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機下 一名留美中國博士生的跨文化抗爭
風雨不測的2020年，巨大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壓在每個人的心口。在新冠疫情和中美關係惡化的雙重夾擊下，身處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羣體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個人面對外部環境時的無力感在此刻被無限放大。計劃已久的未來似乎完全脫離了掌控，而活在當下也未必能帶來持久的安寧。當大家一起經歷這層出不窮的打擊、卻依然堅持之前選擇的道路時，我們要如何獲得行動的力量？
最初得知可能因爲簽證和相關政策問題不能順利入學時，Cathy的遭遇只是當前留學生面臨的困境的一個縮影。但Cathy和她的同學們採取了與很多人不同的策略。他們付出了不懈的堅持，並取得了最終的成功。他們的故事，或許能給更多留學生提供契機，重新思考身處美國社會的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Cathy和同學們的故事
與很多留學生一樣，在收到美國研究生院的博士生錄取通知書時，Cathy既有夢想實現的欣喜，也有對即將到來的留學生活的憧憬。Cathy曾有過留學歐洲的經歷，那段日子裡，她既感受到歐洲社會對於少數族裔的包容，也從這種包容中感受到一絲漠然和被邊緣化——好像作爲外國人的你做什麼都可以，但做什麼也不會有人看見。在Cathy眼中，美國與歐洲最大的不同，是作爲移民國家的美國更能接納移民融入主流社會。
就在Cathy爲赴美做着準備工作時，新冠疫情已經開始蔓延，並迅速升級爲全球大流行。二月初，美國政府開始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入境人員加以限制，並暫停了駐中國領事館的簽證辦理業務。當時，疫情的全球性影響還未充分顯現，Cathy還在心裡反覆計算辦理種種手續的時間、銜接每一步的流程，計劃在秋季開學前抵達美國。
然而，三月初，疫情在美國爆發。三月底，美國已超越中國，成爲全球新冠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疫情的惡化，Cathy慢慢意識到，秋季學期赴美的計劃或許將無法實現。
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不能赴美的Cathy是否能夠順利入學、拿到獎學金？
彼時的華人論壇上，已有人開始討論不同學校針對無法赴美的博士生的政策。在美國及很多國家，博士生在求學期間通常會承擔一定的科研和教學助手的工作，以此獲得獎學金——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分博士生也可以被看作是學校的僱員。少數學校較早做出保證、將給這些學生僱員提供相關支持和保障。但是，大部分學校的反饋是含糊的，甚至有部分學校早早發佈了政策，表示因稅務和法律原因而不能僱傭身在海外的國際學生。這一政策一旦實行，將直接導致無法赴美的海外博士生失去獎學金。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Cathy從四月起就主動聯繫學校負責國際學生工作的相關部門，要求對方澄清政策。但在外部政策環境複雜、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Cathy遭遇了學校部門間的相互推諉。幾番郵件往來，兩個相關部門沒能告訴Cathy，她是否被允許在海外完成研究和教學助理的工作、拿到工資。
在對這些部門失望後，Cathy轉而向系裡尋求信息。她首先聯繫了自己的導師，又在導師的建議下聯繫了系主任。一週後，系主任給了Cathy回覆。雖然多方打聽，但系主任也沒能得到一個明確答覆，只表示需要等待學校出臺具體政策。後來的事實證明，在當時，或許整個學校都沒有一個人能說自己瞭解相關政策，因爲所有機構、個體面對的不確定性都是全新且空前的。紙面上的政策即便能規範平日的機構運轉，卻很難在非常時期靈活地應對突發狀況。
