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兩派惡鬥難論是非：重新認識蔡京（陳歆耕）

蔡京像（圖／作者提供）

說到蔡京，稍通曆史者都會說，他不是早已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幾乎被人們唾沫淹沒的「鉅奸」嗎？不但是「鉅奸」，還是「六賊」之首。明代宰相張居正曾爲小皇帝編着了一部通俗有趣、文圖搭配的教科書，名曰：《帝鑑圖說》。書中分兩部分，上部爲「聖哲芳規」，下部爲「狂愚覆轍」，從史料記載中引入兩種相反的典型案例，共117例。前者皆是可作楷模效仿的正面案例，後者則是要作前車之鑑的反面案例。下部的最後一則故事：「任用六賊」，說的主要就是蔡京如何做「賊」，其文字引錄自《宋史》。

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將小說人物形象歸爲兩類：一類爲「扁平人物」，特徵鮮明，容易辨識；一類爲「圓形人物」，性格多元，難以辨識。那麼，借用福斯特的分類法，蔡京屬於前者，還是屬於後者呢？在我看來，他是兩者的複合體。

蔡京這個歷史人物，顯然不是當下寫作高人所感興趣的──他不是可以成爲時代楷模的鉅公偉人。大多寫家不屑於爲一個似乎已被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爭議人物來描繪一幅肖像。偏偏此人，具有古今無可取代的認識價值、文學研究價值，每一箇中國人都可以從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你的細胞中，很難清除他所遺傳的基因。這與你出生的家族、地域、時代環境無涉，而與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有關。

中國的史學家和文人總是喜歡將人物標籤化、臉譜化，諸如非「忠」即「奸」、非「君子」即「小人」。其實在歷史的長廊中，多少聲名顯赫的人物，都無法像楚河漢界那樣將兩者分得那麼清晰。

蔡京的複雜性在於他既「奸」又「雄」。我是將「奸」和「雄」作爲兩個獨立的詞來理解的。他能將「奸」體現到極致，超越普通之「奸」；也能將「雄」揮灑到極致，超越尋常之「雄」。這個「雄」也可以做雙重解讀：既有「奸之極」之意，也有「雄豪」之意。

他的「奸」或許只是加速了一個王朝的覆滅。在歲月的長河中，其爲害之烈很短暫；他的「雄」也許澤被後人，綿延不絕，至今我們還在享用他的智慧和創造。諸如他建居養院（供孤寡貧病者養老）、安濟坊（醫療診所）、漏澤園（窮人安葬墓地），興算學、醫學、書畫學，在這方面，可以說他將王安石變法向前做了拓展和延伸，他在這些領域的創新之舉，可能比我們經常津津樂道的某些鉅公偉人所做的更偉大。還有他的書法藝術，在中國書法史上也佔有無法抹去的一席之地。

《千里江山圖》蔡京的一段題跋（圖／作者提供）

蔡京最遭人詬病的罪狀，當然是對政敵元祐黨人的重拳出擊，讓他們不復有翻轉的機會。但這一黨同伐異的行爲，並非從蔡京開始。恰恰是元祐黨人，在元祐得志後列出北宋晚期第一份清黨名單；也正是他們在實行元祐更化時，將當時變法派最核心的人物蔡確，貶黜放逐到嶺南新州，開北宋將宰輔級大臣貶逐到嶺南瘴癘之地的先例。

新黨曾以詩文置罪構陷「烏臺詩案」使蘇軾飽受折磨，而元祐黨人則羅織更離譜的「車蓋亭詩案」，將蔡確貶逐至嶺南新州，導致蔡確客死流放之地。北宋晚期朋黨相鬥手段越來越殘酷，越來越卑鄙，雙方皆有逃脫不了的關係。

由此，也可看出中國文人因利益之爭相互比「恨」、比「狠」、比「詐」、比「毒」、比「黑」，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極其醜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這種相互惡鬥的環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厭惡、被千古唾罵的罪人、奸人。要追究黨爭相殘之罪責，豈能讓蔡京一人扛到肩上？

在新黨與元祐黨人的惡鬥中，之所以後世之人給予了元祐黨人更多悲憫，是因爲元祐黨人中有幾位聲名顯赫的偉人，如以詩文垂世的蘇東坡、以史着《資治通鑑》不朽的司馬光。另外，「靖康之難」則讓新黨所有人（不僅僅是蔡京）爲之蒙羞，連王安石這樣的聖人級別的能臣也被「小人化」了上千年。但如從政治角度考量，兩派惡鬥很難論是非。大抵上變法派有明確的政治主張，而元祐黨人則缺少真正能治國理財的棟樑。

因此，我們有必要在塞滿迷霧的紛紜複雜的歷史語境中，來精細考察歷史人物的形跡，庶幾才能稍稍得出較爲客觀、公正的結論。

（本文節錄自陳歆耕所着《蔡京沉浮》一書）

《蔡京沉浮》，陳歆耕着，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