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青少年愛上希特勒？高中教師的教育現場觀察
納粹是人類歷史上極爲黑暗的一頁，臺灣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該如何與年輕的學生們談論納粹、如何讓學生理解納粹歷史的沉重？ 圖／《兔嘲男孩》
納粹是人類歷史上極爲黑暗的一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將近80年，納粹依然是德國乃至世界上非常敏感的議題，然而在地理位置遙遠的臺灣，近年卻時而有高中學生模仿納粹甚至崇拜納粹的情形發生，而身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轉角國際》採訪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歷史老師黃惠貞，以她的經驗分享，如何與年輕的學生們談論納粹、如何讓學生理解納粹歷史的沉重。
黃惠貞直指，在她25年的教書經驗中，幾乎每一年都會看到對納粹懷抱好感的學生，甚至曾有一位學生特地從美國網購了從鋼盔到軍靴的整套二戰德軍制服，在自認重要的日子裡穿着整套納粹軍服在街上走，只是當時網路社羣不如現今發達，所以沒有被拍照上傳引發議論。而學生這麼做的原因，其實非常單純——因爲覺得納粹軍服好看。
對於這樣，在其他國家——尤其歐美國家——很可能引發軒然大波的情形，卻在臺灣頻頻發生，黃惠貞早已不感到意外，她指出：
法西斯主張「同一性」，體現在軍事化的生活管理、統一的制服手勢等等，特別重視領袖崇拜，將權力集中於領袖一人，並會加以強調自己民族偉大。 圖／《惡魔教室》
▌臺灣人對納粹早已太過熟悉
原因在於，在臺灣民主化之前，經歷中國國民黨長達70餘年的一黨專政，而中國國民黨自1927年便主張學習當時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所建立的國家法西斯黨（PNF）——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葉楚傖提案要求黨中央翻譯《墨索里尼傳》，讓黨員同志學習，進而有之後的「新生活運動」、法西斯黨對「同一性」的主張被學習並體現在各級學校軍事化的管理上，如一致的制服、朝會的舉辦、要寫週記、教官進入校園等等，影響遺留至今。
甚至，臺灣各個城市許多街道的命名方式，也是在模仿國家法西斯黨，當時法西斯黨以義大利各城市名字來爲羅馬街道命名，就如臺北市以中國地名來爲街道命名。
除軍事化生活外，PNF特別重視領袖崇拜，將權力集中於領袖一人，並會加以強調自己民族偉大，而納粹，在社會科學上的分類，同樣屬於極右派的法西斯政黨，希特勒在1933年透過德國人民投票取得權力之後，也照搬了PNF的這一套系統到德國政治；黃惠貞指出，在此相同的影響背景下，臺灣學生乃至臺灣社會，「之所以有很多人模擬納粹，是我們太熟悉它了，所以我們不覺得它有不對。」
黃惠貞認爲，既然臺灣學生對於納粹式的學校生活早已習慣，甚至很多臺灣的學校老師也不認爲有任何不對，那麼在學生眼裡，很自然會認爲「納粹軍服比學生制服好看多了，好看爲什麼不能穿？」學生對於納粹所代表的恐怖和壓迫，沒有具體的認知，所以即使告訴崇拜納粹的學生說「納粹很邪惡」，學生往往也只會覺得「關我什麼事，他的軍服很漂亮，我只是喜歡他的軍服，這樣有不對嗎？」
學生如此的反應，黃惠貞認爲追根究柢的原因在於，臺灣本身沒有將自己的歷史爬疏清楚、沒有做好轉型正義，所以對於納粹的效忠領袖思想、服從思想輕易全盤接受、絲毫沒有覺得不對，所以臺灣一直會有納粹扮裝事件出現，只是譴責學生是沒有用的，且受到「領袖在國家之前」這種思想影響最嚴重的，也不是現在的青少年，而是現在約4、50歲，在黨國威權體制下成長並接受教育的老師、家長和媒體主管，所以在臺灣學生的生活環境裡，無論是在學校接觸還是在媒體上看到的，仍是同樣一套威權系統，而從未被鼓勵去思考眼前習以爲常的一切從何而來。
例如幾乎每個學生都必須穿的制服，黃惠貞指出，學生們很少會去思考制服怎麼演變成如今的樣子、整個社會沒有去思考爲什麼要強制穿着統一的衣服、這個統一是爲了什麼，不思考的結果便是理所當然的接受甚至捍衛，而在1920、1930年代的時空，也是這樣不思考、盲目從衆的心理下，培養出了法西斯和納粹，造成人類的悲劇。
受到「領袖在國家之前」思想影響最嚴重的，是現在約4、50歲，在黨國威權體制下成長並接受教育的老師、家長和媒體主管，因此在臺灣學生的生活環境裡，無論是在學校接觸還是在媒體上看到的，仍是同樣一套威權系統。圖爲電影中，復活後受到媒體追捧的希特勒。 圖／《吸特樂回來了》
▌如何與學生談納粹：思辨的重要
就如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出「平庸的邪惡」概念，在納粹治下，一個一個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軍官，以個人來說可都是非常優秀、盡忠職守、教養良好的人，卻幫助推動了危害整個世界的滔天大罪，黃惠貞表示：