系主任的回覆讓Cathy更察覺到事態的緊急和獲取更多信息的必要。她與同系的另兩位中國新生一起，加入了本校的中國博士生微信羣。在微信羣中，大家把從各自院系獲取的信息彙集在一起。在拼湊信息的過程中，Cathy發現，不同院系領導的風格迥然不同，有的說辭官方且保守，有的則直接且大膽。最後，根據羣裡的信息分享，大家發現對於無法赴美入學的學生，學校並沒有明文政策、只有口頭規定不能予以僱傭。
於是，Cathy在微信羣裡提議大家一起給學校高層寫信，要求學校爲國際生提供支持。當晚，Cathy就起草了第一封信，以非常正式的口吻，要求研究生院保證國際生的獎學金（即履行合同、僱傭其作爲研究和教學助理），併爲情況較爲複雜的國際生提供政策支持。爲了爭取更多的簽名，Cathy的同學與羣裡的博士生一個個私聊，詢問對方的意願。同時，Cathy也聯繫了許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國際學生，爭取他們的支持和署名。
大家的努力換來了20多位中國留學生的聯名，同時還有20多位其他國家學生的署名支持。這封聯名郵件被髮給了研究生院院長。
整整一週後，Cathy他們等到研究生院院長的回覆——又是一封官文郵件，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的信息。彼時已是七月末、八月初，離秋季學期開學只剩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彼時，Cathy和同學們還將這封郵件發給了學校的研究生僱員工會的國際生支持小組。美國不少州的州法規定，公立大學的學生僱員有權建立自己的工會。在私立大學，工會的歷程則更爲曲折、反覆。比較著名的例子是2018年4月，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曾因爲學校拒絕與經投票成立的工會進行談判而罷工。Cathy所在大學的研究生僱員工會隸屬著名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UAW在紐約大學、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等知名學府設有學生僱員工會。雖然名爲“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代表的職業羣體還包括學生僱員、記者、自由職業者、非盈利機構僱員等。
郵件發出的第二天，工會代表就聯繫了Cathy及其同學，安排了第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中，工會代表瞭解了國際生的處境和訴求。工會彙總了大家收到的錄取通知書（offer）文本，並向大家普及了學校和工會的集體談判協議（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工會還聯繫了自己的律師，爲國際生提供法律諮詢。工會律師認爲，美國法律——無論是聯邦法還是州法——允許僱傭沒有簽證的外國人。有國際生詢問工會律師，自己是否可能因爲參與此類行動而遭到行政部門的報復。律師表示，這種情況自她從業以來並沒有遇到過，也基本不會出現，因此鼓勵大家提出自己的訴求。但是國際生依然存在疑慮：工會對政策的理解不能代表學校，更不能代表導師，如果現實中遇到學校或者導師拒絕僱傭國際生的情況，該怎麼處理？對此，律師建議大家保持和工會溝通，以應對可能發生的情況。
第一次會議後，工會替國際生出面向學校領導層瞭解相關政策，然後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在這次會上，工會通報了了解到的情況：學校並沒有安置國際生的計劃；如此下去，最後結果很可能是所有無法赴美的國際生推遲入學、直到疫情平息。
Cathy說，這是整個過程中最灰暗的時刻：在幾個月的詢問求助、反覆碰壁、得到各種相互矛盾的信號後，他們的努力換來的卻是一個壞消息。在微信羣裡商量後，大家決定一起拒絕推遲入學、堅持要求學校履行合同僱傭國際生。整個八月，Cathy都在和同學朋友商量對策、起草給研究生院院長的第二封郵件。
