從1818年創立，到1843年遷往香港，在麻六甲歷時25年，共7任校長。學生主要來自麻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初創時只有7位，以後維持在2、30位之數，最多時達到7、80位。當時在麻六甲的居民中，華人只是少數，書院學生仍以華人爲主，西籍學生不多。華人中雖然大部分人講閩南語，但書院仍堅持以官話爲主流。這些安排都反映出馬禮遜和米憐的心願：這所學校是爲中國將來宣教而設的。
馬禮遜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鴉片戰爭後，曾先後擔任英國全權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翻譯，參與中英之間的談判，以及中英《南京條約》的起草與簽訂。他精通中文，遊走於官員之間，在清廷官員眼中，他竟被誤認爲最具權力的代表，而事實上，清廷最終所失比預期爲多，關鍵在於他。
中國將香港割讓給英國，英華書院旋即於翌年（1843年）由麻六甲遷往香港，校舍設於港島荷里活道與士丹頓街交界，爲香港第一間西式學校。
在個人感情上，我們緬懷馬禮遜牧師創立英華書院的事蹟，認同他在教育及文化交流上的貢獻，但站在大歷史觀上，卻對他們父子在英國打開中國門戶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遺憾。他們先後服務英國朝廷，而英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別無二樣，先是進行文化滲透，繼而軍事動武，最終侵佔土地，豪奪經濟利益。直到今天，部分地區問題仍糾纏不清。踏足麻六甲，憑弔學校遺址，教人欷歔不已。
驚人的經濟螞蟻
漫步麻六甲的街道，隨意鑽進一間生果鋪，華人面孔的老闆娘便是典型的南洋移民─客家人，祖籍中國廣東省梅州市，在麻六甲已是第5代。而店裡年齡相仿的山東姑娘，則是以遊客身分來麻六甲旅行。時光流轉，同樣是炎黃子孫，同樣站在麻六甲的土地，身分、地位、處境，已隨着中國的崛起發生巨大轉變……
十八世紀以來，在中國盛轉衰、西方霸權強橫的時代，華人離鄉背井來到麻六甲，爲討生活而落地生根，可是國家因「路遠」而保護不到人民，令致他們境況悽慘。據載，1800年至1820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通過駐在廣州的洋行，從黃埔、金門和澳門多次偷運中國工人到麻六甲、檳榔嶼、聖赫勒拿島等地，迫使長期勞動。
當年，清廷無意經略域外，而東南亞的華人處境堪憂，怎樣纔可自保？百多年後，周恩來總理點出了竅要：當國家無法保障華僑在所在國的安全和正當權益時，華僑可入籍所在國。他並且表示，海外華人應當效忠入籍的國家，與當地人民一同爲所在國的政治、經濟獨立和文化作出貢獻。人民命運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國家積弱受壓，海外華人也難逃被欺凌的命運，這真是萬般無奈之下務實自保的做法。
事實上，當年華人確如周總理所想所做。大馬首富、糖王郭鶴年曾形容華人爲「地球上最驚人的經濟螞蟻」，表示海外華人實在是對東南亞發展貢獻良多的無名英雄，不僅勤奮高效率，更重要是肯吃苦、耐勞。他說，這些貧窮的華人遷移至東南亞，走入森林經營木材、割膠、採錫或開小店鋪，肩起了這些費力的工作，塑造了當地經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