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都沒耐心讀長文了，通識教育還能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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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
導言
當長文閱讀成爲一條少有人走的路，通識教育又該何去何從？本文作者維舟認爲，與其抱怨現在的年輕人不愛讀書，不能接受傳統的教學模式，不如勇於擁抱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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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失聯
一直都有人問我：“你有沒有想過用短視頻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樣比文字更生動、更有利於傳播開來，最終能讓有價值的知識點讓更多人看到。”
其實我從不排斥新形式，只是以往我沒有時間精力去做，但前一陣，“硬核讀書會”把我那篇《南京：一座不斷重生的城市》視頻化了，6分半鐘，在B站上播放兩週下來，反響比我預期的好。有人直接跟我說：“相比起你的文章，我覺這更能讓我看下去。”
像他這麼想的，可能不在少數。在此之前，我也嘗試過網絡直播課，但內容視頻化還是頭一回，這也讓我意識到，無論是人文歷史還是社會科學，新形式可能是通識教育一個有效的載體——在一個越來越多人不愛讀長文的時代，它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識教育的門檻，引發更多年輕人的興趣。
爲什麼需要通識教育？
如今，很多人都抱怨年輕人“不愛看書”了，而知識領域的細分、功利主義的取向，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又使得連大學都變得像是“職業教育”。這樣，不僅人文思想無處容身，甚至連具備“常識”都變得稀缺了，至於綜合性人才更是難覓。
這些看法，說實話也都不無道理，但這種“每況愈下”的悲嘆往往忽視了一個事實：現在的這種狀況與其說是倒退，不如說是社會進步之後纔出現的新現象，也正因此才更需要通識教育。此時，抱着原有的態度是無法解決新問題的，只有與時俱進，才能迴應全新的社會變動。
1929年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時的哈欽斯，1929-1950年的該校被稱爲“哈欽斯的大學”
實際上，通識教育最初就是由此誕生的。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通識教育”的精神基底雖然源於中世紀的“博雅”（liberal arts），但作爲現代意義上的教育體制，則源於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1936年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提出的主張：大學應當爲不同系科、不同專業的學生提供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礎，以扭轉專業分工所造成的裂痕，由此展望和期盼一個共同的未來。
雖然現在這一主張已得到廣泛接受，但在當時卻遭到芝加哥大學大多數教授的強烈反對，因爲他們以往的教育幾乎都是基於專業分工的，當時備受推崇的德國模式就強調職業化的研究精神。
哈欽斯則堅持認爲，專業教育實際上是一種把人作爲工具和手段的教育方式，尤其突出專業與市場的關係，爲就業而教育，但真正的大學應該培養的是“全人”（whole man）。簡言之，通識教育的終極目的在於培養、拓展個性，而不僅僅是爲某一專門的職業或技能鋪路。
不難看出，這和近二三十年來國內教育的問題幾乎如出一轍：正因爲各學科不斷專業化取得了極大的進展，才使得全社會更感到有必要提倡一種不涉及職業實用性、專業功利性的自由探索精神。
現在各學科的研究領域太細太專、太過實際，視野狹小，以至於許多人對本專業之外一無所知，而通識教育恰恰可以矯正這一弊端，因爲它從本質上來說正是反職業化的。
實際上，許多國人所理解的“通識教育”，並不盡然是指一種在“博雅”基礎上塑造“通才”的教育模式，倒不如說更接近於以前《十萬個爲什麼》那樣的科普，是不同領域的名師學者向社會公衆普及自己專業知識的努力。
科普UP主芳斯塔芙開始沒想到自己的古生物科普視頻能出圈，她的走紅作品《奇蝦：初代霸主的故事》，在介紹奇蝦演化史的同時，賦予了它們人格、情緒和劇情，讓以爲自己對生物學沒有任何興趣的觀衆代入了進去。
連距離人們功利化目的最遠的古生物學都能走紅，就是因爲芳斯塔芙的視頻在功能上滿足了這一大衆心態：一方面響應了“學習社會”的潛在需求，另一面也是因爲人們確實感受到了專業細分所帶來的常識匱乏。