關於第二封郵件該怎麼寫，大家有過討論與分歧。一部分同學認爲應該措辭更爲強硬，以此表達國際生的堅定立場。Cathy按照這個思路起草了郵件，併發給工會代表徵求意見。在反饋中，對方建議他們改變策略，使用更爲和緩的語氣，爭取研究生院的幫助。最終的郵件聽取了工會代表的意見，用更爲個人化的語氣請求研究生院站在國際生一邊，爲其遊說學校領導層。彼時已是八月末，時間已迫近不少院系要求國際生確認是否推遲入學的最後期限。兩天後，研究生院院長回覆了第二封郵件。院長以更個人化的語氣告訴Cathy，研究生院已經在做努力，雖然也面臨時間的壓力，但希望國際生能繼續等待消息。
就在第二封郵件往來的同時，工會聯繫了當地的一家媒體，希望採訪了Cathy，講述她身爲國際生遭遇的困境。英語媒體的採訪給尚未踏足美國的Cathy帶來了不小的心理壓力，但她不願放棄這個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於是，她邀請另一位更熟悉北美社會的同學一起接受了採訪。國際生的故事很快見報。
九月中旬，Cathy終於等到了學校的新政策：除特殊情況外，無法赴美的國際生被允許擔任研究或教學助理、領取工資。就Cathy和同學們收集到的信息來看，一些私立大學已實行了這一政策，也有少數公立大學率先給出了類似許可。在很多其他學校處於觀望待定的狀態下，Cathy和同學們的堅持幫助他們避免了國際生可能面對的最糟情況， 即無限期延遲入學或秋季入學但自付學費。
一份跨文化語境下的留學生行動指南
Cathy的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針對國際生的不友好政策還在持續的醞釀和出臺中。Cathy和同學們也在思考：面對更爲冷峻的大環境，我們能做什麼？
這是所有在美或即將赴美的中國留學生都可能面臨的問題：我們能做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爲學校的機構組織環境不盡相同，不同背景的留學生個體面臨的困境也會有差異。我們無法爲此提供一個一勞永逸的答案。
但是，本文從Cathy和同學們的故事出發，邀請讀者一起思考，併爲這種思考提供一些思路。
留學生活：跨文化學習的挑戰
留學生活是困難的。這種困難不僅來自語言的隔閡，還來自思維和行爲方式、文化和法律環境的差異。由於這些差異的存在，同一種策略在不同社會語境下意味着不同的風險係數、也可能得到不同的反饋。面對未知時，我們總是傾向於高估其風險。比如在行動中，Cathy和中國同學總會不斷詢問：我們會遭到美國行政機構的報復嗎？而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同學則會問他們：你們會遭到中國方面的懲罰嗎？所以，選擇應對策略的第一步，是消除未知帶來的過度恐懼。這就要求我們每一個留學生從自己的課業活動中分出一部分時間，做一個積極主動的學習者，瞭解所在國家當地的文化風俗、法律法規。隨着我們慢慢了解什麼事是可以做、甚至被鼓勵的，什麼事是不恰當、很可能適得其反的，又有什麼事是絕對不能做的，我們就能評估不同策略的實際風險和效用，進而做出選擇。
正如工會律師告訴Cathy他們的，美國政治的基礎，就是不同羣體和個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訴求，形成壓力和影響，從而迫使立法和行政機構改變已有政策、制定新的法規。她甚至建議Cathy和同學們聯繫當地議員，表達相關政策對自己的影響。事實上，這些行動在美國受到法律和社會規範的保護，留學生需要做的只是超越在原生社會裡形成的思維慣性，主動利用已有的合法發聲渠道和機制。
美國大學：學校組織與行動策略
當然，制定具體的行動策略永遠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就留學生來說，首先面對的是院系和學校。這就要求留學生了解學校中不同部門、人員的分工和職責，進而判斷誰是同盟、誰可以爭取、誰需要避免接觸、誰只能在形成合力後再施加壓力。這些問題對於很多初來乍到留學生都是陌生的。在此，我們粗略介紹一下學校中最可能接觸留學生的部門和人員。當然，這樣一份浮光掠影的介紹不可能完美，公立與私立學校的分野、不同州和地域的區隔、具體行動目標的差別都會影響到策略的選擇。什麼纔是最佳策略？大約只有每個個體才能做出選擇。但我們仍然希望這份介紹能幫助更多留學生邁出思考行動與策略的第一步。