黃惠貞在歷史課堂上所重視的，也正是教導學生思辨，因此她在遇上崇拜納粹的學生時，首先她不會採用責罵方式，而是會花較長的時間與學生討論爲何崇拜納粹、納粹做了什麼等等，並且在自己的課程中，黃惠貞不鼓勵學生背誦各朝代的歷史年代表，而是重視以現代視野放進古代歷史去進行探討，深思：在什麼樣的時代，爲什麼人們會做那樣的選擇？對後世的影響是什麼？透過帶領思考，黃惠貞努力將高中歷史課變成思辨型的課程。
單以納粹爲例，黃惠貞會去引領學生思考的，是納粹「消滅的對象」——在一般人的認知中，納粹屠殺的對象是猶太人（編按：關於猶太人的華文譯名，黃惠貞提醒，「猶」字帶有歧視意味，建議使用「尤太」爲譯名。因普及性考量，以下仍使用「猶太」）、犯下戰爭罪，但其實當時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是德意志公民，是納稅給納粹德國、必要時須爲德國服兵役的公民，其罪行與日本二戰時侵略中國犯下的屠殺罪行雖一樣可惡，但有不同的區別。
其次是納粹屠殺的對象也不只是猶太人，而是不符合希特勒眼中國家發展需要的對象，在一步又一步的清除過程中，首先被害對象是羅姆人（吉普賽人），再來是身心障礙者、同性戀者、參與勞工運動者、最後纔是猶太人。
在納粹一步又一步的清除過程中，首先被害對象是羅姆人（吉普賽人），再來是身心障礙者、同性戀者、參與勞工運動者、最後纔是猶太人。 圖／《穿條紋衣的男孩》
黃惠貞補充，在扮裝納粹時，扮裝者很容易將自己代入納粹軍官的身分，但其實，以臺灣人黑頭髮黃皮膚的外貌、現代支持多元性別、自由民主和重視勞權的觀念，恐怕完全不具備納粹宣稱的雅利安人傳統信念和血統，「我們全部都是納粹要屠殺的對象」，是希特勒眼裡低端不入流的人口。
黃惠貞說，其實只要花上20分鐘好好和學生討論，其實不難讓學生理解，即使青少年比較叛逆，並沒有接受課堂所學，只是一時無法還嘴，但至少也會開始收斂，覺得納粹不能隨便拿來開玩笑，透過思辨之後學生纔會想到納粹扮裝事實上是對於過去遭到納粹殘害者極大的污衊，以及對於人類的不尊重。黃惠貞認爲，其實要以納粹議題來教學生很容易，比較難教的是大人、是對於威權時代的教條規範仍然奉爲圭臬的社會大衆，由於沒有時間、沒有力氣也沒有意願就社會議題進入理性分析與討論，而遺憾的是，社會大衆對學生的影響往往更深遠。
而若有家長髮覺自己的孩子崇拜納粹而感到擔憂、尋求協助的話，黃惠貞也指出：「如果家長會覺得學生崇拜納粹不好，這個肯定有救，因爲家長就很有警覺心了，多少時候是學生有崇拜納粹的行爲，家長跟老師都沒有察覺到，這才麻煩。」她的建議，是家長和孩子一起閱讀相關的書籍，一起去理解納粹的行爲——市面上早已有各式各樣的繪本、圖書、展覽等等能夠讓家長與自己的孩子一起共讀，「那怕一起看的是《我的奮鬥》（希特勒自傳）。」
黃惠貞表示，《我的奮鬥》是一本很爛的書，只要認真看3頁，馬上就會發現前言不對後語，希特勒在胡說八道，但如果不加以思考，單單隻聽希特勒的演講，只會覺得熱血激昂，這也正是當時希特勒之所以能夠煽動人心的原因，因爲當時的德國曆經一戰戰敗，在鉅額賠款下民生凋敝，人人活在沉重壓力下，已經疲累到沒有力氣也沒有空去思考。她認爲，只要成年人願意花30分鐘的時間，與青少年好好對話討論，不要用責備方式，而是一起閱讀、分析、理解，要讓青少年理解納粹的罪惡，並不困難，「只要有覺察，反而是比較簡單的事情，比較可悲跟可怕的是沒有覺察。」
黃惠貞的建議，是家長和孩子一起閱讀描寫納粹相關的書籍，一起去理解納粹的行爲，「那怕一起看的是《我的奮鬥》（希特勒自傳）。」 圖／《兔嘲男孩》
▌問題的根本：轉型正義的腳步
但學校裡的老師能做的、能教的畢竟有限，要怎麼讓學生看到的社會環境，同樣對於歷史上的不義有所覺察和思考，而非只有淺層理解甚至開始崇拜，從根本解決的方式仍是臺灣人要自己認真的去正視面對在臺灣這塊土地當中，過去曾發生過的事情。
如今還有很多人說着要往前看、不要再講過去歷史，黃惠貞說：「那就表示我們不願意面對過去發生的錯誤啊。」她舉例德國的轉型正義也不是在1945年戰敗後就開始，而是逃避了近20年，到1960、1970年代纔開始轉型正義的腳步，從重要的審判案件開始引起社會大衆關注，開始有電視上的公共辯論、有電影，在一代人的努力下才逐漸在1970年代慢慢前進。
而臺灣，是到2016年第3次政黨輪替之後，纔可謂真正開始轉型正義，如今尚不到10年，轉型正義的內涵和意義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在意識形態影響下也拒絕認真討論。社會大衆在面對議題、做出選擇時，從衆而不思考的情形也不斷出現，例如投票時用「講話好笑」之類的理由投票給候選人，或是從未去了解候選人講出的政見，與他所角逐職位的權力關係，不去了解這項政見有沒有可能真正被實踐。黃惠貞嘆：
黃惠貞在歷史課堂上所重視的，也正是教導學生思辨，因此她在遇上崇拜納粹的學生時，首先她不會採用責罵方式，而是會花較長的時間與學生討論爲何崇拜納粹、納粹做了什麼。 圖／《兔嘲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