現在棘手的一點是：國內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有時都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也不缺市場需求（知識付費的火爆就是明證），問題是用什麼方式講，才能更深入人心——我已經遇到無數人問起我，他們想讓自己或孩子瞭解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相關知識，但卻沒有好的選擇，甚至根本不知道怎麼去找。
由於我們當下的現實，許多人在大學期間就沒能接受系統的通識教育，又或意識到其重要性的時候，卻已經錯過了學校受教育階段，更何況，現在即便是一些基礎性的人文知識，其實也隨着這些年學術研究的進展在不斷更新迭代——有時當你真的靜下心來看書時，卻不知道書本里的知識可能已經過時了。
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怪近年來“百家講壇”等電視國學、TED網絡公開課廣爲流行了。不過，這些形式共同的問題是其內容的形式還是不夠能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在這方面，倒是以往不爲人注意的B站名師、科普UP主從內容上做了優化，符合年輕人的口味，才引發了他們的興趣，而好奇心正是通識教育普及的基礎。
如果新的形式能拓展受衆面，那又何必拘泥於傳統講授模式呢？至少，它可以爲那些想求知但又苦於不得其門而入的人提供更多一個選擇。
水泥地上可種花
毫無疑問，在當下這個環境中，推動通識教育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懷民曾說過，在他那個年代，把現代舞帶到一個沒有土壤和養分的社會，就像是“在水泥地上種花”。
多年後，作家林奕華借用這句話說，在一個現代商業社會裡推進通識教育，也差不多是類似的境況，因爲在人們算計無比的人生觀中，很難理解爲什麼要花費時間去做這樣一件非功利性的事。
然而，林懷民最終還是成功地“在水泥地上”種出花了，這意味着看似不可改變的社會心態，其實並非鐵板一塊，關鍵是如何去做。
我發現，許多學界的知識分子都有點排斥新媒體形式，彷彿那是年輕人才玩的嘈雜事物，但一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是：如今的年輕人都是網絡時代的原住民，對他們來說，一對多“你說我聽”至少已經不是唯一的教學模式了，互動的交流更能契合他們的要求，形式和渠道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戴錦華先生在B站的視頻合集片頭
和很多人一樣，我最早意識到這成爲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現象，是因爲羅翔的出圈，後來又意外地發現戴錦華的視頻被搬到了B站，她不僅沒有在意，反而欣然正式入駐。前些天，她在抖音也開了“開學公開課”。嚴肅學者和平時看“鬼畜”的年輕人在課堂之外的平臺上相遇了，而她的廣受歡迎也證明，年輕人其實相當渴求知識，也尊重這些前輩學者的。
當“講臺”變成“平臺”，很多變化也隨之而來。這些名師在網上並不只是對臺下幾十個學生講課，而是面對無數公衆，因而勢必就得把所有人都當成零基礎的小白（所謂“把每個學生都當傻子教”），更需要講得深入淺出，甚至幫助“差生”成功上岸。像趙崢教授講的天體物理、廣義相對論，連我這樣的文科生都能聽懂。
對象變了，講述方式和互動模式也就自然而然變了：爲了引發大衆興趣，老師們經常是從現實話題切入；課本里的問題不再有標準答案，蔡丹君等老師都鼓勵學生大膽質疑；評論區往往涌現大量非該專業的學生留言，這是真正基於興趣的主動學習，因爲和學校的課堂不同，網絡公開課不可能用點名等方式強制你學習。
另一個常被人忽視的好處是：國內學生普遍在課堂上不太積極舉手發言，但彈幕卻沒有任何心理壓力，因而往往討論踊躍熱烈得多。
汪品先院士，很可愛，他說自己爲此“非常開心”
讓我印象頗深的是：從事海洋科學研究的汪品先院士，雖然現年已85歲高齡，但也相當與時俱進，講解“深海生物爲何沒被壓扁”“南海的演化總共分幾步”這樣的科普話題，這連我家上小學的兩個孩子都聽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這樣一個平臺，普通人恐怕也難以接觸到這些名師學者，而他們所講往往還並不只是專業知識——汪院士自述“我60歲以後纔出成果”就很勵志。
我知道，仍有不少老師、學者警惕、反感年輕人用網絡公開課替代了嚴肅閱讀。
不過，公平地說，真正愛看書的人還是會看書的，網絡視頻所吸引的那些受衆，如果不看視頻，恐怕大概率也是不會讀書的。
對這些年輕人來說，視頻的功用未必是替代閱讀（事實上也替代不了），但可以成爲通往更高層次精神追求的一個很好的跳板。
一百年前，梁啓超就曾借用報紙這一當時新興的媒介形式，以明白曉暢的語言推進了一系列新理念深入人心，其影響之深遠，大大超過一般的書齋學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年代的報紙也是“新媒體”，和現在的網絡視頻並無本質差別。
與其抱怨現在的年輕人不愛讀書、不能接受傳統的教學模式，還不如勇於擁抱變化，此時我們可能會發現，“水泥地上”其實是可以種出花的，以前之所以沒有種出來，不是因爲那是“水泥地”，而可能是我們種花的方法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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