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醫院的新戰場！有醫院一年多掙幾個億

6月16日，時代天使登陸港股。當天股價一度大漲180%，市值超過800億港元。

這家公司主營的隱形正畸產品，不僅是本土企業挑戰海外“霸主”的勝利，作爲口腔科臨牀成果轉化的典型案例，它也像信使，給很多醫生、科學家們送來了希望：

時代天使的核心產品“隱形牙套”的技術是源自時任首都醫科大學口腔學院院長的王邦康當時正在研發的無託槽隱形正畸技術，那是在2003年。

中國康復技術轉化與發展促進會負責人告訴八點健聞，最近兩年，因爲科創板等制度的出現，創新項目上市的情況越來越多。他認爲，中國臨牀科研成果轉化已經進入了小的爆發期，至少也是爆發前夜。

在醫藥、醫療領域，從來不缺財富神話。行業預計，到2030年，中國僅創新藥市場的年銷售額就有2萬億元的增長空間。

然而，作爲這一產業鏈的關鍵一環，臨牀研究卻一直非常薄弱，特別是來自醫院的科研成果轉化，大多無緣在這項產業中分一杯羹。

大批來自醫院的科研成果像一座座沉睡的火山，沉默卻蘊含巨大能量。激活這些火山，讓那些優質項目得以更好地服務社會，這便是政策層面希望實現的目標。

今年6月初，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進一步提出高水平醫院的概念。

這份未來公立醫院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要求打造國家級和省級高水平醫院，其中“開展前沿醫學科技創新研究和成果轉化”是重要內容，目的是要帶動全國醫療水平“邁上新的大臺階”。

對大三甲醫院而言，傳統的“規模即正義”的發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公立醫院的發展，必須走出靠擴規模，建巨無霸的老路，駛入依靠科研產出、成果轉化的高質量發展軌道。

除此外，近年來取消藥品加成、帶量採購降價等政策，已經打破了公立醫院的收入模式，在政府補償、醫療服務價格調整遲遲不到位的情況下，公立醫院也亟待一種新發展模式的出現。

北京、上海、廣州等經濟水平、醫療水平較發達的地方，早已在爭相推進研究型醫院、病房建設，如今更是將其列入今年的衛生工作重點。

科研和轉化儼然已成爲了公立醫院的新戰場。

“活火山”集中爆發年

一根極細的針，刺破眼球，抽出0.1ml的眼內液（房水）——這個量也就是一滴水那麼多，卻可以同時檢測21種常見的病原微生物。相比傳統檢測方法，這項眼內液檢測技術不僅更加靈敏，耗時也大幅縮短了80%左右，至16個小時。

這是北京朝陽醫院陶勇首創的眼內液檢測方法。作爲發明者，他已握有至少10項專利，其中有兩項已實現轉化。

很多人知道陶勇是因爲2020年初的那起惡性傷醫事件。實際上，除了是惡性事件的受害者，醫術精湛的眼科手術醫生，陶勇也是臨牀科研以及成果轉化的拓荒者。

早在2015年，陶勇就曾與兩個朋友註冊了科技信息公司，目的是幫助年輕醫生、科學家做臨牀科研成果轉化，提供融資、知識產權保護，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園談判等服務。後來因爲工作太忙，轉化公司無疾而終。

這次，在醫院科創中心的幫助下，陶勇以入股的形式創辦的第三方檢驗公司得以名正言順，沒有了後顧之憂。新的創新土壤中，成果轉化順利完成。

2019年11月，北京市通過了《北京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幾乎同一時期，上海的“科改25條”、《廣東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浙江衛健委《加快衛生健康科技創新推動成果轉化平臺國家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等也相繼發佈。

北京朝陽醫院的科創中心是2019年12月27日宣佈成立的，成立的初衷，就是要讓醫生、科學家、企業研發團隊可以零距離交流，既促進臨牀研發成果轉化，又能促進創新成果加速用於臨牀。

中心成立大會上，時任北京市衛健委主任的雷海潮曾發表講話，並透露，北京市的衛健委、醫管中心，都成立了領導小組，按照要求，各市屬醫院的黨政主要負責人也要直接分管科技創新工作，搭建與企業合作交流的平臺。

各種政策的鼓勵下，2019年後，公立醫院研究成果轉化幾乎進入了快車道，一批“活火山”獲得了噴發的機會。

2020年6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與企業簽署專利許可及項目合作開發合同，涉及兩項專利，總金額2.5億元。

