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是中國最職業的體育聯賽
導語：中國職業足球走過20個年頭，一直在摸索中前進，朝着“真正的職業化”做着努力，進入“中超時代”後，改革更加大刀闊斧起來，獨立法人、自由轉會這些職業聯賽的關鍵指標都已經完成，目前來看，中超聯賽仍然是中國職業化程度最高的聯賽。
yoyo體測順應民意，壽終正寢
體能測試，可以說是一個伴隨着中國職業聯賽共同成長的小夥伴。尤其在剛開始職業化改革的1994年，海埂高原上進行的12分鐘跑測試，曾將多位國腳級別的球員擋在聯賽門檻之外。但也正是在如此殘酷的淘汰機制之下，甲A賽場上一掃往日“一看二停三通過”的懶散作用，涌現出像上海申花這樣以擅長跑動和“強逼圍”而著稱的冠軍球隊。
當然，隨着時間的推移，簡單機械的12分鐘跑項目也逐漸暴露出種種不足。從2003年的“末代甲A”開始，體能測試的項目改成被認爲更具科學性的“YOYO體能測試”，即由一位丹麥體育博士發明的間歇性耐力測試。
而在2011年的中超賽季開始前，足協宣佈了一項重要的決定：取消“YOYO體能測試”！此舉意味着17年來伴隨着無數爭議的體能測試，不再作爲決定球員是否有資格參加聯賽的先決條件。巧合的是，取消體測的那一年，也正是廣州恆大沖上中超、開始用高額獎金懸賞勝利的一年。或許，當老闆們的獎勵足以喚起球員的職業精神和自律意識時，體能測試的確就成爲了多餘的東西。
點評：
當中國足球將體能測試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時，沒想到中國籃球卻把這件老古董撿了出來。同樣在2011年，中國籃協宣佈重新恢復此前被暫停了6年的體能測試。而且相對中國足協比較簡明的規定而言，中國籃協對於體能測試的規定顯得十分複雜，比如針對不同位置的球員分別制定不同的達標標準，另外每支球隊和國家隊成員都有可能獲得一定數量的“免試”名額。在過去3年裡，體能測試的項目和標準也幾經變化，尤其在國家男籃今夏遭遇亞錦賽上的慘敗之後，中國籃協隨即調高了達標的成績標準，導致更多球員不得不在負重深蹲、負重臥推和折返跑等項目上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曾幾何時，中國足球的轉會制度成爲了全世界範圍內的一朵“奇葩”。比如當歐足聯、國際足聯早已推行球員合同到期之後自由轉會的制度時，中國足協卻在轉會規則上加入了獨特的“30個月”規則，也就是球員與俱樂部合同期滿後的30個月之內，原俱樂部仍有權決定球員的去留。
以上規則的存在，一方面導致球員在與俱樂部進行合同談判時處於劣勢地位，另一方面，卻又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比如在2009年，周海濱在與魯能合同到期的情況下，表示將自由轉會到荷蘭埃因霍恩俱樂部，理由就是中國足協的“30個月”規則並不能限制跨國的國際轉會。
除此之外，還有俱樂部利用“出口轉內銷”的方式來鑽空子。同樣在2009年，戴琳在與遼寧合同到期之後雖然無法直接自由轉會國內俱樂部，但他卻藉助於首先自由轉會到薩拉熱窩斯拉維亞、而後馬上再低價加盟申花的方式，變相實現了在國內聯賽中的自由轉會。
面對以上種種亂象，中國足協終於在2010年底出臺《中國足協球員身份及轉會暫行規定》，其中第一次明確在自由轉會制度上與國際足聯接軌，即球員在“與原俱樂部勞動合同期限屆滿”後可以“在會員協會間轉會”。這項新規的出臺，爲職業球員在簽約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也迫使俱樂部不得不逐漸改變以往合同一年一簽、甚至玩弄“陰陽合同”的作風。
點評：
在中國體壇的其它職業賽事中，存在着各式各樣的轉會制度。比如在乒超聯賽中，曾以類似公開拍賣的方式決定優秀運動員歸屬，結果在2010年的摘牌大會上，女選手郭焱居然以1133萬的天價被山西大土河摘得。
