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區與大後方人民生活差異——國民政府是怎樣失掉大陸（三）

抗戰後懲治漢奸。（時報出版提供）

一進入即有人領往二樓，見有五位軍官，中間者爲少將劉主任，囑坐下後，問他何時參加了「團體」。楊鵬不明白什麼是「團體」。劉再說：「就是我們局本部」。他也不瞭解什麼是「局本部」。全場都以奇異眼光注視他。

他不知道爲什麼集體中必然隱藏着一些壞分子，發揮着劣根性對同事進行暗批暗貶暗鬥，文的武的都有。讀了柏楊寫的《醜陋的中國人》之後，心中真是無限感慨。

這是楊鵬基於個人生命體驗所產生的感慨。然而，從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來看，楊鵬的父親是地方上的仕紳，又是地主，在地方上有實質的影響力。徐禧是國民政府中的「官」，是在抗戰期間替「軍統」工作的人。

這兩類人通常都比較「知書達禮」，知道什麼是儒家文化中的「正道」。王錫三則不然。他本來就是幫會頭目，在國家有需要的時候，也可能被「招安」，變成爲「吏」（游擊隊副大隊長）。在抗日時期，這樣的「吏」卻缺乏國家力量的監督和支持。他跟幫會弟兄互動，講的是「江湖道義」，而不是儒家傳統的「正道」。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在傳統中國社會裡，「官」是流動的，「吏」則是長久依附在一定的土地上。在抗戰時期的淪陷區，「軍統」的特派員跟游擊隊首領之間的關係，亦類似於此。當「官」的勢力「罩」不住「吏」的時候，「吏」也可能搖身一變，成爲「土豪」，或者「流寇」，魚肉百姓，危害鄉里，甚至殺害「仕紳」。楊鵬的父親就是這樣遇害的。

當身爲「官」的徐禧將變成「土皇帝」的王錫三「就地正法」之後，原來聽命於王錫三的那些幫會分子，仍然留在「忠義救國軍」內，但他們「仍然是當地的居民」，爲當地民衆所熟悉，而有一定的「情感性成分」，「騷擾百姓的事情反倒王錫三領導時期少得多」。

楊鵬父親被暗殺後，他由小舅舅護送到南京，住在馬家，進入南京中央大學，寒假回到馬家。有一日，劉叔叔到訪。劉也是忠義救國軍南京區特務員，在楊父擔任該組織交通站站長職務後，常到楊家跟父親會面。他們之間的活動，楊鵬一無所知，只知那是秘密公務。

楊鵬轉述小舅舅，告知徐禧已格殺王錫三之事，劉謂已有報告，希望他好好讀書，並繼承父志爲抗日地下工作盡心。一年內籌組一個抗日同心會。楊鵬聽到繼承父志，「自是欣然接受」。此後正式參加軍統組織，以後數十年，始終未曾脫離。

●欣然從事抗日工作

他把殺父的仇恨轉嫁到抗日工作，自覺神聖而光榮。他進入中大讀書以後，不定期在馬家與劉特派員密會。他的任務指示在校內結交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同心會」，以爲後用，以及報告校內所見所聞。嚴格說來，上級只是在培養他，並沒有交付正面抗日的工作。

到大三時，汪政府所屬經濟委員會（汪自兼主任）正式公開招考經濟人員訓練班學員。劉先生鼓勵他不妨一試，若獲錄取，就等於打入汪組織，可獲得有價值情報，供後方採用。楊鵬遵命前往報考，結果如願錄取，受訓八個月，進入經委會任科員，一年後改爲實業部，他升任專員。

汪精衛與日方舉行「日華經濟命脈聯合會」，楊鵬曾經三次擔任副記錄（正記錄是一科長）。從科員起，他的工作就是謄寫會議紀錄和對外文件，那時沒有複印機，用複寫紙一式三份，他私藏一份，丟入字紙簍。每日下班前，假作清理而攜入口袋或公事包，帶回宿舍。劉特派員則不定期到宿舍秘密取去複寫文件。至於劉特派員如何傳遞到後方，他不說，楊鵬也概不過問。

楊鵬收集的情報包括日本在淪陷區蒐羅戰爭物資種類和數量等等，日本屢次向汪政府要求調高日軍票換取汪政府儲備券的比例。有好多次爲汪精衛反對，也有好幾次汪也讓步。有一、二次汪精衛在會議上大發脾氣，與日方代表爭吵。

尤其是日本發動所謂「太平洋戰爭」後，日方多次要求汪精衛徵調三十萬壯丁，支援日本日益擴大的戰場。汪堅拒要求，雙方氣氛極其惡劣。汪因過度氣憤，舊傷發炎生病，被日本誘往東京醫療，又強迫汪簽字，汪寧死拒籤，不久即死在東京，死因成迷。

民間傳說系日軍毒殺，以要挾代主席陳公博執行其徵兵要求，亦未得逞。這些情報楊鵬都向劉特派員轉報重慶。

●變成「軍統」人員

在這段時期，楊鵬並不知道他的上級組織名稱，劉未曾說，楊鵬也未曾問過，他只知父親提過「忠義救國團」的名義，認爲那是民間的抗日組織。日本投降後，實業部的許多同事由於失去工作而且擔心被捕，紛紛離開單位，回去他們的家鄉。

只有少數人和楊鵬留住。他期待劉特派員能來找他，不久，劉果然派人送一信，希望他到陸軍總部總幹部調查室報到。經洽訂於某月某日前往與劉主任面晤。

一進入即有人領往二樓，見有五位軍官，中間者爲少將劉主任，囑坐下後，問他何時參加了「團體」。楊鵬不明白什麼是「團體」。劉再說：「就是我們局本部」。他也不瞭解什麼是「局本部」。全場都以奇異眼光注視他。隨着劉主任又問：「你聽過藍衣社嗎？」他答：「這我當然聽過。」劉主任立即又問：「你知道戴先生嗎？」他答：「當然知道」。於是全場鬨然大笑。劉主任說：「我們抗日地下工作做得真好，像你這樣的同志，父親爲國殉職，家屋被日軍炸燬了，你也受過傷吃過苦，竟然不知道你是我們戴先生領導下的軍統局的工作同志。我們聽了，真是高興、開心。戴先生要知道一定更開心。」陪座的人，大家都笑逐顏開，透露出一團歡樂的氣氛。

劉主任隨即對他說：「我們在重慶的高幹班第四期即將開班。這一次要在淪陷區中選六十個優秀工作同志赴班受訓。你被選中了，你回去準備一下，十月十五日啓程，早晨十點到這裡集合。」事出意外，楊鵬聽了當然歡喜，但心中仍有猶豫。

他向劉主任說：「現在政府設立臨時大學，容納汪政府大學生接受再教育一年，即承認國家正統學歷。一年後再去受訓可不可以？」

劉斬釘截鐵的說：「大學學歷又怎麼樣？戴先生用人注重幹勁和犧牲精神。

高幹班這次是最後一期，以培養警察官爲主旨，畢業後分派各縣市任警察局局長。

我們要掌握全國警政，委員長要成立全國警察總署，由戴先生兼任，以後的警察界是我們軍統局的天下。這樣的機會，你失去就不會再有，不要猶豫，回去準備好動身。」這就是命令，楊鵬知道這是他生命的轉捩點。「自此而後，我將會在陽光下生活，我出頭了。」

這個轉捩點讓楊鵬正式成爲「軍統」人員，有機會到重慶受訓，親身體驗到「淪陷區」和「大後方」人民生活水平的差異，而能夠從他獨特的視角，對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原因作比較客觀的分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