1） 學校的人力資源部門（Human Resources）和國際生管理部（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 ISSS）是政策的傳達和執行機構，直接向他們提出訴求（尤其是前者）往往只會獲得非常官方的政策說明。此外，這些部門獲得的信息往往直接被用於對留學生的管理。比如今年六、七月間，不少學校的ISSS都要求國際生提供當前所在地的信息，以便決定是否接受其在秋季學期正常入學。與這類部門溝通在留學生活中不可避免。但是，在向其提供個人信息時需要保持一定的謹慎，確保信息不會被用來損害自己的利益。當然，ISSS同時是一個服務部門，會爲留學生提供融入當地社會、學習當地文化的寶貴機會，很多ISSS的員工也在日常交往中對留學生保有真切的關懷。只是該機構對絕大多數的重要政策沒有決定權（甚至，在今年的一系列政策變化中，很多學校的ISSS也不清楚這對於留學生意味着什麼），也很難代表留學生和學校管理層進行談判。
2） 研究生院和系處於學校領導層和學生中間，更可能瞭解兩邊的情況。同時，研究生院院長和系主任既是管理人員，也是教授，他們很可能同情學生，但他們的言行也受到行政職位的影響。因此，通過更瞭解情況的同學打聽院長和系主任的性格和特點會幫助判斷他們的迴應。
3） 系裡的秘書是一線行政人員。他們和系裡的學生、老師朝夕相處，但同時又牢牢嵌入在學校的行政系統中。這種位置帶來的兩面性有時會體現得比院長和系主任更爲明顯，因爲後者往往擁有終身教職，具有更高的職業自主性。在Cathy的經歷裡，系裡的秘書一方面勸他們耐心等待學校澄清政策，另一方面也在他們提出聯繫工會時表示支持和理解，完全體現了這種兩面性。需要留意的是，在美國的行政系統中，一切留下書面記錄的交流都會被謹慎對待。所以，和秘書更爲有效的溝通方法不是郵件，而是面談或是通過電話和網絡會議，以非書面的方式獲取信息。
4） 導師、其他教授、在學校相關機構工作的學長姐是和留學生聯繫最密切的人。在允許工會化的學校中，導師和教授往往也是教師工會的成員，但與教授的溝通因人而異，來自其他學生的反饋通常能幫助看清一位教授的全貌。此外，是否擁有終身教職（tenure）、擔任怎樣的行政職位、是否有外部資金資助（funding）、自身的文化背景等因素都會影響一個教授的立場和話語權。雖然受個人因素決定，但與教授面對面、私人化的溝通更有可能獲得對方的理解和同情。在Cathy與同學們的這次行動中，Cathy的導師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行動，但非常支持她以及其它國際學生，併爲他們和系主任的溝通構建了橋樑。另外，Cathy的兩位學姐活躍在在學校工會，過程中時常分享最新訊息，給與了強有力的支持。這些與導師和學姐等重要他人的接觸爲Cathy與同學們的行動提供了一個安全、信任的互動氛圍，是他們勇往直前的堅實後盾。
5） 學生僱員工會和學生權益倡導組織（advocacy group）（細節我們將在下文詳談）。簡單來說，這是最直接代表學生利益的組織。雖然它們不在行政系統中、不具備政策決定權，但它們存在的意義就是代表學生僱員和普通學生的利益，聚沙成塔，發出羣體的聲音。
學生僱員工會：自下而上帶來的機會與困境
在事後的覆盤中，Cathy總結道，在前期，她與同學的個人堅持和努力推着這次行動艱難向前。在工會介入後，整個行動彷彿開始自行運作。正如之前提到的，Cathy所在學校的工會隸屬全美著名的工會機構UAW。UAW下轄的工會分佈在美國和加拿大各地區，代表多種行業。雖然Cathy學校的工會主要依靠會員的志願服務，但包括會長在內的多人都是畢業於本校的全職工會員工。此外，工會還僱有自己的律師。工會運行的支出主要來自會員繳納的會費。因此，會員既得到工會的代表，也是工會的贊助人。
在此次行動中，工會所做的不僅限於提供答疑與諮詢服務，和學校的管理層對話、讓他們更加了解普通同學的處境。更重要的是，他們堅定地站在學生僱員的立場，陪伴並幫助還未踏上美國國土的學子度過焦慮、混亂甚至無助的一段時光。這也是工會賴以生存的根源：工會需要通過與學生的密切接觸吸納更多會員，籌集運行資金。相對全美而言，工會在該校的發展情況比較良好，約有75%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是工會成員，國際生支持工會的熱情也較高。即使如此，工會財務問題仍舊非常突出。每年的會員招募數量都會直接影響工會和學校談判的策略選擇：這種影響不僅限於工會方面，學校也會密切關注工會招募的進展，據此制定自己談判的策略。因此，工會在吸納會員時可謂不遺餘力。與工會的關係對不少留學生而言意味着思想和習慣上的挑戰，或多或少造成了困擾，也使許多人經歷了心態的起伏變化：從剛開始不瞭解工會，到感激工會，再到交會費時的猶豫——可以說，每一次轉變都是一場跨越文化的心理交鋒。