相比公開進行的轉會或者摘牌，還有一些交易則在幕後進行。比如在CBA聯賽中，很多人都對遼寧2010年將主力後衛張慶鵬送往新疆的決定感到不解。直到3年後目睹全運會男籃比賽的名單時，人們才恍然大悟地意識到，或者這是爲換取新疆方面同意讓巴特爾代表遼寧征戰全運會所付出的代價。
“G7上書”逼迫足協打破壟斷組建中超公司
儘管中國職業足球被認爲尚未完全擺脫行政管理的色彩，但至少在商務經營這一塊，中國職業足球仍然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由中超公司來負責整個聯賽的商業運作。
當然，邁出這一步的過程實屬不易。當初由於不滿足協壟斷聯賽經營的利益，以大連實德、北京國安爲首的七傢俱樂部投資人曾在2004年集體行動，要求發動以“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爲主要目標的足球改革。儘管這一訴求並沒有完全被足協接受，但作爲一種妥協和安撫的手段，足協仍然在市場開發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讓步。在原先授權足協旗下福特寶公司負責開發中超聯賽市場的背景下，從2005年1月開始，足協同意轉而授權中超委員會負責開發管理。接下來在2005年10月24日，國家體育總局批准成立“中超聯賽股份公司”，後者隨後接管了中超市場開發這部分業務。
在接下來幾年的運作過程中，中超公司也曾出現過一系列鬧劇，比如在該公司任職的多位高管在“反賭掃黑”風暴中鋃鐺入獄，之後選聘總經理的過程更是引起了巨大爭議。但如果以發展的眼光來看，中超公司問世本身就是制度上的重大突破，爲各傢俱樂部提供了一個參與決策的舞臺，也許會爲將來徹底實施“管辦分離”奠定重要基礎。
點評：
無論中超公司存在多少不足，至少它有一點可以引以爲傲，那就是在國內其它職業聯賽中並未出現類似地位的公司。以CBA爲例，其商業開發權完全由籃協一手操控。比如在2012年，盈方公司以爲期5年、每年3.3億元的續約價格，繼續負責CBA聯賽的商務開發和電視轉播業務。如果單看合同金額本身，似乎這還是一筆不錯的買賣。可令各傢俱樂部感到不滿的是，整個簽約過程完全由籃協一家說了算，俱樂部那裡連走過場的表決權都沒有，更不要談單獨尋找合作伙伴的選擇權，只能完全聽任籃協的安排。
在甲A乃至中超聯賽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支球隊在更換東家之後搬遷主場的情況。比如目前的貴州人和，其前身是西安滻灞，再之前則是曾在滬上足壇掀起波瀾的上海國際。又比如近期傳出可能遠遷雲南的上海申花，曾在2007年經歷與上海聯城之間的合併，而上海聯城的前身則包括珠海中邦、大連賽德隆等多支球隊。
以上這種不斷變換名稱和主場的情況，可以從消極層面理解爲中國職業聯賽的不穩定，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倒也反映出聯賽環境有利於資本自由進出的特點。原因是自從1994年開始職業化改革以來，大多數俱樂部已經擺脫了昔日舉國體制下“地方隊”的烙印，逐步與各自的地方體育局脫離關係，其投資主體無論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都具有相對獨立的決策權。
這樣一種法人結構，爲資本的自由流動提供了很多便利。通常情況下，只要買方與賣方之間談妥價格，地方體育局一般不會在俱樂部易主問題上設置障礙。一旦市場上出現具有雄心壯志的投資者，往往可以快速完成俱樂部的各項變更手續。正因爲如此，直到2010年纔有意投資足球的恆大集團，可以在短短4年時間裡就創造出今日的輝煌。
點評：
儘管名義上也是一項職業聯賽，但是在CBA的運作過程中，各地方體育局普遍具有重要的話語權，甚至在俱樂部進行決策的過程中，有時還必須考慮到備戰全運會的元素。另外即便在足球領域內，曾經成爲中國足球學習對象的韓國K聯賽，其實也無法完全擺脫地方行政的色彩。K聯賽中除去幾家由大公司贊助的俱樂部之外，還有不少“市民球隊”主要依託地方政府的支持而生存，比如大邱FC的主要股東就是大邱市政府，董事長更是直接由市長出任。與之情況相類似的俱樂部，還包括大田市民、慶南FC、江原FC等等。
