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分析》偵訊檔消失16分鐘 「公衛文」被耍了 秒懂關鍵內幕

臺北地院26日宣判新竹市長高虹安擔任立委期間被控詐領助理加班費案，高虹安的前助理、綽號「公衛文」的王鬱文（見圖）遭判刑2年，獲宣告緩刑5年，聽判後離開臺北地院。（資料照，趙雙傑攝）

新竹市長高虹安涉詐領助理費案，高虹安前助理「公衛文」王鬱文指控檢察官在偵訊時稱「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訴高虹安，一定要起訴你們這些助理」，但關鍵的16分鐘錄音錄影偵訊檔案卻消失。檢方事後辯解，這是類似「休庭」，先行關閉錄音錄影，引發爭議。惟綜合相關法條與判例，此事確有值得注意的關鍵應予釐清。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00-1條第1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第2項規定，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爲證據。

如果沒有全程連續錄音錄影，例如「公衛文」指控偵訊影音檔消失16分鐘，此時被告即「公衛文」的偵訊筆錄效果如何？有無證據能力？其實是有所爭議的。

民國84年立法委員謝啓大等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當時欲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若未經錄音錄影，效果是「不得作爲證據」。如果依照謝啓大等委員的想法，未經錄音錄影時，效果很簡單明瞭，就是「不得作爲證據」。

這時候，若按照謝啓大版本，套用在王鬱文身上，檢察官偵訊中斷錄音錄影16分鐘，那麼王鬱文的偵訊筆錄，有可能全部都不能當成證據。

但當時立法院朝野協商對上述想法並不同意，因此變成現在條文規定，亦即「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爲證據。」

根據前大法官林俊益於民國89年對於現行條文的解讀，刑事訴訟法第100-1條第2項文義解釋，「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顯然是以「有錄音錄影內容」之存在爲前提。此時，筆錄內容與「有錄音錄影內容」不符時，不符之部分始不得作爲證據。

但如果未全程連續錄音錄影，即與「有錄音錄影內容」之前提不同，筆錄內容不可能與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錄音錄影內容」去比較是否相符。這時候所取得之供述筆錄，有無證據能力？就成爲法無明文規定了，產生各種解釋空間。

實務上見解還是認爲有證據能力，頂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8-4權衡理論，即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例如，最高法院100年臺上1730號刑事判決認爲，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未依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所進行之訊（詢）問筆錄，亦屬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仍應由法院適用同法第158-4條規定，依個案之具體情狀，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予以客觀權衡判斷之。

其實早在修法時，學者就預料到這裡的法律漏洞，因此多主張無證據能力。例如學者黃東熊認爲，於無錄音錄影時，除急迫情形外，筆錄內容不得作爲證據。學者何賴傑也主張，如未全程連續錄音，或根本未錄音，亦爲「內容不符」，排除該部分陳述之證據能力。

前大法官林俊益分析，現行規定，使刑事訴訟法第100-1條成爲具文，無法實現「建立訊問筆錄公信力」以及「確保程序合法正當」。他當時即強調，唯有再度修法，明文規定「未經全程連續錄音錄影，不得作爲證據」，才能徹底杜絕惡習。

最後，若無證據能力，因爲有利於被告，因此，如未全程連續錄音，應該可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00-1條之規定，認定無證據能力。換言之，可取學者見解，如未全程連續錄音，或根本未錄音，亦爲「內容不符」，排除該部分陳述之證據能力。在「公衛文」本案，整個偵訊程序及筆錄，均全部失效並無證據能力，以確保程序合法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