其實，這些困惑反映出的依然是成長環境的差異。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下，大到聯邦稅收政策，小到一條道路的修繕與否，各種權益倡導和遊說活動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大公司和商業集團自不用說，高校也經常通過政治捐款與候選人建立聯繫。比如在2012年總統競選中，奧巴馬的主要捐款來源就包括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而在本屆白宮的核心資助者中，不見高等教育團體的聲音，其制定的相關政策犧牲國際學生和高校的利益也就可想而知。
來源：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以金錢換影響力並非理想的制度，但它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國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今非昔比，工會在美國早已過了電影《愛爾蘭人》中描述的縱橫捭闔的全盛時期。但是，每屆大選中，獲得行業工會的背書（endorsement）依然被總統候選人（尤其是民主黨候選人）視作重要的里程碑。各大工會也繼續通過政治捐款支持特定的候選人。在2016年大選中，木匠和細木工工會（Carpenters & Joiners Union）、北美勞動者國際工會（Laborers’ Union）、水管工和管道工工會（Plumbers/Pipefitters Union）等工會都分別給希拉里·克林頓百萬美元級別的政治捐款。
以上這些是工會參與的聯邦政治活動。留學生加入的學生僱員工會往往是全國性工會的地區分會。此類分會聚焦於本地區、本機構中的政策制定，通過集體談判、遊說、甚至是組織罷工等手段保護本地會員的利益。它們的活動並沒有上述提到的那麼遙遠，關注點也落在與會員利益息息相關之處，比如學分費用減免、僱員工資和福利水平的增長、學校是否僱傭海外僱員、是否在疫情期間要求教員線下教學等。不少工會還有指定的律師或事務所，爲會員提供法律諮詢等服務。
然而，工會提供的資源與服務離不開來自會員的資金支持。與中國不同，美國的工會沒有來自行政部門的撥款。工會成員每月繳納的會費支撐着工會的日常運轉。沒有會員，就不存在工會。對於很多不熟悉美國工會語境的留學生來說，這種視角是完全陌生的，且美國的工會制度並不完美。即使如此，在存在學生僱員工會的學校，成爲會員並積極地與工會建立聯繫、尋求幫助是留學生在關鍵時期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策略以外的策略
除此之外，留學生還能做什麼呢？這一問題的答案是完全開放的。在行動初期，Cathy和同學們就積極地動員、整合本校華人留學生圈子裡的資源，進而通過在外校的關係網絡，收集了不同學校的國際生政策，爲之後向本校管理層提出的訴求奠定了基礎。同時，他們主動聯繫了可能面臨相同困境的他國留學生，獲得了不少支持。這些在美國社會生活中都屬於常見的行爲。如果我們能整合團體內部的資源、同時爭取到團體以外最大可能的聯合與支持，我們就有可能讓自己的利益難以被忽視。
必須承認的是，沒有一個策略是完美的、也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通過策略性的行動加以解決。即使這一次獲得了相對理想的結果，回想整個過程，Cathy還是會懊惱於其中的一些瑕疵。然而，所有行動對於行動者而言都是學習的機會。重要的是作爲行動者的我們明確方向，明確腳下有一條道路，它或許坎坷、或許會帶來挫折，但它能帶我們克服面對外部洪流的無力感。
世上不存在完全孤立的境遇，也沒有徹底孤獨的人。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彼此相通的境遇中感受到力量，哪怕逆境也充滿行動的勇氣與智慧。這就是我們與大家分享這次行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