“反賭掃黑”風暴確立聯賽公信力
從2009年開始掀起的“反賭掃黑”風暴，既是中國足球的重大恥辱，但又爲中超聯賽提供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這次風暴的涉及面非常之廣，包括以謝亞龍、南勇爲代表的足協領導，以陸俊、黃俊杰爲代表的裁判，以祁宏、申思、江津等前國腳爲代表的球員，以及其他一些林林總總的角色。如此大面積的腐敗行爲被曝光，顯然會令無數球迷感到痛心。但時隔幾年之後回過頭看，會發現恰恰是從“反賭掃黑”開始，中國職業足球出現了強勢的觸底反彈。
比如在風暴中被罰降級的廣州醫藥，很快就以“廣州恆大”這個新名字捲土重來，隨即創造出一系列令人乍舌的奇蹟。包括就在司法部門進行調查乃至審判的過程中，中超俱樂部的老闆們卻開始了不斷加大投資力度的節奏，爲聯賽帶來了上座率、收視率乃至商業價值的不斷攀升。
可見對於中國足球來說，正是依靠一次全面而強力的徹查，掃除了不少以往阻礙聯賽健康發展的病菌，對外展現出重新確立聯賽公信力的決心，也讓投資人或者潛在投資人看到了在全新環境下獲取回報的希望，最終形成了如今的繁華局面。
點評：
曾幾何時，只要一談起中國體壇的醜惡現象，人們往往會首先想起足球領域內的“假賭黑”。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發現足球絕非中國體壇唯一的“重災區”，甚至都不一定是情況最糟糕的地方。至少足球領域內的大多數腐敗現象，還是集中在比賽中得到體現。至於其它項目那裡，則有可能在基礎選拔、獎金分配乃至利益交換等方面普遍存在“潛規則”。之所以足球長期成爲衆矢之的，反倒是與這個項目對外透明度較高的特點。如今面對在其它項目上相繼爆出的種種醜聞，或許整個中國體壇也需要一場大風暴來進行洗滌。
中超聯賽是中國職業化程度最高的聯賽
從1994年到2013年，從甲A到中超，中國職業足球已經走過了整整20個年頭。在這20年裡，中國足球經歷過無數次刻骨銘心的失敗，人們也已經習慣於用“不職業”來解釋失敗的原因。
但換個角度來考慮問題，無論以“五十步笑百步”還是“矮子裡拔將軍”的眼光來看，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中超目前是中國體育領域內職業化程度最高的一項賽事。另外如果拋開對於中國足球的傳統偏見，我們還必須承認另外一個事實，那就是中超目前在職業化道路上保持着不斷進步的勢頭。
實際上，職業聯賽發展不可能脫離整個社會的大環境。而在中國體育仍然徘徊於舉國體制和職業化之間的背景下，中超顯然無法完全擺脫原有的運行軌道，只能以相對較慢的節奏和相對較小的步伐來尋求突破。
至少通過20年來的不斷改革，我們已經在足球領域內習慣了“外援”、“自由轉會”之類與國際接軌的概念，這在20年前令人難以想象，也是目前在其它很多體育項目上尚未實現的目標。而在商業開發方面，中超更是將其它項目遠遠甩在了身後。無論是亞冠決賽高達5500萬的票房收入，還是“恆大冰泉”的借勢推出，都讓人看到了中超在職業化之後所具有的巨大商業價值。
當然，中國足球的職業化還遠遠談不上成功，如果說過去20年主要是在外在模式上仿效職業化的“形”，那麼未來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則在於體現職業化的“神”，也就是將內部事務真正交到專業人士的手中，依靠遵循足球規律和商業規律的行事準則，來逐漸擺脫行政力量或者長官意志對於俱樂部運營的影響。而且作爲國內體壇職業化程度最高的一個項目，中國足球在改革領域內的每一步突破，都有可能在更廣泛範圍內產生啓示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