同年9月的一場簽約儀式上，北醫三院就有10項科技成果轉讓簽約，總金額超過4300萬元。覆蓋了運動醫學、生殖醫學、消化等8個科室。

也是同年，上海復旦大學中山醫院轉化了26項專利技術。2021年5月，上海復旦大學中山醫院的葛均波院士、心內科主任錢菊英發明的“一種大小可調節的血管內抓捕器及其調節方法”的專利使用權簽約轉化。

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將科研和成果轉化列入了長期發展規劃。前述中國康復技術轉化與發展促進會負責人認爲，市場上不缺資金，只要是好的項目都有機會得到支持。

醫改的一步大棋

陶勇那項專利技術的第一次應用，是在10年前，當時他31歲，剛評上副主任醫師、副教授，出專家門診的時候，遇到了一個29歲的東北小夥兒。

小夥子剛完成骨髓移植術，骨瘦如柴、眼睛化膿。眼科的常規檢查顯示，他的視力並不算很差，只是黃斑區有一個很小的病竈。

黃斑區是視力管理中心，不能盲目用藥，然而，傳統手段很難確認病因，繼續觀察的話，病竈隨時可能擴大，破壞黃斑區，造成失明。

陶勇最終決定將實驗室的方法用到了這位患者身上，通過一根細針，第一時間就確定了病因，病變也很快消退了。

10年後，陶勇不幸在惡性傷醫事件中受重傷入院。在人生至暗時刻，這位患者發信息鼓勵他，還發來了自己在水面上蹦極的視頻。他告訴陶勇，因爲怕失明後成爲家人的負擔，當時的他幾乎已做好了跳樓的準備。

一項發明把跳樓的人變成了跳水的人。陶勇感到了臨牀成果轉化的力量，也更加堅定了把研究成果轉化的工作堅持做下去的決心。

實際上，臨牀成果轉化的意義遠不止產品上市，創造所謂的商業神話，更重要的是，讓患者、消費者享受到更加穩定、可複製、高質量的服務。

據廣東醫谷執行總裁謝嘉生介紹，在實際操作中，很多基於醫生臨牀實踐所做的“微創新”，更能解決實際問題。比如：護士長針對化療患者口腔潰瘍問題發明的清洗工具；醫美醫生改造現有儀器，使其功率可調，使其服務更加標準化、均一化。

衛生主管部門、公立醫療機構對科研和成果轉化，也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愛。

長期以來，公立醫院實際上在功能定位上與基層醫院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以提供診療服務爲主。這使得越來越多患者涌向大醫院，醫療體系中兩極分化持續加重。

公立大醫院將一部分精力轉向科研和轉化，既有利於除此積弊，轉化後批量複製的成果，也將大幅提高基層服務能力。由此可見，發展科研和成果轉化，也是醫改促進分級診療等政策落地的一步大棋。

更爲重要的是，因爲長期“重臨牀、輕科研”“重論文、輕應用”，中國在藥械創新等領域遠遠落後於人，在很多領域受到歐美國家的卡制。業界認爲，這也是國家大力發展科研和成果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9年，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覈指標出爐，其中的“學科建設”方面，就有對每百名衛生技術人員科研項目經費、每百名衛生技術人員科研成果轉化金額的考覈內容。北京市衛健委還將臨牀試驗和成果轉化作爲臨牀科研型醫務人員高級職稱評定的重要依據。

而對公立醫院而言，除了考覈需要，發展臨牀科研與成果轉化，也是醫院從自身的經濟利益考慮。

2017年10月份公立醫院藥品加成徹底取消，此後高值耗材加成取消；特別是2018年底以來國家組織帶量採購，對藥品進行“靈魂砍價”……這些改革措施，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以藥養醫”“以械養醫”的模式。而政府給出的補貼，醫療服務價格的提高又遲遲不能到位。

這些都迫使公立醫院去尋找新的增長路徑，臨牀轉化的收益便是路徑之一。

在北京天壇醫院的研究型病房啓動之初，其院長兼黨委副書記王擁軍接受媒體採訪就曾表示，醫院的轉變，第一是思想的轉變。國際上很多大型醫院，研究是一塊巨大的收入，有的醫院甚至遠遠超過醫療收入。天壇醫院面臨這個轉折點，就是要把研究投入變成研究產出。

未來，更多的公立醫院將面臨同樣的轉折。

中國何時能有研究型醫院？

臨牀研究是優秀科創項目的源頭，在高質量發展的綱領下，研究型醫院、研究型病房建設也成爲各省份的競爭領域。

前不久，在2020年第一批研究型病房升級改造的基礎上，北京市啓動第二批5到10個研究型病房的遴選和示範建設。按照要求，三級公立醫院將強化研究創新功能，2所醫院將開展創新型研究型醫院試點建設。

