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儒釋救國論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溥儀在僞滿皇宮簽署文件。（中新社資料照片）

與大多數北洋領袖一樣，段祺瑞堅信民國以後的亂象是人們放棄了儒家文化。「儒家的學說是指導中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社會行爲和政治的基本理論。理論的權威、結構的穩固、行爲的效果都因爲外國在中國的行爲而發生了動搖，引起人們的疑問。」

這也是段氏悍然終結民國共和體制的思想背景。反對段祺瑞的輿論認爲，段氏黨國：內政外交無不日趨隳壞，陷於國亡種滅之境。且其爲人褊狹媢嫉，愛憎由私。其所惡者，雖賢必擯，如孫洪伊、李長泰、吳佩孚等是也。其所善者，雖惡不黜，如徐樹錚、靳雲鵬、曹汝霖等是也。意氣用事，罔恤國家，不但無新式政治家之精幹敏練，亦無舊式政治家之厚重老成。直如破落紈絝子弟，受劫持於幹僕豪奴，一任他人之處置播弄，自己毫無感覺者。以如此之人才，即使當專制承平之政局，亦不堪其任，況應付世界之潮流，當此內憂外患多難之中國，有不鼎折覆𫗧貽誤國家者乎？

此論雖過於苛刻，卻也非無的放矢。

很多軍閥是佛教徒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段祺瑞撰〈因雪記〉：披短衣，着下裳，淨面漱口後，念淨口真言；披長衣，念淨衣真言，整冠，取念珠，放下蒲團，跏趺西向坐，瞑目寧神，虔誦佛號，廿轉數珠，合掌讀願文，頂禮已，啓目，垂手，收念珠入袋中，起身，去蒲團；五年餘如一日也。

……因思厲氣久鍾，不雨雪已數月，既雪矣，乖戾之意大殺，人民災劫或可豁除；然環顧豫鄂魯直臨榆張北，蔭雲慘淡，兵氣忱霾，自顧職之所在，不免憂從中來。綱紀蕩然已久，太阿倒持有年，人事計窮，欲速不達，心力交瘁，徒勞無補，惟有曲致虔誠，默禱上蒼，由無量之慈悲，啓一線之生機已耳。

從前半段來看，作者似乎是一名與世隔絕、「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佛教徒，而不是日理萬機的國家元首；從後半段看，作者似乎是對國事一籌莫展，寄希望於上蒼出手拯救中國的政治領袖。段氏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多軍閥都是佛教徒，比如孫傳芳、唐生智都號稱「信佛的將軍」，但他們政治和軍事活動，並沒有顯示出佛教信仰對他們有正面影響──正如馮玉祥、張之江等自稱信奉基督教的軍人那樣，其基督信仰並未減輕他們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惡行。

坊間有傳說，段祺瑞晚年吃素，是爲「三‧一八」慘案中死難的學生贖罪。這是一個誤傳。根據王楚卿回憶，段拜佛茹素始於直皖戰爭失敗下野；段氏幼女段式巽說，段以爲「作爲武人，難免打仗死人，應該懺悔罪過」，故以吃素來爲過去在軍旅生涯中殺人的罪孽懺悔，釋冤解結。段晚年胃部潰瘍出血，醫生家人勸其開葷以加強營養，段氏斷然拒絕道：「人可死，葷絕不能開！」可見其修行之堅定。段認爲，佛教茹素，是儒家惻隱仁愛的極致。段氏站在佛教立場勸戒世人，主要強調者亦爲戒殺，其詩作〈末世哀〉針對施政者雲：「天有好生德，忍作荊棘場？因果罔或爽，戕人還自戕。殘民逞私意，自然有天殃。」然而，在其任內，卻從未停息過戰事。

北洋政府是「軍紳政權」，從袁世凱就任總統到張作霖就任大元帥，這十幾年中軍閥因襲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傳統。他們幾乎都尊孔，公開表示要以孔教爲國教，在他們統治下的各省下令讀儒家讀經典，特別辦學校來發揚儒家傳統。在他們的幕府、政府之中僱用了許多受過傳統教育的官僚學者，幫他們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草擬通電。通電中振振有詞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標準爲根據的理論。例如，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理由是維護儒家綱紀；段祺瑞打敗張勳挽救民國，理由也是儒家的綱紀。

對段氏而言，皇帝和朝廷可不要，孔孟之道不可不守。段氏是逼迫清室退位的關鍵人物，此後反對袁世凱稱帝，討伐張勳復辟，被譽爲「三造共和」，梁啓超稱讚說：「其人短處固所不免，然不顧一身利害，爲國家勇於負責，舉國中恐無人能比。」其政敵吳佩孚也撰寫精彩的輓聯：「天下無公，正未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奠國着奇功，大好河山歸再造；時局至此，皆誤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戰，憂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勳。」

人稱「六不總理」

頗爲有趣的是，一九二七年秋，段祺瑞在天津與廢帝溥儀有一次會見，這兩個人都放不下架子到對方寓所拜訪，便相約在溥儀生父載灃家見面。這次會見，雙方不歡而散。據說，溥儀態度傲慢，擺出皇帝召見湖廣總督的派頭。段祺瑞十分生氣，認爲自己好歹曾是中華民國之國家元首，溥儀「到今天還搭皇帝的臭架子，真是豈有此理」。

段祺瑞一輩子以儒生自居，爲人嚴肅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樸素，清廉如水，無積蓄、無房產，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人稱「六不總理」。在器物層面，他願意接受西方的科技與軍事；在道德倫理層面，他固守中國傳統價值。早年，段氏曾就讀私塾，對儒家經書有初步瞭解。其後投筆從戎，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習兵法、地利、軍器、砲臺、算法、測繪等課程。

清王朝爲了鞏固統治，「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乃是不可逾越的原則。熟讀經史，以感發忠義之心，仍是該學堂的根本宗旨。故每日熟讀並背誦經史一段，依舊是學生的必修課，這也爲後來段的「文治」打下牢固基礎。

與大多數北洋領袖一樣，段祺瑞堅信民國以後的亂象是人們放棄了儒家文化。「儒家的學說是指導中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社會行爲和政治的基本理論。理論的權威、結構的穩固、行爲的效果都因爲外國在中國的行爲而發生了動搖，引起人們的疑問。」從一九二七年開始，段氏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正道居集》，以此弘揚儒家價值，反對各種西方思潮學說，爲中國未來指出「正道」。其《正道居集．自序》雲：「癸亥歲五易之元首，選非其道，浙遼軍興，國無政府，……海內環請，未忍膜視，遂就臨時執政。適遊士風靡，侈談新奇，人心澆漓，將無底止。念非孔孟之道不足以挽頹風，欲述斯旨，難已於言。凡有關世道人心者，漸積成帙。友好堅促，一再刊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