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不撤守：陳長文》318學運判決，憲法與刑法多板塊擠壓的斷層

因318太陽花學生運動遭起訴但一審獲判無罪的學運領袖林飛帆（前左2）、陳爲廷（前右2）31日聆判後表示，運動未結束，繼推理念，要求執政黨儘速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中央社記者劉世怡攝 106年3月31日

2014年學運期間，筆者投書不贊成學生攻佔立法院，而認爲循民主程序、投入選舉纔是正途。學運結束3年有餘，經政黨輪替，「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仍遙遙無期，兩岸進展停滯。

隨着上個月底臺北地院判決佔領立法院的行爲無罪，再度引發各界討論。筆者暫不擬評論判決，一來是判決書尚未公佈、檢方起訴書亦未公開，筆者難以論斷法院無罪心證的妥適性。再者，待一審判決書公佈後，檢方若上訴，尚須至少經二審法院審理；本案值得社會各界去慎思明辨。

我們可從以下問題出發：不支持佔領立法院，便認爲應以《刑法》處罰嗎？

北院認定攻佔立法院是「象徵性言論」，並以「公民不服從」作阻卻違法事由。這個判決遭到了質疑。因爲，政治學談的「公民不服從」，是指一羣人爲了「抗議不公義的法律或政府行爲」，基於「道德良心」而採取「違法行爲」喚起多數人認同，行動者也預期自己會受法律懲罰。

基於上述定義，有人直觀認爲：處罰行動者是天經地義。然而，這樣的看法忽略了道德力量也是法律正當性的基礎，而法治（rule of law）不同於法制（rule by law），是一套不斷追求「止於至善」的活法體系。法治之可貴就在於國家的每一人，都體認到「合法」非等同於「正當」；時常對於「合法性」保持警戒與不完全信任，是法治國家重要的命題。

因此，現代意義的公民不服從，不只是「個人基於道德良心」，更應包含「公民擁護憲法價值」而行動。亦即，公權力可能披着合法的外衣（或因現行法律跟不上時代而僵滯）而違法或不當行使權力，不服從者雖然形式上違反法律，但可能是爲了捍衛法秩序中更高位的憲法價值。因此，法秩序加以兩相權衡後，不必然會得出「不服從者違法」的結論，進而促使爲政者謙遜反省、更新舊有的法秩序。

針對這一大哉問，去年《中研院法學期刊》有深度論辯。刑法學者薛智仁〈刑法觀點下的公民不服從〉論文，回答了些疑問，並以「憲法基本權（例如，言論自由）」，而非如同北院採取政治學上的「公民不服從」概念來作爲阻卻違法事由。薛老師的主張刺激了傳統刑事法學的討論，也獲得了公法學者如廖元豪老師的肯定。

那麼， 318究竟是「捍衛民主」或「反民主」？具不具正當性？

兩位學者都同意「公民不服從，不必然違法」，也同樣「以言論與集會自由作爲阻卻違法事由」：一、薛智仁將「318佔領立法院」作爲「象徵性言論」分析，主張應採「個案利益權衡」，結論是無罪。二、廖元豪指出「個案利益權衡」的缺失，簡單來說，當各界對於學運發生的原因、訴求、正當性、行爲必要性等認識，有相當大的差異時，如果法院要採取「個案利益權衡」，應採取哪種事實評價的版本？這會不會形同於恣意選擇出「法院喜好的言論」？

爲了避免法院以自身的主觀看法權衡言論，廖老師認爲應迴歸我國大法官解釋及美國實務有關言論自由的理論。並認爲在此標準下，毀損、侵入住居或妨礙公務等刑法規定，都不是爲了管制言論，而是出於其他正當目的，佔領行爲顯然不能因爲主張言論自由而不罰。

我們陷入兩難：「個案利益權衡」導致結論大幅倚賴對個案情狀的評價，提高了法官恣意的可能性。我們可想見，這有衝擊民衆對法治信心之弊病；但若放棄個案權衡，未來又能否細緻調和多元價值衝突、因應民主升級的需要？

有沒有更好解方？這沒有簡單答案。青年學者思辯交鋒值得肯定，可惜未看到實務界資深人士提出看法。

除了上述刑事政策的爭論外，不論喜不喜歡318學運，我們必須承認：臺灣的代議民主制度，在許多民衆心中早已面臨常態的結構性失靈，加上公民社會透過網際網路加以連結，已明顯改變公共參與及政治的樣貌，也衝擊了民意的形塑與探求、民主審議與問責結構。不同世代對民主與法治的關係，存在不同想像。這對於二戰後才蓬勃發展的憲法基本權理論是一個斷層；而對發展自18世紀的傳統刑法釋義學（晚近實務才漸被更多灌注憲法價值）更是一大挑戰。

對1987年解嚴的臺灣，在時代催逼的能量釋放下，幾大板塊擠壓所彙集衝突點斷層之一，就是「公民不服從」定義及評價的變與不變，這會是許多國家面臨的新題目。318學運只是臺灣現實的爆發點。

板塊的持續擠壓不會停止。因此，比「判決有罪無罪」更重要的是，藉此從多面向，進行對民主、法治、社會的全面反思，以準備回答民主制度新一波升級的答卷。

否則，衝撞與斷層，不會到此爲止。

（作者爲法學教授、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