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丨技術創新與經濟趕超的演化視角

鄭磊

現代經濟的核心特徵是創新驅動的持續變化，但新古典經濟學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筆者認爲，經濟是人的行爲活動不斷演化的結果，演化經濟學和行爲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更貼近現實的視角。由著名演化經濟學家理查德·納爾遜等編寫的《現代演化經濟學》，提供了有關企業和產業的轉型升級的大量實證研究成果和深刻的觀點，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鑑。

演化經濟學將企業理解爲一個隨着學習和時間推移而改變的實體，經常受到所處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企業的本質在不斷演變，新型產業和新興市場應運而生。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如何從產業鏈的底層攀援向上，從比較優勢起步，不斷獲得競爭優勢，實現轉型升級。該書採用創新系統的視角，分析了國家層面和行業層面如何實現趕超，並將其拓展到企業層面，指出從OEM到ODM再到OBM的路徑已經成爲後發企業的標準升級過程。從長遠來看，成功的趕超不僅需要逐步增強能力，還要利用爲趕超者提供的各種機會實現跳躍式發展。

筆者認爲，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一開始只有很少的資源，也很難從外部獲取更多資源，因此進入自身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理性選擇，然後要經歷一個爬坡攀援的過程，實現資源積累、能力建設和系統更新。但是，通常發展中國家中的那些從簡單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發展起來的後發企業，要想進入新的有許多先發優勢明顯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將面臨進入和增長的嚴重障礙。企業的主要任務也不僅是學習如何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更重要的是如何獲得極其缺乏的資源並提高其可用性。

根據後發企業階段理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需要經歷重複性模仿、創造性模仿和創新三個階段，很少能夠最終進入OBM或創新階段。只有企業採用自己的路徑進行結構性突破，纔有可能實現轉型，而這需要很強的學習、吸收和創新能力。因此，從長期動態的角度來說，如何建立這些能力是後發企業的關鍵問題。

我們可以從深圳企業的案例中觀察到企業的學習和能力建設過程。一些企業最開始選擇的是技術相對穩定或已經成熟的行業，比如：小家電、服裝、玩具等，從事來料加工等低附加值或較長技術週期領域的低端產品生產，這是因爲進入門檻低，而且在這樣的行業更有可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技術轉移。通過這種方式，深圳培養了大批低成本的產業工人以及技術和管理人員。隨後，這些企業接下來需要尋找細分市場和提升專業化水平。歷史經驗表明，隨着企業能力的發展，下一個階段是進入需要一定數量的技術知識、技能和管理經驗的資本密集度和勞動生產率更高的行業。在這階段之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進入一些進入壁壘較低、週期較短的技術行業，或者可以跨越式地進入新興行業。深圳也是如此，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確實在通信、網絡、信息科技等行業不斷涌現出了本地的龍頭企業。

在趕超過程中，深圳企業經歷了低、中、高三個趕超戰略階段，相當多企業完成了從基於稟賦的專業化到基於技術的專業化的蝶變。現在深圳有大量企業擁有更高水平的能力，正在進入快速發展的高技術行業，面臨與技術前沿國家企業的直接競爭。企業需要藉助基礎科學研究或研發高度原創的技術，進入長週期或更高成本進入壁壘的行業。爲此，企業的學習和能力必須得到國家和行業系統的有效支持。深圳的公共投入在促進企業能力的學習和發展，以及創建適當的經濟技術和科學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深圳產業從低端到高端，再到成爲全球主要創新中心的過程，在於抓住了重要的機會窗口，即技術窗口、需求窗口和制度/公共政策窗口，又如移動通信、無人機、新能源等技術的快速變化，以及中國加入WTO後帶來的新型需求、本地和國際需求，以及新康波週期的影響等。深圳政府部門提前規劃和引導、激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積聚，大力培育豐富的金融業態和資本市場，打造出接軌國際標準的營商環境，引進促進學習和創造高級能力資本的教育機構、公共研究平臺，爲技術擴散、創新和趕超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

演化經濟學不僅研究了企業創新的發展過程，也發現各個行業具有不同的特質，因而在行業趕超方面有不同的規律。比如，在信息和通信技術和製藥等行業，發展中國家能夠專注於特定的生產階段，然後沿着價值鏈升級。深圳的實踐也證實了這一點。在某些行業，科學對創新非常重要，比如大學的知識和研究對製藥業的趕超；而在另外一些行業，技術進步更爲緊要，如芯片、精密設備等行業。根據行業的特點，制度和具體的產業政策在趕超的類型和效果方面也各不相同。

當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達到較高的技術能力水平時，利用一些外生的機會窗口進行發展則成爲新的可能。深圳一些科技行業的龍頭行業已經走出去了，以綠地投資或併購方式獲取全球資源和能力。這些企業正在從ODM階段進入OBM階段。我們應該從更廣泛、更高層面理解高等教育、法律體系、規範、技術合作和公用政策等廣義的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過積極且適當的公共政策，將深圳企業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成功模式推廣到全國其他地區。（本文作者系薩摩耶雲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