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走了，但袁隆平星依然閃耀不息

“請放心，您這位‘90後’沒有完成的，還有其他‘90後’頂上。”

袁隆平走了，但袁隆平星依然閃耀不息···

5月5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和歐盟共同發佈了《2021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55個國家和地區的至少1.55億人陷入危機級別或更爲嚴重的糧食不安全狀況，比上一年增加約了2000萬人，需要緊急生活援助和生計救助的人數達到了五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同時，儘管2018年比2017年的人數略有下降，但是面臨糧食不安全問題的國家數量增加了。全球糧食不安全問題呈逐年加劇趨勢。

報告列舉了造成2020年全球糧食不安全狀況加劇的主要原因：一是衝突致使20個國家（地區）的近1億人陷入嚴重糧食不安全狀況；二是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加劇了全球糧食不安全程度；三是極端天氣致使15個國家（地區）的約1600萬人陷入糧食不安全狀況。報告還指出，預計衝突仍將在2021年構成全球糧食危機的主要驅動因素，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的經濟困難、極端天氣等因素，也將繼續加劇脆弱經濟體的糧食不安全狀況，並進而可能引發全球糧食危機。

如何看待新格局下的糧食安全

中國未來需要警惕另一種可能性——糧食成爲地緣政治工具。原因在於，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大國，在國際市場上有一長串農產品進口清單。在國際貿易、科技、金融都可以成爲地緣政治手段的當今世界，糧食進口爲何不能成爲地緣政治武器呢？一旦地緣政治關係高度緊張（而且很不幸，目前中國正處於地緣政治關係高度緊張的時刻，無論是緊繃一根弦的中美關係，還是《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被凍結後的中歐關係，都不容樂觀），過去那種“無工不富”，沒有土地種糧還可以買糧食的想法，漸漸行不通了。此外，全球氣候暖化對於糧食生產也是一個重大挑戰。

熟悉二戰歷史人的都知道，糧食作爲地緣政治戰爭的武器，並非今天才有，當年希特勒進攻蘇聯，就被稱爲是“小麥戰爭”。而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數十年的對抗中所展開的三場糧食戰爭，更是爲美蘇爭霸時代的終結埋下了伏筆。

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糧食戰爭”，是地緣經濟被運用於國際地緣政治的極佳案例。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教訓”：

1.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當吃飯吃菜開始成爲問題的時候，再多的飛機大炮也帶不來安全，也無法實現國家穩定和民族團結；

2.糧食安全問題無法通過有限的國際糧食市場來解決，由於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國際糧食市場很容易成爲地緣經濟的“武器”；

3.工業和軍事強大並不足以構成國家發達的全部，強大的農業是國家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體現，科技、金融等要素都能與農業和糧食問題結合，從而放大糧食安全問題的影響力。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14億人的吃飯更是大問題。近兩年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迅速惡化，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糧食成爲地緣政治戰爭的武器，需要始終把糧食安全問題放在戰略層面，並通過改革來強化中國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業安全的能力。

強化糧食安全從何入手

糧食安全問題在中國是個老問題，但安邦（ANBOUND）的研究團隊認爲，在新的形勢下重新提出這一問題，除了強調其戰略意義之外，還要包括一些不同的政策內涵。

我們認爲，現在談確保糧食安全，一定要根據新的情況轉變思路。中國過去保糧食安全，主要依靠傳統的農戶按傳統的方式種糧，由傳統的企業加工銷售，國家再按傳統的方式收購，用國庫來保證社會的糧食安全。這實際上是一種以糧食種植爲主，以購銷和儲備爲輔的傳統糧食安全觀。

在現代市場環境之下，以傳統方式來保糧食安全已經難以爲繼：中國的糧價提的比國際市場高，但農民的收益卻很低，種糧的積極性仍然不高；由於環境污染，糧食的品質也沒保證，國外進口糧食也越來越多；而且隨着城市化的進程，耕地剛性減少，老百姓對糧食的消費則剛性增長，這種被動的局面可能還要持續下去。

我們認爲，中國未來強化糧食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着眼於糧食產業系統來提升能力。

考察歐洲及北美等多國的糧食產業系統可以發現：

1.那裡的糧食產區的農戶都是大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可以將良種、良法（優良的種植方法）和良機（現代化農業機械）結合起來，有效使用；

2.運用通訊、網絡等多種手段聯繫市場，對世界糧食形勢的變化非常熟悉，能夠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生產結構；

3.在國家資助下建設有現代化的糧食收儲系統，全部由計算機控制和管理並委託相關企業經營。

此外，加拿大等國還有專門的鐵路線和港口，主產區的糧食能夠隨時調運，及時出口；關於糧食產業都有全國性的相關組織和協會，針對糧食市場進行科研，培育良種，改進和提高生產、加工技術並輔導農民進行種植。

這些國家的相關政府部門則圍繞本國的糧食產業體系做文章，政府部門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目標有兩個：一方面是保護本國的產業，另一方面是利用各國的資源打開別國的市場。

