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並不想和北京一刀切

旺報社評

掃描QR code參與線上討論

疫情和兩岸政治氣氛影響下，第12屆海峽論壇臺灣不到2000人與會，加之王金平及國民黨代表團缺席，與以往動輒上萬人相較，媒體形容本屆海峽論壇「史上最冷清」並不誇張。民間交流是兩岸和平的根基，如何恢復兩岸民間善意關係，應是當前最重要議題。

在北京對臺工作全局中，「四大交流平臺」佔據最重要地位：海基海協兩會協商、國共論壇、海峽論壇、紫金山（企業家）峰會。前兩者短期內很難重啓，海峽論壇現已「苟延殘喘」，按慣例在年底舉行的企業家峰會更如「燙手山芋」。這對北京對臺工作而言，無疑屬於「結構性損傷」，也構成了近年來兩岸關係的縮影。

兩岸關係淪落至此，雙方當然都有責任，美國的干預也脫不了關係，但歸咎他人不是客觀、理性的態度，還是要實事求是做出反思。4年多來，兩岸出現太多「意外事件」，卻不能妥善處理，小事變大事，進而變得愈來愈不可控、不受控，除了此次「李紅事件」外，從李明哲被捕、周泓旭事件、金馬獎風波，到近一年的香港議題、疫情等，兩岸迴旋空間愈來愈小，所有人都能看出缺乏溝通是最主要的原因。

蔡英文執政後，紅綠互信不足，對各自政治立場有所堅持，肯定無法和馬政府時期兩岸有「無數條管道」相提並論，同時美國對陸政策的轉向，也讓過往「北京到臺北最短距離是華府」管道不復存在。但冷靜思考，大陸真的完全拒絕和民進黨溝通嗎？民進黨真的徹底想和北京一刀兩斷嗎？絕非如此。

2016年後，兩岸最高層都有溝通意願，並同時做出過努力，但「功虧一簣」的劇情反覆出現：第1次是蔡英文520就職演講提及「九二歷史事實及共同認知、《憲法》和《兩岸條例》」，很多跡象顯示，雙方事先有過溝通和體諒，但最終仍然以「未完成答卷」收場，看來這是一次不完美的溝通。此後儘管有宋楚瑜出使APEC，宋也受到大陸一定的禮遇，但未能與大陸建立實質溝通關係。第2次是今年疫情爆發之初，兩岸官方透過民間管道，就武漢包機議題建立溝通關係，臺灣官方也一度釋出善意，但很快被兩岸民粹烈火吞噬，各自內部政治需求，又讓敵對升級。第3次就是此次王金平出席海峽論壇破局。

常言道「事不過三」，除了一次又一次的遺憾、惋惜之外，北京對臺工作的「短板」也暴露出來。北京常講「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主動權」，大陸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對臺灣的壓倒性優勢，當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對臺工作不接臺灣地氣、與臺灣民意脫節、愈發跟不上外部環境變化，也是不容迴避的事實。從以下3個面向可以更清晰看出：

第一，北京對臺決策、情勢研判逐漸陷入「同溫層」。大陸對臺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仍然很傳統，除了依靠大量二手資料、新聞報導以外，至於一手訊息只能透過與臺灣「朋友」交流獲得，包括政壇中人、學者、媒體人等「消息人士」。在馬政府時期，北京與綠營還有不少管道，但2016年以後，大陸瞭解臺灣情勢與觀察的來源愈來愈少，再加上兩岸及國共互信趨弱，北京「信得過」名單也逐漸減少，大陸對臺研判就愈受到特定羣體的影響。

第二，美國強勢介入臺海，對臺、對美決策體系疲於應付，愈難以駕馭複雜的美中臺三角賽局。國臺辦日前鄭重否認對臺「多駕馬車」的傳言，的確，各系統都須服從「中央對臺小組」決策。不過，對於任何國家的政體而言，跨部門協調都是個難題，大陸對臺、對美體系的出發點往往不一樣，尤其是大陸對臺系統普遍缺乏外事人才，僅國臺辦主任、臺研會長具有對美事務履歷，沒有辦法從美中臺三邊互動角度抓住兩岸問題的核心。美臺政治關係更加緊密，原本繼續用「敲美製臺」或「拉臺遠美」的傳統手段已經完全「使不上力」，需要改弦易轍。

第三，網路時代興起後，北京傳統對臺決策的封閉性，已經難以適應兩岸網路民粹產生的現實壓力。國共冷戰時期，研究彼此政情屬於雙方情報部門的業務，直到近20年兩岸關係才逐漸成爲「顯學」。但相較於臺灣民主化後，大陸事務決策愈難以脫離本土化民意，北京對臺工作真正感受到內部民意壓力，只不過是不到10年內的事情。特別是近年來臺灣統派有挾大陸網民向北京對臺政策質疑、發難的跡象，「惠臺無用論」、「武統論」等主張甚囂塵上。北京不僅難以掌握臺灣民意思潮，更面臨內部民粹失控的風險。

王金平原本受邀登陸，背後浮現出紅綠雙方有心溝通的良善意願。但中美外部情勢的複雜詭譎，藍綠內部力量出於一己之私的暗中作梗，「李紅事件」的臨門一腳，如同演繹一場「完美風暴」。改善兩岸關係的「窗口」一次次錯過，偶然之中有必然，對臺工作的反思，當然不只是臺辦系統一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