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達之父英若誠被曝曾多年從事中共情報工作
英達(資料圖)。
本站娛樂2月3日報道 據報道，人生如戲，每個人都既是演員，又是觀衆；既在“戲”裡，又在“戲”外。“自傳”、“回憶錄”可以算是作者自編自導自演的一齣戲，“戲”的原型是人生中的自己，展現的是自己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的作者忠實於人生，“戲”裡“戲”外合一；有的則時刻惦記着“觀衆”的感受，抽身“戲”外，比如英若誠。
晚年，在病榻上的英若誠對自己的一生進行回顧，用英語向美國學者康開麗講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水流雲在》就是康開麗根據其談話錄下的四十一盤錄音帶整理而成的，2008年先是在美國出版，2009年才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
在中文版的“前言”中，康開麗說：“這是他希望別人聽到的有關他一生的回憶錄。……對重大事件進行了記載，有選擇性、代表性……”
《水流雲在》就如同英若誠演給我們的一出“戲”。“戲”名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詩句：“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江水滔滔，裹挾着世事的滄桑，而人的心緒卻如浮雲般悠然。這是歷經大濤大浪後的平和，抑或是置身“戲”外的淡定。
在這出“戲”中，英若誠把對他影響最大的“文革”中的三年監獄生活經歷放在了開頭，佔據了三分之一的戲份。
在他的口述中，他莫名地被帶到了監獄，在無所事事、迷茫的等待中練就出從送飯人的腳步聲中聽出菜粥稀稠的超常敏感。他娓娓地講述自己如何爲爭取多得到一點兒自由而攬活幹，如何對諸如秘製手工藝品上了癮，跟獄友學手藝，以便“沒有時間胡思亂想鑽牛角尖”。他還爲大家設計遊戲，講笑話，教獄友怎樣下圍棋……如此輕鬆和好玩，以至於他的兒子英達在幼年聽到這段經歷時覺得父親就是去“玩了幾年”，甚至非常向往。
在英若誠眼中，監獄裡沒有虐待打人的事，常用的懲罰也不過是罰跪而已。多年後，經記憶過濾，呈現出的是他對獄友給他的那塊小肥皂的感念，是“出於生存本能”而“給自己找事兒幹”的自娛自樂，是有好東西和獄友相互分享時的患難與共。
在接下來的一部分中，英若誠講述了他的家族史及自己王公貴族式的童年，這也佔了三分之一的戲份。他有着顯赫的家族，他的祖父英斂之曾創辦《大公報》和輔仁大學，外祖父是天津大學(即北洋大學)的創辦者，父親英千里曾是倫敦經濟學院的高才生，輔仁大學的教授，在平津戰役期間被國民黨政府安排飛往臺灣，母親曾受教於天津的聖約瑟夫女子學校，後來主管靜宜女學……
我們看到，他的祖父如何由搖煤球的窮旗人之子傳奇般地成長爲一個紳士、天主教徒，並創立“英氏家族”，他的父親又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承傳了這種偉業與精神。不難看出，英若誠是引以爲傲的，傳承這種家族的偉業與精神也成了他的責任。
這出“戲”剩下的三分之一講述的則是他的藝術與政治的雙重職業生涯。然而，呈現出的更多的是他作爲藝術家的一面，裡面講述了很多他參與的舞臺藝術的幕後故事，比如，他將《推銷員之死》搬上舞臺的來龍去脈，他在美國堪薩斯市出演“李爾王”這一角色的夭折，等等，卻對他的政治生涯一筆帶過。我們看到的是他作爲藝術家的人生，卻遺忘了他的政治生涯。
比如，他爲什麼蹲監獄？在這出“戲”中曾提到是由於“爲彭真同志工作”，也曾提到其收集消息，但具體做了哪些工作？是如何做的？其命運的每一個轉折點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他是怎樣平反出獄的？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他是如何得到了稀缺的食物來招待外賓的？在當時和外國人有接觸就可能被懷疑是間諜的情況下他怎麼毫無顧慮地常在家和外國朋友小聚？所有這些，在這出“戲”中都是語焉不詳的。
對此，著名專欄作者王佩曾對中、英文版本做了比較，指出：“有些書僅讀中譯本是不夠的。”爲此，我找到英文版本，查看這本書的英文版及一些資料，上面的疑問似乎有了答案，也爲我們拼接出英若誠“戲”外的人生，還原出在時代大背景下一個知識分子真實的心路歷程。
對照英文版的《Voices Carry》，我們會發現在前言中有一部分即“What to Put In and What to Leave Out”在中文版中是漏譯的。這部分內容披露，情報蒐集工作貫穿了英若誠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也正是因爲這一特殊工作，在那個特殊年代，他得以無顧慮地在家接待外賓，也因之受到政府的厚待，能得到普通市民很難得到的食品。然而，接待外賓的當晚他和妻子吳世良會將獲得的信息寫成長長的報告，裝進寫着“wuying”(音)的檔案袋裡上交。
這部分也披露了著名的清華“間諜”案。康開麗寫道：“在清華，英若誠夫婦已經和美國受到富布賴特基金資助的講師(Fulbright scholar-lectur-ers)Allyn 和Adele Rickett 成爲好朋友。1950年安全部門到清華大學宿舍裡找了英和吳，警告他們Rickett夫婦是間諜，讓他們協助蒐集這兩名美國人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隨後，這對外國夫婦入獄。”
