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土上的奮鬥（逐夢）
圖片來源：影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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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南泥灣機場，一路眺望延河兩岸整潔的村莊、簇新的樓羣，還有桃李飛紅、羣山綻綠的撩人景色，我又重回延安，回到時時念茲在茲的精神家園。
2019年5月8日，週三，晴，農曆己亥年四月初四。
這一天，延安市所有貧困縣宣佈“摘帽”，二百多萬老區人民整體告別絕對貧困。當天，各大報紙都用大號標題刊登了這一喜訊，字裡行間滿溢着喜悅之情。
是啊，這是一個值得特別記載的日子。從改變貧困面貌、解決溫飽問題到實現整體脫貧，數十年來，不只延安人民砥礪前行自強不息，它同時也牽動着許多人的心。
記憶的屏幕上，閃現出許多身影，特別是一些普通的共產黨員，當中就包括文藝戰士安全。
安全，1940年入黨，1945年到魯藝學習，先後在綏德分區文工團、西北文藝工作團、陝西省歌舞劇院、陝西京劇院工作，是在黨一手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文藝戰士。1964年春，爲汲取創作靈感和題材，他主動到延安縣蟠龍公社紙房溝大隊深入生活。沒想到一進村，就被鄉親們生活的極度貧困所震撼，被他們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所感染，從此便與大家一起摸爬滾打，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至去世。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延安工作，與安全有過幾次不算深的接觸。那時他五十歲左右年紀，身體壯實，待人熱情，爲人爽直。考慮到他是省裡下來的幹部，有時進城辦事沒個落腳的地方，市裡便在市委辦公大院爲他安排了一孔窯洞，但是很少見他住。有一次我下鄉去蟠龍，想和他一起去隊上看看，他堅持不坐我的小車，說否則老鄉會把自己當外人看的，“再說，現在也沒甚看頭，等真搞出個樣樣了，會請你們來檢查。”此後不久我便離開了延安。及至這次專門去紙房溝，聽了原村黨支部書記屈繩武等人的介紹，我才意識到過去我對安全的瞭解何其浮泛，並對沒能予他更多幫助而深感內疚。
我不知安全把生活基地選在蟠龍，是否與毛澤東同志輾轉陝北時，指揮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大戰役取得重大勝利有關。而他去紮根的紙房溝，是一個離蟠龍鎮尚有十多里路的拐溝旮旯。全村三十八戶人家沿溝散居，每家三畝地，畝產不到百斤，糧食根本不夠吃。把大夥兒心力凝聚起來激發出來的，是安全與大家一同吃糠咽菜的行動，以及“不改變面貌絕不回去，改變面貌更不會離開”的誓言。爲了解決當時的困難，他一方面動員大家搓麻繩、砍杴把賣給供銷社，一方面到城裡搞回豆渣等，使全村通過生產自救度過嚴重春荒。此後，他和村黨支部一起，帶領鄉親們植樹造林、打壩造地、修道路、架電線、發展畜牧、興辦工廠……到1985年，全村實現了人均兩畝基本農田，村裡有了汽車、拖拉機、推土機等大型農機具，還利用集體積累，統一規劃、施工，修建了學校、黨員活動室和一百八十七孔嶄新的磚窯，大夥兒全部搬進新居。一個昔日破敗落後的“爛包村”，變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村、省地縣三級命名的文明村。
“爲紙房溝，老安可是把罪受紮了。”老支書屈繩武說：“他完全把百姓的事當自家的事辦，甚至顧不得身家性命。”1975年，安全把兒子安軍也帶到紙房溝插隊勞動。這一年，村裡決定創辦機械加工廠，安全帶着安軍和另外六名年輕人去西安學習技術。半年多的時間裡，這六名年輕人就一直和安全的家人吃住在一起。安全的妻子白秉權是西北文藝工作團走出來的著名歌唱家，對此她不僅毫無怨言，還把自己的工作室騰讓出來。建廠過程中，遇到經費不足，夫妻倆又把女兒從部隊復員時的安置費貼補了進去。紙房溝村現任黨支部書記李慶東，就是那六名年輕人中的一位。提起白秉權老師，他滿臉都是敬重。
1980年前後，安全拿出自己的工資和部分集資款買了四匹馬，經幾年繁殖，發展到二十多匹，村裡辦起了飼養場。有一次飼養場的一頭騾子不見了，安全急得團團轉，幾天睡不着覺，村裡村外到處尋找。正在這時，他家中有事情需要他趕緊回家。“隊上出這麼大的事，咋能說走就走。”安全給家裡打去電話，說等隊上的事處理完，他馬上回去。他向家人們道歉，並再三解釋：這一頭騾子可是隊裡的一份貴重家當啊……
長期的辛苦操勞換來了豐碩成果，也損傷了安全的健康。1993年7月，安全突發腦溢血在延安病逝，終年六十八歲。延安各界舉行了隆重的告別儀式。遵照他生前意願和羣衆請求，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紙房溝。
2020年10月，根據安全的事蹟創作，由延安歌舞劇團、延安民衆劇團聯袂出演的陝北民歌劇《初心》首演成功，反響熱烈。人們從這位可敬的文藝戰士身上，看到了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什麼叫“全心全意”。
