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第4次土改，要來了
我們的第四次土改，可能已經箭在弦上。
2月19號，在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會議中，提到：
而且這兩條都排在了會議議題中第一位。
認爲土地要素已經成爲“妨礙中國式現代化順利推進的體制機制障礙”和“最突出的問題”。
這是對“土地要素流量”與“地隨人走”發出的強烈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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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流動問題，經濟學界已經提出多年。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城市化的持續性問題，也解決不了農村和農業的持續發展問題。
也就是說，不管是保障糧食安全、還是讓農民創富、還是推進更高程度的城市化，現在遇到的瓶頸都是土地要素問題。
解決了這個瓶頸，前面三個便可以同時解決，因爲它們只是一個問題的三個側面。
現在決策層在重要會議上提出這一點，是打蛇打到了七寸。
新一輪的土地改革，正在呼之欲出。
具體可能會怎麼改？
要解決什麼問題？
會有怎樣的影響？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現在的土地要素究竟存在什麼樣的問題。
簡單說來是這樣的：
1、我們整體的可耕地面積較少，因爲很多地方都是山地丘陵或高原；
2、爲了保障糧食安全，就要保證基本農田，不被城市化過程中的工廠和住宅佔用，所以才劃定了18億畝紅線、15.46億畝永久基本農田；
3，可是經濟要發展，工業服務業都需要建設用地，這就和耕地紅線產生了矛盾；
4、所以對於很多城市來講，用地指標便成了一大難題。這也是過去多年來房價高企的一個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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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爲，城市化必然會佔用更多的土地。
這是不對的。
恰恰相反，城市化是節約土地的。就像一個三口之家，在城市裡買房100平米就基本夠了，但在農村就至少就要佔地200~300平，所以當人們進城定居之後，對於全國整體來講，是有很多土地可以騰空的。
如果在市場化的情況下，進城的農民可能會把原來的土地賣掉，賣給農場主直接把大規模耕種機械開進來，自己拿到一筆錢就完事了。
但在咱們這裡，不可以（尤其是前些年）。
農村的地，不可以賣。
不可以賣，那就只好留在那裡長草了。
反正說不定碰上拆遷什麼的，還能獲賠一筆錢。那就耗着唄。
於是，咱們就形成了一種特色景觀：兩頭佔地。
在農村，他們有地；在城市，他們還要佔地，就算是租房，也需要相應的城市基建。
這樣一來，就同時產生了三個問題：
1、農民因爲對土地缺乏支配權，所以缺乏財產性收入；進而限制了進城買房的能力；
2、農村的宅地無法復耕，被荒廢；
3、城市的建設用地指標不夠，限制了經濟發展。
這都是土地要素無法流動所帶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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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幾年前，重慶的市長想出了一套解決方案：
建立地票制度，實現占卜平衡。
你把村裡早已不住的磚瓦房推平，復墾了一畝地，國土資源的人過來檢查一下，土壤厚度達到了40釐米，糧食產量也達標，符合復墾標準。便發給你一張地票——這是增加了一畝耕地的證明。
然後有一天你接到了一個電話：你那張地票10萬塊賣不賣？
你高興地拿到了10萬塊錢，而開發商高興地拿到了用地指標。
地票制度的本質，就是讓土地要素流動起來，去到它能發揮最大價值的地方。
因爲，只有一個非常適合發展商業服務業的城市，開發商才願意出高價購買農民的地票，農民當然也更願意賣給這樣的城市。而那些沒什麼價值的地方，自然就買不到地票。
而不像現在，通過行政手段分配，不管一個地方是適合發展農業、還是工商業，用地指標都是卡死的。
那邊急需建設用地，但偏不給，被壓得繃繃緊；
這邊地卻荒着，派不上用場。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甘肅和廣東：
甘肅的城區人口平均擁有建設用地是廣東的1.7倍，但工業增加值只有廣東的7%。
這是一個巨大的落差，也就是甘肅的建設用地非常充足，但卻根本沒有發揮出價值，而廣東相比之下，就嚴重不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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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和廣東的例子，在全國範圍內還有很多。
2022年，江蘇的城區人口增加了45萬人，但建設用地反而減少了981平方公里；四川的城區人口減少了145萬人，但建設用地卻增加了17平方公里。
很明顯，建設用地的分配與工業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的錯位，因此土地要素急需進行跨區域流動。
重慶的地票制度，僅限於重慶轄區內。
而這次深改會議所提，則是全國範圍內的流動。
這個影響就大了。
雖然早在2021年，就曾印發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要求“推動經營性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形成與市場價格掛鉤的動態調整機制”，但實際上調劑主要還是以縣域內爲主、省域內爲輔、國家適度統籌爲補充。
用地指標的跨省交易仍然需要向上申請。
總之，沒有形成充分而靈活的交易體系。
這也正是這次會議所提出的，要解決的痛點。
人口和產業流失的地區，能通過這種交易獲得收入，而那些流入地區，也能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打通一個堵點，解決一系列問題。
所以我們把這次稱爲第四次土改，恐怕也不爲過。
前三次分別是：
1、1951年，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
2、1958年，公社化運動
3、1978年，分田到戶，自負盈虧
這一次，不僅會對不同城市的命運產生影響，還會對貨幣供應量以及資本市場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