這對美國夫婦出獄回國後曾寫回憶錄《Prisoners of Liberation》(《解放之囚》，又名《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Allyn Rickett(李克)當時看到拘捕證思考哪些地方露了馬腳時，曾回憶到1951年6月和7月他的“清華最好的一個聯繫人”的兩次拜訪，而這兩次拜訪讓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感到忐忑不安。
雖然李克沒指明這位老朋友是誰，(在這本書的《序》中，李剋夫婦說：“由於我們不願使任何清白無辜的人爲難，所以決定在整本書中，除兩個和我們押在一起的美國人外，一律都用化名代替。”)但從其是“清華老學生”、“父親在臺灣，是一個國民黨官員”、“新出生了小女孩”等信息中不難得出印證：李剋夫婦的這個老朋友其實就是英若誠。
在《Voices Carry》的“前言”中，英若誠向康開麗坦陳不願在傳記中講自己做情報蒐集的工作。從中我們不難理解爲什麼《水流雲在》中對有些事情的講述閃爍其詞和隻言片語。
英若誠曾解釋說，“擔心這樣會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之中”，他“不希望自己的回憶錄造成麻煩，尤其不能影響到英氏家族”。他兒子英達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也曾說，“我父親一生有保密的習慣”，“很多話題在當時是很危險的”。
在《水流雲在》中，英若誠也曾說：“我生病的時候一直在思考我們家族的歷史及我對家族歷史應有的責任。我不希望我與這個世界這段歷史的告別像是灰飛煙滅。我要走得有風格，有氣派。”看得出，除了怕把別人牽涉到危險中，對家族偉業與精神的保護與傳承也成爲他所要考慮的。
我們很難想象把自己的好朋友當作間諜報告給上級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在《水流雲在》中，英若誠曾反思道：“我費這麼大勁兒，冒這麼大風險圖的是什麼呢？這恐怕得由受過訓練的心理諮詢師來分析，但我們需要保護自己。經過這麼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上浪費了這麼多時間，我們是‘凡事往最壞處想’。”
正如徐曉在回憶那個時代時所說的：“在忠誠與背叛成爲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隨時都要面臨考驗的社會裡，對其中任何人的不懷疑又是理性不允許的。”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英若誠也不例外。
當然，除了出於“保護自己”這種本能，做情報蒐集工作的原因，恐怕還與他的信仰有關。英若誠曾說：“西方普通讀者怎麼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國年輕人的心理？他們怎麼會明白我是多麼心甘情願爲新政權服務？”
歷經過日本侵華戰爭的知識分子，其內心深處，都涌動着強大的家國情懷。爲了祖國的強大與光榮，這些知識分子都放棄了其最珍視的個人自由與個人權利。不論是英若誠，還是何炳棣，甚至是唐德剛，這些抗戰時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帶有這種家國情懷。
康開麗也曾說，英若誠做情報蒐集工作及“文革”後本可以離開而沒有離開中國大陸的原因，一個簡單的回答就是：他熱愛這片土地，這個他的祖父幫助建設、他的父親被迫流亡的地方。她還說英若誠夫婦一直渴望加入共產黨，但由於他們的家庭背景而被拒，直到1979年他們才得以加入，據他兒子說，那是他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英達在接受專訪時也曾表達過其父曾爲過去的信仰說假話。英達說：“他在這本書裡還在爲他認爲值得維護的東西說假話，比如他說監獄裡不打人，頂多就是罰跪。但是他的難友們跟我提到過，我父親捱過很重的打，多數還是爲別人。有些刑罰可以說是慘絕人寰。”
從“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一路走來，英若誠在困惑中小心地規避着時代的厄運，也深刻地認識到什麼叫“禍從口出”。
在“戲”中，英若誠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爲我們展現其生命的華彩。然而，逃避了社會現實並不等於逃避了內心的現實，晚年的英若誠，在醫院病得糊塗時還常說一些極具政治色彩的話。康開麗在“後記”中曾記述道：“英若誠有時把醫生們當作外國間諜，當英達進病房時，他就會說：‘唉，你來救我了——他們都是間諜。我跑不了，他們把我的褲子拿走了！’”
這很容易讓人想到英若誠講述的在監獄裡的一個細節：犯人在監獄裡要取下腰帶，“以免他們企圖逃跑”。他還解釋說，“緬襠褲沒有腰帶綁着，整條褲子就會滑落到腳鐐上。所以犯人都得提着褲子，要逃跑很困難，也很傷一個人的體面和尊嚴。”可見政治運動對他心靈的傷害。
徐曉在《半生爲人》中也講述過一個相似的細節：她的一個在“文革”中坐過三年牢的朋友，晚年在病榻上出現幻覺，不停喊叫：“別讓警察來抓我！”
時光走過，看似了無痕跡，實則銘心刻骨。正如徐曉所說，“只要他有一雙能夠凝視自己內心的眼睛，有一顆能夠感受良知的心靈，他就不可能保持內心的高傲和寧靜”，“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歷史廢墟，也走不出心靈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