那天回到賓館，朋友帶來一本書，說是黃根品寫的。黃根品我當然知道，做過延安市郊林場場長、延安地區林業局副局長，說來也算熟人。書名《樹魂》，薄薄一百八十多頁，看上去並不起眼。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當我打開這本很舊的書隨意瀏覽時，那些娓娓道來的文字和充滿激情的筆調立刻抓住了眼球。一個意氣風發的建設年代、一種理想綻放的精彩人生展現在眼前，竟讓我聯翩懷想，徹夜難眠。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自然災害和戰爭破壞，嚴重惡化的生態環境成爲發展國家經濟和社會事業的一大瓶頸。爲響應毛澤東同志“綠化祖國”的號召，1956年3月1日至10日，共青團中央、國家林業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在延安聯合召開“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來自二十七個省（區）和部隊、鐵道、文教系統的一千二百零四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來自浙江的代表、二十四歲的黃根品懷着無比激動的心情，遞交了要求留在延安、爲綠化革命聖地貢獻力量的申請，獲得了浙江省委的批准。黃根品說：“從現在起，我就是一個延安人啦。我要爲綠化延安奉獻青春，決不辜負‘青年’這個光輝的字眼。”
這次隆重熱烈的大會引發了延安大規模的造林運動，也開啓了黃根品紮根延安二十三年、從一名熱血青年成長爲共產黨員和領導幹部的人生之途。
黃根品原在杭州市園林管理處工作。從西子湖畔到黃土高原，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產生巨大落差。對於黃根品來說，氣候、飲食、風俗習慣等一時都難以適應。但正如他在日記裡寫到的：“最能激發人經久不息的熱情的，不是別的――那就是事業。”
以往，延安山上的植被大多是灌木和荒草，每到冬季一片枯黃，見不到一點綠色。黃根品經過調研，提出從外地凍土移植松柏的建議。因爲此前從未這麼幹過，一些人擔心氣候和土壤無法適應，於是提出了反對意見。爲了用事實說服大家，黃根品頂風冒雪，來到二百公里外的黃龍山，在工人師傅幫助下，鑽進深山老林，挑選了三十三棵十年以上樹齡的野生油松。經細心挖掘包紮，完好保留了油松根部凍土。然後將油松裝上車，晝夜兼程運回延安，分別栽種在楊家嶺和寶塔山用鎬頭開挖的一米多深樹坑裡。經過一個嚴冬和春旱的考驗，這三十三棵油松不僅在異地紮根下來，而且長勢喜人。此後，他們又從富縣購進人工培育的油松幼苗，就地繁育，獲得成功。延安的松樹栽植，從此年復一年數量不斷增加，面積不斷擴大。
凍土移植的成功，鼓舞了黃根品開拓進取的勇氣，也讓他贏得了同事們的信任。從1959年起，他又開始引種和培育名貴樹木花卉的工作。延安市區南門外原有一塊二十畝的灘地，長期閒置，在地縣領導支持下被闢爲林業實驗基地。黃根品和同事們通過多年的努力，先後從南方引進銀杏、雪松、水杉、七葉樹、合歡、皁角、紅楓等品種。其間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塊地後來經規劃設計，平整了地面，修建了溫室和亭臺廊道，成了延安第一個城市花園；再後來，又添置了遊藝娛樂設施，成了延安第一個兒童公園。只是，當人們（包括我自己）在園內消遣休憩或聽到裡面傳來的歡聲笑語時，往往想不到這一切，與一位從杭州來的身材瘦弱的技術幹部有關。
1978年底，黃根品調任林業部“三北”防護林建設局副局長。離開延安前，他辦得最感滿意的一件公務，是促成了延安林校的創建。這件事在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期間就定下了，但一直未能落實。黃根品利用林業部領導來延安出差的機會再次提出，林校終於在林業部和省委重視下立項上馬，於兩年後建成開學，多年來爲延安的林業建設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
與這個故事相關聯的是，那次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還有一個附帶收穫，即我國當代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詩歌經典《回延安》。作爲延安走出來的詩人，賀敬之那次也去了延安，“白羊肚手巾紅腰帶，親人們迎過延河來”“十年來革命大發展，說不盡這三千六百天”都是他真實的見聞和感受。
斗轉星移，山河日新。六十多年前那次大會發出的“綠化黃土高原，控制水土流失”“讓祖國河山更加美麗”的倡議，在延安已變爲現實。近二十年來，在國家政策扶持下，延安大力實施退耕還林和治溝造地工程，取得了顯著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全市森林覆蓋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三，林草覆蓋率達百分之八十。昔日黃土裸露、塵土瀰漫的貧瘠山區，已變作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全國文明城市。這次回去，走訪了延安下轄的六個縣（市），見到的朋友都以現在這片土地“天藍地綠，山清水秀”而深感自豪，並真誠地動員我“回來養老”，讓我既欣喜，又感動。
當過安塞縣和宜川縣副縣長的延安市作協黨組書記霍愛英，寫過一篇《綠的禮讚》的文章，文中寫道：“這‘延安綠’，是一钁一鍬挖掘出來的綠，一點一滴彙集起來的綠，一溝一壑連成的綠，一年一年積攢的綠。”語中肯綮，我自有同感，而且更加深信：有了這種久久爲功的毅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中，延安一定會以更大的作爲、更出色的成就，爲黨爭光，爲時代添彩。
延安人民的生活，也一定會更幸福，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