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好萊塢上流
韓國導演奉俊昊的《寄生上流》繼去年在坎城影展奪得金棕櫚獎後，破天荒地又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這是92年來奧斯卡首度頒給非英語發音、非英語系演員及非英語製作團隊的影片。
亞洲片及亞洲導演在世界三大影展包括坎城、威尼斯及柏林得獎已不是新聞。從195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的日本戰後新浪潮，黑澤明、大島渚及今村昌平即在國際間大放異彩；至1980年代的臺灣新電影，侯孝賢及楊德昌已成爲亞洲面貌的代言人，間歇有香港王家衛驚豔影壇，但從沒有一位亞洲導演這樣堂而皇之地走上奧斯卡頒獎臺，拿着小金人，告訴衆人：「我們做到了！」這意味着奉俊昊被好萊塢接受了，至此他的韓國電影也搖身一變成爲主流的一分子了，不再像他之前的作品《末日列車》般只是寄生於好萊塢的體制裡。
臺灣人在感覺同爲亞洲人的與有榮焉時，應該問的是，爲什麼日本及臺灣都比韓國早在國際影展嶄露頭角，卻始終跨不過最後一哩路，走進好萊塢，而停留在藝術片層次？《寄生上流》脫離藝術片慣用的意識流表現手法及敘事距離感，而熟稔地運用好萊塢式的主人翁視角運鏡，也抓住奧斯卡9000餘會員的偏好，主題意識正確，又必須展現戲劇張力，着重一而二再三的敘事轉折，成爲雅俗共賞的代表作。
而臺灣導演缺乏好萊塢的歷練，基本功普遍不行，第一關就過不了好萊塢製作人的眼。其次，《寄生上流》雖以首爾爲背景，但科技新貴、童子軍、印地安人打扮、後現代風格的豪宅、草坪上的生日趴這些影像元素，不斷抽離存於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而增強觀衆同化的視覺認知，使觀衆很快掌握普化的階級剝削主軸，進而沉浸在劇情中。這也是臺灣導演普遍欠缺的敘事能力。
或有人問，征服好萊塢真得那麼重要嗎？是的，躍身好萊塢主流，代表跟全世界觀衆溝通的能力。超越了語言、超越了文化，訴諸人類普遍的情感，尋求共同的慰藉，這應是每個導演的夢想。韓國做到了，臺灣還沒有。追根究底，臺灣導演應加強基本的訓練，這可透過與美國新興視頻業者如Netflix的合作達成。
反觀大陸，近年都有不少大腕級的電影投資，但空有大卡司、大製作，卻沒有深刻感人的劇本，乃至只有好萊塢大場面的皮囊，但劇情索然空洞，無法搏得世界觀衆的青睞。經過此次新冠肺炎，大陸導演如能往最黝暗的內裡探究，呈現武漢人如烙上中世紀黑死病的火印，人人唾之，彷彿接觸了就沾染死亡氣息，描繪無助、徬徨的人底沉痛，纔有可能走向好萊塢，被世界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