政策還支持首都醫科大學、“三城一區”建設研究型醫院，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其中。高博醫療集團的研究型醫院已經在北京開工，旁邊就是昌平生命科學園，有衆多創新藥企入駐其中。

在提高公立醫院科研水平和臨牀轉化能力這條賽道上，發達省市早已暗潮涌動。

相比北京，上海行動更早，野心也更大。根據上海衛健委2019年的一份文件，到2020年底，上海市會重點建設5家研究型醫院；到2030年，還要涌現出一批世界級研究型醫院，產出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成果。上海九院、十院等多家醫院都有所行動。

同年，廣東也推出了“高水平醫院建設”的“登峰計劃”。而所謂“高水平醫院”中，醫學科技創新及轉化平臺建設也是重要內容。廣東還給出了真金白銀的鼓勵，政策推行的3年中，計劃推出的22家醫院，每家都可以獲得3億元的資金支持。資金直接由省財政撥給項目醫院。還特別強調，原則上不得用於基建。

最新的省十四五衛生健康科教工作思路中，廣東也重點提到了鼓勵高水平醫院創建研究型醫院，設立臨牀研究院區或病房；加強成果轉化，打通知識產權運用、保護、管理、服務各環節等內容。

這也意味着，中國公立醫院的全面升級。按照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李斌在國辦政策吹風會上所說，就是發展方式從規模發展，向提質增效轉型；運行模式從粗放管理轉向精細化管理；資源配置從注重物質要素向更加註重人才技術要素轉變。

研究型醫院並不是新鮮事物。

中國最早提出研究型醫院，是在2003年，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科教處的姜昌斌等人在撰寫的《科教興院創辦研究型醫院》一文中，提到瑞金醫院作爲綜合性教學醫院，一直把上海市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目標——建立亞洲一流的醫療中心，並參與國際競爭，當作自身發展目標，因此，始終把醫教研有機結合，並確定了創辦研究型醫院等目標。

什麼是研究型醫院？姜昌斌等人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上海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康琦告訴八點健聞，與其糾結制定研究型醫院統一的定義或標準，更應對其內涵或結果產出形成共識，即瞄準未被滿足的臨牀需求，通過高質量的臨牀研究，轉化產出創新的、更有價值的產品或技術或方案，並能進一步推動行業進步或產業發展。研究型醫院是解決其他醫院不能解決的問題，是解決目前行業內尚不能解決的問題。至於醫院怎麼實現以上目標，應允許有不同的模式探索。

國家衛健委衛生髮展研究中心醫院管理研究室主任黃二丹則傾向於以收入來區分。他告訴八點健聞，研究型醫院至少要有20%的收入來自於科研項目或者是科研成果轉化收入。“大家都覺得這個詞體現了醫院的實力，但如果財務收支上沒有差別，就沒有體現研究型醫院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講，他認爲我國大醫院還是以看病爲主，距研究型醫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據黃二丹介紹，全國研究項目及其成果轉化收入較爲突出的是華西醫院，研究收入可能接近三四億元，但相比其業務收入，佔比仍然很小，與國際一流醫院存在較大差距。要縮小這個差距，既需要大醫院聚焦功能定位，也需要政府完善運行機制，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南京應諾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鄭維義告訴八點健聞，雖然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是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型醫院，全國只要有5個，中國“全球新”藥物研發的局面就會有很大的改觀。

還有多道枷鎖有待衝破

醫院的臨牀研究與轉化前途光明，過程卻免不了坎坷。

時代天使上市，引爆港股的那一天，華山醫院北院急重症醫學科科副主任馬可，正在爲自己的專利該如何轉化而發愁。

2011年，馬可在急診和ICU工作，見過很多肢體出血、斷肢、大出血的情況，他認爲現有止血帶的不足，以及錯誤使用止血帶帶來傷害的問題亟待改進。經過近10年的積累總結，自動充氣止血帶的思路逐漸成型。

2020，爲抗擊新冠疫情，馬可長時間吃住在醫院，抗疫的同時，他總結了過去的工作經驗，一口氣申請了三四個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等，還聯合專家寫了止血帶的專家共識。

對自己的研發工作，馬可信心滿滿，他甚至想好了止血帶等已有專利的後續改進思路，以及更多的新的研究方向。可是轉化卻是他的陌生領域，這讓他很是犯難。

臨牀科研成果轉化難，馬可並非個案。

瑞金醫院的陳瑋、蔣薇薇等人，進行了一項抽樣調查，受訪對象爲2017年至2019年，上海公立醫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承擔省部級以上課題的500多位負責人。

