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廣州的兩條中軸線 格局在宋代基本成型

清代廣州地圖紅線中軸線

民國廣州地圖,紅線爲中軸線

文/圖 葉曙明

壹 宋代廣州的中軸線在北京路

中軸線在一個城市格局中,非常重要,它就像一個“綱”,綱舉目張。抓住城市中軸線,就抓住了城市發展的脈絡了。

在古代中國的城市中,中軸線往往起兩個作用:一是作爲城裡南北交通的主動脈;二是用來確定城中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府衙縣衙皇宮隍廟以及大的貿易市場一般都在這條線上。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廣州的城市中軸線,就是北起越秀中山紀念碑,經中山紀念堂、廣州市政府人民公園,乃至珠海廣場。這條中軸線,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大規模城市建設中形成的。但如果從民國再往前追溯,廣州第一條城市中軸線在哪裡?

翻開廣州老城區的地圖,北起越秀山,南至珠江邊,西至西門口,東至德政路(到明代擴張到大東門)。這個格局,是在宋代基本成型,並一直延續到近代。那麼,宋代的廣州的中軸線,又在哪裡?不在人民公園,而在北京路。

當時北京路的中軸線,北起越秀山頂,經洪橋街、正南路、北京路,直達珠江邊。且不說宋、元時代的廣州,就算從明代建鎮海樓算起,這條中軸線也有六百年曆史了。

有一個現象足以證明北京路爲中軸線之說,那就是廣州的考古發現,離市中心最近的古墓西邊在人民公園有南北朝時期南朝的墓,東邊在烈士陵園有西漢墓。而在這兩地之間,即北京路一帶,卻沒有發現任何古墓。

衆所周知,墓葬一般都在城郭附野,不會建在城市中心,雖然人民公園是廣州公認的中軸線,但仍有南朝古墓的出現,可見那時這裡已屬城郊了。而在北京路,人們迄今只發現古代層層疊疊的馬路,層層疊疊的繁華。儘管坊間曾有傳說,趙佗可能葬在北京路附近的番禺二山,但這純屬臆測,無憑無據,也不被歷史學家認同。北京路作爲城市中心的歷史之久,已超乎一切文獻記載之外,甚至超乎我們的想象之外。

從傳統風水的角度說,中軸線縱橫交匯之處,是全城正穴”,也稱“堂穴”,行政中心宜建在這個位置。所以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署設在北京路北端,是有風水上的道理的,因爲它是中軸線上的“正穴”位。

貳 中軸線東是內貿碼頭 西是外貿碼頭

早期的布政使主管一省政務,後來改成主管民、財二政,俗稱“藩司”。在布政司署西側是知府署(也是唐代的饗軍堂,宋代的經略司西園、元代的廣州路總管府和清代的廣州府衙);它的東側是南漢時期的皇宮所在,也是元代的廣東行中書省。棟宇連雲的官衙建築,與北京路呈丁字形,東西一字排開,紅牆綠瓦門槍林立,氣象森嚴。

中國傳統的重要官署建築,大多建在丁字路口上,這是一個神秘現象。布政使司署建在現北京路與中山五路的丁字路口(中山五路至省財廳一段北京路是後來纔開通的),原番禺縣衙也建在現德政中路與中山四路的丁字路口上,德政北路也是拆掉縣衙後開通的馬路。

官署建在丁字路口,首先是爲了展示威儀,大門正對着的大街,俗稱“天街”,通常連接着城門或碼頭,是新官上任時鳴鑼開道進入官署之路。北京路南端是天字碼頭,建於清雍正七年(1729),是官家專用碼頭,南來北往的官員,經水路抵達廣州,都從這個碼頭上下船,從雙門底進入廣州城,至今仍留下一條“接官亭”的巷子。其次,丁字路是出於防禦進攻的需要,當敵人沿“天街”攻擊官署時,前無去路,而守軍則可以從兩側夾擊敵人。

當年朱元璋一統天下,自京師到郡縣,都設立衛所(駐防軍隊單位),屯丁戍守。廣州的左右衛,一個在今天的廣衛路附近,一個在越華路小東營附近,正好從兩翼拱衛着這條中軸線。明代吉祥路南段名衛邊街,意思就是在衛所的旁邊,一旦布政使司署和其他官署受到攻擊,他們可以馬上出動,從倉邊路、吉祥路包抄過來。

