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裕順／性侵審判爭議 源自司改無視被害人
▲性侵案件難藉由「冰冷筆錄」、「枯燥書審」即可正確解讀，必須改以動態檢證、多方問詰方能避免誤判。（圖／視覺中國）
司法院日前罕見舉辦公開說明會，就性侵被告因被害人警詢的指控定罪，是否剝奪其審理程序詰問權等影響審判公平，邀請機關代表、被告律師表示意見。
大法官釋憲前的大動作，不僅反映孤立空間「密室犯罪」，法官難以隔山打牛、隔空抓藥的審判困境。同時，此項憲法爭議直指我國偏重筆錄審判的實務陋習，並且凸顯臺灣被害人保護不足的司法罩門。
2019年，日本最高法院統計資料顯示，被害人進入法庭參與審理達1,485人次，於證據調查親自詰問被告、證人計826人次，另於庭期審訊表達感受、量刑意見共1,772人次。並且，程序過程辯護人陪同、協助者有1,184人次，其中藉由法扶律師提供免費服務有649人次。
日本近年司改爲能貼近人民、容易瞭解，審判進行「直接審理」、「言詞審理」。亦即，判案心證源自「第一手資料」，證據調查強調「言詞問詰」。同時，被害人不再彷如「局外人」，而是程序當事一方的「參與者」。
犯罪學研究認爲性侵彷如「人格的謀殺」，被害人盡力忘卻痛苦經過、不願回想。另一方面，「陰翳犯罪」大衆腥羶獵奇總有窺探情緒，傳統偏見也易認爲被害人「與有過失」。刑事程序避免被害人第二次、第三次受害，規範機制設計或朝「減少供述」調整修正。
如同本次釋憲的關鍵爭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條文規定：「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到庭後因身心壓力於訊問或詰問時無法爲完全之陳述或拒絕陳述」，以致法庭審判直接使用被害人「警詢筆錄」做爲證據，不另要求其到庭進行「交互詰問」接受詰問及對質。然而，性侵案件犯罪現場大多沒有目擊證人，且加害者、被害人立場對立、各說各話不難想像。
多年前，徐自強涉嫌擄人勒贖卻因「共犯指控」遭判死刑定讞，大法官強調：「被告享有詰問證人之權利，乃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推翻約制實務數十載的最高法院判例，不僅「槍下留人」，並且確認「交互詰問」的憲法論據。
同樣地，性侵被害的警詢筆錄源自「片面說法」，亦是密室偵訊單方詮釋「二手資料」，供述者的表情神態、話語的抑揚頓挫等等，於事實認定上「牽一髮動全身」，實難藉由「冰冷筆錄」、「枯燥書審」即可正確解讀，必須改以動態檢證、多方問詰方能避免誤判。
對照日本法庭有關罪責有無、刑罰輕重之重頭戲，審理過程「詰問證人」、「詰問被告」、「言詞辯論」等等關鍵場景，被告不僅全程在庭、主動參與，「被害人」亦可參加訴訟、比照辦理。因此，本次憲法法庭論證焦點，應非被告權利過度保障，而是我國司改被害人維護未臻周全。（本文轉載自《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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