結果發現：研究成果不少，但是轉化數量較少的現象在公立醫院、科研院校仍然存在。

調查中，研究者發現，醫院的科研成果仍以論文爲主，佔比超過了60%，發明專利佔比不到10%，只有8.94%。

即便是轉化的成果也有很多停留在技術服務、技術諮詢等表層，深層次的技術開發、技術轉讓仍較少；此外，還有轉化慢、資金利用率低等問題。

認知層面上，雖然政策層面有很多鼓勵措施，醫院也有一定積極性，卻只有約10%的受訪者，非常瞭解公立醫院及科研機構成果轉化政策及其配套措施。

據謝嘉生介紹，從市場層面看，臨牀醫生的科研成果也很受歡迎，特別是一些解決臨牀實際問題的“微創新”，以及基因編輯、免疫治療等能夠解決複雜問題的研究項目。但是現實是，醫生做成果轉化成功率不高，這同樣是行業共識。

究其原因，八點健聞總結各方觀點發現，有幾個關鍵關卡需要突破。

臨牀轉化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面臨很多風險。首要的風險就是法律風險。

馬可不止一次提到專利很多時候就是一張“窗戶紙”，不知道合作方會不會拿了自己的想法直接生產。有專家也表示，類似的糾紛案件很多。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發佈的2019年十大經典案例中，就有廣東省人民醫院起訴企業未如約支付轉讓款的案例。在這個案例中，原定400萬元的專利轉讓款，公司只給了80萬元。

中國康復技術轉化與發展促進會負責人認爲，相比醫院行爲，醫生個人與企業簽約更加處於劣勢。“這裡面的違法的成本是不同”。近年來，該協會就憑藉做好協調和組織工作的核心技術，作爲官方機構，在轉化和協調各方關係方面，爲很多醫生提供了幫助。“我們在紹興有一套機制在做這件事。”

醫生與企業合作開發產品也存在合法性焦慮。採訪中，有臨牀醫生告訴八點健聞，行業裡有“8分錢，搞得你難受半年”的說法，意思是投訴舉報者花8分錢買一張郵票，發一封舉報信，無論是否真的查實，被舉報者都要面臨接受調查、寫檢查等一系列程序。

團隊管理、市場分析、如何與投資人打交道等，也都是醫生面臨的問題。

陶勇也向八點健聞感慨，臨牀轉化對醫生綜合能力的挑戰太大，包括多線程運作的能力、與投資人溝通的能力、與醫院領導溝通的能力，而且還需要醫生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他認爲，國內還需要更加成熟的服務平臺，來幫助醫生做轉化。

此外，作爲體制內的醫生，臨牀醫生對醫學轉化的決心，也嚴重影響投資者信心，影響最終的成敗。謝嘉生曾向八點健聞介紹，有一個美籍華人帶回了非常被看好的三類醫療器械，但是就是因爲創始人不夠堅決，最後融資遇到瓶頸，項目失敗。

從根本上講，長期專注給公立醫院排名的艾力彼創始人莊一強認爲，臨牀轉化是不可能靠醫生自己完成的，“肯定是要醫院來推動。”他告訴八點健聞，醫院如果有轉化中心，屬於達成結構指標。而這個轉化平臺需要有專職人員運作，需要有應用型的實驗室供醫生使用。

而要實現這一點，機制上還需要更多的突破。

有行業人士告訴八點健聞，中國的公立醫院在財務上是“收支兩條線”。除了少部分醫院，如華西醫院，通過建立公司的形式，破解這一難題，大多數醫院仍然受制於此，沒法直接拿錢出來用於轉化。

而醫院資金的介入也會使專利權變得難以界定。

正如上海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康琦所說，研究型醫院、臨牀成果轉化牽涉面甚廣。從醫藥創新領先的國家來看，需要科技創新戰略、醫療服務制度、醫療機構性質、研究人員定位發展、醫企合作、藥械審評審批、籌資支付等諸多支撐，可以說比傳統的醫療改革牽涉面還要廣。

在此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對研究型醫院、臨牀成果轉化都可能是致命的打擊。

新醫改啓動12年以來，中國醫療市場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隨着逐漸觸及公立醫院這一核心，醫改也到了關鍵時期。公立醫院這個“巨無霸”接下來的變身之旅，也將持續牽動所有人的神經。

方澍晨對本文亦有貢獻。

陳廣晶｜撰稿

李珊珊｜責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