左右衛這種駐防制度,在清雍正年間被裁撤了。不過,後來開闢廣衛路時,依然用了一個“衛”字,讓我們可以找尋到明代衛所的遺痕

古人稱中軸線東面爲之“日角”,西邊爲之“月角”,角宜發展內貿市場,月角宜發展外貿市場。漢、唐時期的長安城就是這樣規劃的。我們再看看宋代廣州這條中軸線吧,東邊有個東澳碼頭,在今大塘街以南清水濠處,是主要的鹽運碼頭(鹽是最重要的內貿商品之一);西邊有個西澳碼頭,在今海珠中路與大德路交界處,是主要的外貿碼頭,航線可以通到印度洋、波斯灣。這完全符合古人對中軸線規劃佈局的要求。

利瑪竇曾在拱北樓內細觀銅漏壺

中軸線從藩司往南延伸。北京路分爲幾段,中山五路至西湖路一段叫雙門大街(又叫布政司前街,明代叫承宣街),西湖路口聳立着著名的拱北樓,始建於唐代,後來在歷代戰亂中,毀了又建,建了又毀。古書記載,拱北樓築基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二尺,虛其東西二間爲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是廣州的一個重要地標,北京路也因此而有了“雙門底”的俗名。

在拱北樓上,有一座元代製作的銅漏壺,構造精巧無比,經過了上百年還分秒不差,全城官民計時都以它爲準。明代時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到了廣州,他是一個製造精密儀器的高手,曾自己製作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物品,送給中國人。他對這個漏壺也興趣盎然,很想仿造一個,但絞盡腦汁也無從入手。它精密到什麼程度呢?1919年廣州要拆城牆,把漏壺移置博物館,但就這麼一移動,從此無法復原了。

清初平南、靖南“兩王入粵”,攻陷廣州後,面臨一個難題,誰纔是廣州的新主人?爲了不傷和氣,乾脆平分秋色,把廣州一分爲二,城東歸靖藩,城西歸平藩。而他們分割廣州的中間線,就是北京路,甚至連拱北樓的雙門,也一人守一個,靖藩守東譙樓,平藩守西譙樓,各有各的地盤,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無事。

1912年,孫中山正式卸任中華民國總統,從南京乘船返回廣州,在天字碼頭上岸,沿着“天街”北京路進城。當時全城沸騰,萬人空巷,從雙門底至都督府,一路上張燈結綵,好像過節一樣。

1918年10月,廣州市政公所在育賢坊禺山關帝廟掛牌辦公,主持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運動。永漢街至雙門底統稱爲永漢路,其後一度改爲漢民路,之後又恢復爲永漢路,至“文革”改爲北京路。無論世事如何變幻,無論名字改成什麼,它依然是廣州的中心街道,地位無可撼動。

肆 第二條中軸線“求通不求直”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市政府規劃城市新中軸線時,維新路(後改名起義路)是作爲中軸線的主要馬路,按模範馬路的標準去建設的:路面寬闊,兩旁不建騎樓,而是種植路樹,與惠福路構成十字形的綠化帶。但從地圖上看,這條中軸線,從越秀山的中山紀念碑至起義路廣州社會主義學院一段,都是筆直順暢的,但接着突然變得歪歪扭扭,斗折蛇行了。

原來,在清代末年科舉廢除之前,是廣東的書院空前繁榮時期,從1875年至1905年這31年間,陸續開辦了51所書院,速率相當驚人。廣州領風氣之先,在起義路與北京路之間,形成了一個密集的書院羣。四鄉八鎮的學子,在這裡苦讀六經三史,諸子百家,晨興夜寐,書聲琅琅。教育路的美名,淵源有自,並非謬採虛聲。

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原址,有梁氏宗祠(樑千乘侯祠)和黃氏的千頃堂。《白雲粵秀二山合志》說:“即以合族祠而論,樑則祖千乘,黃則祖千頃”。千乘和千頃都在起義路上。

由千頃堂建成的千頃書院,名氣雖不算很大,並不在廣州最有名的七大書院——粵秀、應元、學海堂、廣雅、越華、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黃、樑二氏皆廣東望族。修築維新路時,本來是要穿過樑、黃兩家宗祠(書院),廣東名流樑士詒(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梁啓超(曾任北洋政府司法、財政總長)和將軍府將軍黃志恆,分別致函當時的廣東軍政府,要求保護千頃書院,結果,馬路開到千頃書院,便繞了一個彎,使這條中軸線變得和丈八蛇矛一般了。而梁氏宗祠(即青雲書院),卻被拆毀割讓包括西齋昌後堂三大座在內將近一半的面積。

當年廣州的馬路,大都“只求通不求直”,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廣州人的性格,重實用而輕觀瞻。

本版統籌/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