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需市場崛起 臺灣有無機會

旺報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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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局會議提出「需求側改革」，外界解讀是爲因應消費與投資內需引擎動能減弱，經濟數據雖然亮麗卻暴露若干結構性問題，纔會推出需求側改革，藉由內需消費及投資的刺激與拉擡，維繫經濟動能。這個解讀不無道理，但並不全面。

從近期公佈的經濟數據來看，代表消費及投資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銷售與固定資產投資確實減弱，11月仍維持5%及2.6%的年成長，但月增速度（隔月年增率比較）明顯弱化。消費從9月月增2.8%，下滑到10月1%，再掉到11月0.7%。投資同樣從9月1.1%一路下滑到11月0.8%。對比之下，出口年增率剛好相反，月增速度從9月0.4%，爬升到10月1.5%，11月更大增至9.7%。

推動經濟三引擎中，消費與投資出現麻煩，內需動能減弱，出口動能卻反向大增，這與近年來大陸大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明顯背離。加上明年是十四五規畫啓動元年，大方向已明確定調在內循環經濟與科技自立自強，要達成這兩大目標，都需要消費及投資爲奧援，兩大原因，讓北京在這個時點適時做出調整與改變。

不過，這個改變並非意味北京揚棄供給側改革，全面轉向需求側。更有可能的是，在持續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基礎上，更加強調需求側改革的重要性。畢竟從學理來看，從供給側改革到需求側改革，就是從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回到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論。理論都沒有對錯，目的都在推動改革解決實際問題，只有階段性或不同時空背景下需求的差別。

另一方面，疫情衝擊下，部分產能的去化成效卓着，但像房地產這類的庫存去化問題，卻反而更加嚴重。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佈的《全國百城住宅庫存報告》指出，截至10月底，大陸10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庫存總量持續攀高，來到5.02億平方米，年增8.1%。而這樣的庫存增長趨勢，看來還會繼續延續下去。更不用說，因疫情紓困帶來的龐大債務問題，恐怕會讓去槓桿的壓力更爲加大。

面對這些源於供給側的問題，必須大力改革，否則之前的努力就等於白費，這絕非北京所樂見。換句話說，接下來供給側及需求側改革應會同步進行，不過順序會以需求側改革爲優先，而供給側改革次之。就如同早先習近平提出的內循環概念一樣，最終要建立的是國內國外雙向循環的體系，只是當下更重視國內循環而已。

這樣做的好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利用當前全世界政府大印鈔票所提供的豐沛資金，加速刺激與拉擡內需市場的消費與投資。近期人民幣大漲，從年初低點到現在，漲幅高達10%，背後意味的就是國際資金大量的涌入。根據大陸官方統計，今年以來，海外基金持有的大陸債券及股票，大舉成長超過30%，創下歷史紀錄。而這股趨勢，在美元的極端弱勢下，短期看來不會立即反轉。國際投行紛紛上調明年人民幣預估值，比如高盛、瑞銀、德意志銀行及摩根大通，都已看到6.3以下，而花旗甚至認爲有機會創下新高來到6。

源源不絕涌入的資金，讓北京政府得以拋開枷鎖，不須太過擔心財政與貨幣政策對推動需求側改革的侷限性。畢竟要創造有效需求、刺激內需的消費與投資，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是不可或缺的。而這可能也是北京選在此時，推出需求側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說，趁着經濟情勢大好之際，未雨綢繆，將未來可能的不利因素或潛藏風險，先行消除或弭平，而非等到情況惡化或失控時，再來處理。過去北京處理幾次重大金融事件，如2011年影子銀行危機、2013地方債務危機，都是採取類似作法。

儘管如此，在這個過程中，還是必須留意可能衍生的資產泡沫風險。在資金滿溢情況下，爲了提振消費與投資，如果又再加大力道釋出流動性，卻無法順利引導至實體經濟，恐怕會再進一步推升金融資產價格，形成泡沫。這對大陸經濟長遠發展來說，可能不是一件好事。當然，從政策有效性的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是未來需求側改革的最大考驗。

就臺灣而言，過去臺商帶着技術、人才與外銷訂單到大陸投資、生產、輸出的三角貿易模式已經過去，在「需求側改革」大背景下，大陸內需市場將加速崛起，臺灣如何掌握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