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青少年輕度創傷性腦損傷不會致抑鬱
2021 年，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稱，約有 214,110 例創傷性腦損傷（TBI）病例，且超過 69,000 例死亡與 TBI 相關，瞭解 TBI 的身心後果對於研究而言至關重要。
這正是新墨西哥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傑里米·霍格文（Jeremy Hogeveen）在新發表的第二階段註冊報告裡所分析的內容，此報告發表於《大腦通訊》。
這項研究——在手稿中題爲“輕度創傷性腦損傷後獲得性青少年抑鬱症對金錢激勵的神經反應”——它的結構與常規研究不同。
“像這樣的註冊報告是個不錯的選擇，整個同行評審團隊和編輯事先都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以及嚴謹的研究設計。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所追求的具體問題與創傷性腦損傷有關，尤其是與抑鬱症等精神症狀相關的後果。
他的團隊所發現的結果對於青少年中輕微 TBI 的處理方式極爲重要。
對於 TBI 來說，有時可能會出現抑鬱或情緒變化——這種狀況在腦損傷事件後往往會持續很長時間。
作爲一名認知神經科學家兼父親，霍格文深知父母對於孩子從兒童長成青少年、再從青少年變爲成年人這一過程中大腦可能遭受不可逆轉損傷的憂慮。
在這份新報告裡，霍格文和他的同事藉助了一項正在開展的叫做‘青少年大腦認知發展（ABCD）’的研究。
這項大規模研究在 2016 年到 2018 年之間開啓，招募了一萬多名 9 至 10 歲的兒童來進行初始的大腦掃描和神經心理學評估。
ABCD 研究的性質讓像霍格文這類研究人員能夠隨着時間追蹤參與者。
他們確定了那些在初始評估時未經歷創傷性腦損傷（TBI），但在後續研究訪問期間遭遇 TBI 的個體。
通過對比受傷前後的抑鬱評分，研究人員能夠確定 TBI 是不是導致了抑鬱的增加。
另外，龐大的參與者羣體保證能夠找到一個未經歷 TBI 且匹配良好的對照組，強化了有關腦損傷對抑鬱影響的研究結論。
在該領域大多數被高度報道的 TBI 研究結果裡，研究樣本可能更偏向於包含比例較高的受傷後果嚴重的人。
相比之下，在這項預先註冊的前瞻性分析中，霍格文及其同事確定了 43 位 ABCD 研究的參與者，他們在基線時沒有腦損傷病史，但在隨訪 ABCD 研究訪問前 3 - 24 個月經歷了輕度創傷性腦損傷（mTBI；通常涉及意識喪失持續時間 < 30 分鐘）。然後，他們確定了一組 43 名“對照”參與者，這些參與者在人口統計學上與 mTBI 組相匹配，並且在基線時的認知功能和抑鬱水平與 mTBI 組相同。
關鍵問題是 mTBI 組或對照組在 ABCD 研究團隊收集的大腦和行爲數據方面是否表現出差異——特別關注抑鬱——在基線和隨訪訪問之間。需要明確的是，他們的假設是 mTBI 組的抑鬱評分在訪問期間會增加，而對照組不會。
令人驚訝的是，mTBI 組和對照組在基線和隨訪研究訪問之間的抑鬱方面都沒有表現出任何變化。因此，該研究明確發現，在輕度 TBI 事件後，青少年中缺乏損傷後抑鬱的證據。在一系列探測諸如注意力、記憶力和認知靈活性等方面的任務中，這些組在一般認知功能方面也沒有差異。然而，在最近有腦損傷的個體中，認知功能得分略低。
在這一階段，霍格文謹慎地指出，這項研究沒有提及青少年更嚴重的 TBI 或成人輕度 TBI 的潛在後果——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比團隊在當前研究中發現的更有可能導致抑鬱。
“在成人或老年人的 TBI 研究中，由於隨着年齡增長，大腦的可塑性稍差，可能更易出現 TBI 的不良後果。這可能使大腦不如青少年或兒童的大腦有彈性。根據我們所看到的，這表明，如果在青春期早期發生單一的 TBI 事件，大腦有很多資源和神經可塑性來恢復，並且不會出現任何持續的抑鬱症狀，”他說。
“一般來說，該領域中這些發現的報告令人恐懼。有一些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FL）的球員，他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踢足球，受傷後，其家人察覺到情況不對，就把他們的大腦捐贈給科學用於研究。在這些樣本中，有很多潛在的傷後抑鬱情況可觀察到，而且在大量此類病例中，死後發現了慢性創傷性腦病（CTE）的證據，”他補充道。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掃描和報告幫助霍格文弄清楚抑鬱水平保持不變；這就是爲什麼第二階段註冊報告格式對於這種類型的研究如此完美。在其他任何臨牀試驗中，無效的結果可能會導致無法發表，或者被看作是失敗的。
“就羣體之間在認知或抑鬱方面的差異來說，這是我身爲研究人員的職業生涯中所觀察到的最大的無效結果之一。很多家長把創傷性腦損傷領域的重大發現等同於像不讓孩子參加任何體育運動這類行爲，”他說。
“我覺得我們不一定得走到那一步，不過我覺得這能幫家長羣體減輕一些焦慮。但這可不是說‘別戴頭盔’或者‘別擔心腦損傷’。”
然而，這表明，年輕人的輕度創傷性腦損傷實際上並不會產生或加劇抑鬱。
“我們的確在這些孩子的大腦裡發現了一些細微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變化的證據，但很顯然這和抑鬱症無關。這是令人興奮和鼓舞的地方，因爲這意味着當我們把沒有腦損傷病史的青少年納入進來，然後查看他們受傷前後的分數時，我們不應指望抑鬱症會有任何變化，”霍格文說道。
這可是一件大事，先前的研究表明存在關聯。霍格文表示，這進一步證實這裡還有更多工作要做。
“這是主要的公共衛生髮現：沒錯，要戴頭盔。沒錯，得避免讓大腦受傷。但是，一次輕微的創傷性腦損傷不一定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在情緒和抑鬱症方面有同樣的變化，”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