將發達國家的情況和中國的糧食生產、加工、銷售、科研等方面的情況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出，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歸根結底是需要有現代的糧食產業體系。只有這樣，中國的糧食產業才能降低成本，保證品質，纔有競爭力，在國內和國外的市場上和發達國家的糧食產品打拼時才能掌握主動權。本國的糧食有銷路、價格好，種糧的農民有穩定的收益，自然能保證糧田的面積，不斷改善設施條件和經營管理水平。這些年，很多地方的糧農之所以不願意投入或改種其他經濟作物，就是因爲在當前的傳統糧食產業格局中，種糧沒什麼奔頭。

新時代下的糧食安全藏糧於技尤顯重要

對於糧食安全，聯合國糧農組織用四個問題來定義：是不是有糧食？糧食的質量如何？是不是能供應到每一個人？他們是否買得起？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當然首先要保證有一定面積的耕地，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這些耕地上實現高效運作。

我國受耕地面積“紅線”影響，大幅度“擴容”糧食耕地面積的做法不太現實，目前中國爲確保糧食安全主要聚焦在以科技提升耕地畝產量，以及挖掘“紅線”外可能“無中生有”出的糧食耕種面積上。

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糧食與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廣教授曾指出，雖然中國的口糧自給率接近99％，糧食自給率爲86%，但大豆和油料自給率分別僅爲15％和30％，導致中國的糧食隱性自給率近年在70％左右。而要提高中國的糧食隱性自給率，王宏廣表示，除《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裡提到的藏糧於地、藏糧於技外，還要在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同時，加強土地整治，利用好非農業土地、鹽鹼地、荒地等土地資源。

王宏廣強調，藏糧於技還要推進第二次綠色技術革命。在技術上：一是袁隆平先生的第三代雜交稻可能會突破1100公斤關卡。雜交稻在50年裡跨了8個100公斤的關卡，而袁隆平院士提出還有潛力可挖掘。第二個突破是耐鹽鹼水稻，也就是海水稻。現在雖無法完全實現用海水種植水稻，但已經能夠很好地提升水稻耐鹽鹼的水平，這會有利於用好中國幾億畝的鹽鹼荒地。第三個技術突破點是種植藜麥，可以利用荒坡地、乾旱的土地來種植藜麥，這相當於增加了一種糧食作物。另外，希望能夠在未來10年左右，以基因編輯爲代表的新一代育種技術能夠進入應用階段。

其中，袁隆平院士提出的發展耐鹽鹼水稻方案，根據目前的研究進展，非常有望增加“紅線”外耕種面積。“我國有15億畝鹽鹼地，它們也是我國未來極爲重要的後備耕地資源。如果我們抓緊開展耐鹽鹼水稻品種培育及核心技術研究，並將其中1億畝改造成水稻田，按每畝300公斤估算，則有望每年增加能養活8000多萬人口的糧食產量。”言猶在耳，可是斯人已逝。

事實上，袁隆平院士提出這一長期性目標已有幾年時間。2016年10月，袁隆平院士就開始領銜國家級海水稻研發中心進行研發，其目標是在3年內實現海水稻種植畝產突破200公斤的目標。袁隆平當時指出，目前我國內陸海有15億畝鹽鹼地，其中有兩億畝具備種植水稻潛力，如果按推廣兩億畝和畝產200-300公斤計算，可增產糧食500億公斤，多養活約兩億人。

自目標提出，全國領域內科研人員就在不懈攻關，並已在我國耐鹽鹼水稻品種培育和種植上取得初步成果。2019年9月，內蒙興安盟1000畝鹽鹼地水稻基地完成試種測產，平均畝產達508.8公斤，大大超過預期300公斤以上的目標。袁隆平院士團隊此次試種的成功，更是表明了改良鹽鹼地和沙漠地區的生態環境，有望大幅提升我國的糧食安全水平，同時也爲沙漠地區貧困人口解決口糧問題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其實早在2017年，我國在“海水稻”研發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2017年9月，在青島海水稻研發中心舉行的“耐鹽鹼水稻材料評測會”上，袁隆平院士領銜的技術團隊培育的最新一批“海水稻”就獲得了最高畝產爲620公斤的實地測產結果，大幅超過原來的預期目標300公斤。當時袁隆平院士表示，下一步打算用3年時間讓耐鹽鹼水稻的抗鹽鹼能力超過6%且畝產300公斤以上；然後，再用5年時間實現稻作改良鹽鹼地技術產業化，爲國家增加1億畝耕地，多養活8000萬人口，並推動全球化發展，幫助更多耕地資源稀少的國家拓荒變田，助力解決世界糧食安全問題。

如今3年之期已過，實測畝產300公斤的目標也早已達到，甚至早已遠遠超出預期，但5年之約卻“戛然而止”。“超級稻”、“第三代雜交稻”，還有“耐鹽鹼的海水稻”，這些都是爲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能做出重要貢獻的舉措。袁老的“禾下乘涼夢”或許目前還未完全實現，但它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以夢爲馬，繼續書寫着新一代稻田的禾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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