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導演郭柯：感受沉重的歷史，撫慰受傷的心靈
（原標題：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導演郭柯：感受沉重的歷史，撫慰受傷的心靈）
新華社北京8月15日電（記者張漫子 蔣芳 朱麗莉）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這天，國內首部獲得公映許可證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正式上映。該片不僅得到了半個娛樂圈的“追捧”，上映兩日來的口碑和熱度持續走高，也足見觀衆肯定。
新華社記者專訪了紀錄片《二十二》的導演郭柯，呈現紀錄片《二十二》的幕後故事。
2012年，郭柯開始用鏡頭記錄這些老人的故事。那時中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僅存32人，他將紀錄片命名爲《三十二》。
2014年，郭柯啓動自己第二部紀錄片的拍攝。攝製團隊30多人，經歷了11996公里的跋涉、5733公里的飛行、32海里的輪渡以及11種語言、9位當地人的翻譯後，在29個拍攝地，拍全了倖存者。這一年，《三十二》變成了《二十二》。
記者：直觀來看，這部電影沒有節奏、充滿日常瑣碎生活，沒有旁白、配樂，沒有出現史料，很多空鏡頭，而且老人們都過得很平靜。
郭柯：老人們天天生活在痛苦的記憶中能長壽嗎？她們就過着非常平淡的生活。過去了就過去了。讓她們動情的都是家人。家人對她們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罷，都會流淚。能讓她們90歲還動情的地方，是我們對她們有什麼看法，這一點在她們心裡留的時間更長。
記者：除了想要呈現這些老人的生活，您還想通過這個片子表現什麼？
郭柯：我沒有在這部片子裡去講“慰安婦”是什麼，我只是告訴大家這些曾經受過傷害的女性，她們晚年過着怎樣的生活。我不是做史料調查的，我覺得我們拍片子需要有一種情感在裡面，這種情感是應該給予她們的。
《二十二》的最後，我們選擇用一場葬禮來作爲結束，因爲每個人都會走到這一步。她們的離開，給了我某種啓示。如果我們再不看她們一眼，她們就像被一場雪覆蓋的山野，默默隱去。
“我當時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
記者：近幾年中，您一直在接觸這部分老人。有沒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郭柯：韋紹蘭是我第一部慰安婦紀錄片《三十二》的主人公。她不只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還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再加上她性格又那麼樂觀，反差特別大。
第一次去看韋紹蘭的時候，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給了她五百塊錢，當時我們是4個人去看她。第二天去跟她告別的時候，她讓我坐在她身邊，她從衣服裡掏出來4個紅包，說你們4個是一起來的，要過年了，你們拿着回去給家人買點東西吃。我打開時發現，每一個紅包裡都有100塊錢，我當時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她住的環境那麼差，她是那麼嬌小蒼老，可是她卻這樣考慮事情。
“這是一段疼痛的歷史”
記者：在拍攝《二十二》時，您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是跟老人的生命賽跑，還是資金問題，或者其他？
郭柯：都不是。我覺得最困難的是，我們的團隊該以什麼身份去面對她們，包括怎麼去提問，怎麼跟她們相處。最難的是放下這些東西，去肯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無聊的事情。我們每天陪着她聊天，看看她掃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對拍戲的來說，這些完全不可想象——這是在幹嘛呢？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豆瓣的影片簡介中這樣寫道：“慰安婦”這三個字，曾被多少中國人在心裡披上“中國恥辱”的外衣。多少人想揭，卻不敢活生生地揭開；多少人想拍，又怕打擾到她們的生活。這是一段疼痛的歷史。
“《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們還原爲一個個普通人”
記者：擔心被公衆指責消費老人嗎？
郭柯：她們一直被稱之爲“慰安婦”，但這樣的稱呼也是被迫的，如果不是爲了幫她們爭取權益，或許根本不願接受這樣的稱呼。
真正接觸到老人後，眼前的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們和我們的奶奶、家中老人沒什麼兩樣。她們也知道我們爲什麼拍，過程中我們最注重的就是對方的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都在她們牀邊，給她們安全感，或者是她們家人外出的時候，儘量考慮對方的感受，就像聽奶奶講故事一樣，她們也會想要告訴你。至於我個人來說，就會延續這段緣分，每年去看她們，去陪陪她們。
記者：《二十二》中，您感覺最成功或者自己最滿意的一點是什麼？
郭柯：社會看待“慰安婦”這一特殊羣體的視角往往是以“歷史證據”爲主，或給予“同情憐憫”，而缺乏對她們生活的真正關切。《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們還原爲一個個普通人，像對待親人一樣敞開懷抱去擁抱她們。
比故事更重要的是情感。當你用導演和演員的身份去丈量彼此，用一些拍攝技法去要求她們，其實是對她們的一種不尊重。紀錄片的表現手法相比於史料文獻來說，更能讓觀衆直觀地體會到這段歷史的沉重。
相信我在若干年後都不會後悔，在我30歲的時候我遇到了這個羣體，我沒有用很功利的心態去面對她們，我用一種非常尊重的方式走近了她們。
(原標題：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導演郭柯：感受沉重的歷史，撫慰受傷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