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土地制度的變遷
爲毛澤東1929年在興國縣組織土地幹部訓練班的文昌宮。 範傳貴攝
參加“大包乾”的嚴立華,在自家新樓房的鐵門上寫下“改革創奇蹟”5個大字。範傳貴攝
土地改革法得到農民擁護。新華社發
自南湖紅船啓航,至今90載風雨兼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譜寫了一曲曲波瀾壯闊的樂章。
這是一段百折不撓、艱辛求索的偉大曆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實現了偉大復興；這是一段勵精圖治、勇於拓新的偉大曆程,中國共產黨讓祖國萬里山河煥然一新；這是一段矢志不渝、堅定信念的偉大曆程,中國共產黨讓民主法治之光普照古老的中華大地。
爲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法制日報》6月20日起隆重推出“建黨90週年特別報道”,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法治建設的偉大曆程。
6月14日,一場雨後,位於江西省興國縣瀲江鎮的瀲江書院,顯得格外清新。1929年4月,毛澤東第一次來到興國縣,就住在其中的崇聖祠中。
但這個書院的意義遠不止“偉人故居”這一層含義。自毛澤東在這裡親筆起草著名的《興國土地法》,開辦“興國縣土地革命幹部訓練班”後,興國縣就成爲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政策的第一個試驗場。打土豪、分田地,10萬興國男兒跟着毛委員當紅軍、鬧革命,放下手中的犁鏵,拿起梭鏢紅纓槍,爲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共同理想奮鬥拼搏,爲新中國土地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廢除封建土地制度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佔農村人口90%左右的貧農、僱農和中農佔有耕地的20%至30%,而不到農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卻佔有耕地的70%至80%。這樣的土地制度,造成當時中國農村社會長期的貧困與落後,廢除不平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成爲中國農民的夙願。
對這樣的現實發起挑戰,幾乎是伴隨着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而開始的。1921年7月,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提出:“消滅資本家所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在1927年召開的“八七會議”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土地革命與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此後,由毛澤東起草,工農革命政權先後頒佈了《井岡山土地法》和《興國土地法》,成爲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土地政策制度化的探索。
“必須使廣大農民在革命中取得他們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才能加強他們對於土地革命和爭取全國蘇維埃政權勝利的熱烈情緒,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1930年11月寫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中的這段話,成爲“土地農民所有”的先聲。
對待農民土地的態度明確後,在如何對待地主階級的問題上,根據形勢變化,中國共產黨連續進行了3次調整。
土地革命時期,黨提出要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爲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戰爭爆發後,爲了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抗日,中共中央又將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爲“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其主要內容就是由減租減息向沒收地主土地過渡。1947年9月,中央制訂了以沒收地主土地、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爲主要內容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解放區開展了大規模的土改運動。
土地政策的每一次變動都與革命形勢緊密相關。在把土地分給農民之後,農民真正成爲土地的主人,他們煥發出空前的生產熱情,涌現出許多先進模範。爲了保衛勝利成果,廣大農民踊躍參軍,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進程。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毛澤東認爲,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關鍵則是土地問題。
建立土地集體所有制
新中國建立後,隨着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形勢的變化發展,中國共產黨也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轉變:即由從事革命的政黨轉變爲執政黨。對於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與探索,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條曲折起伏的道路,國家也經歷了幾次巨大變革。這幾次巨大的變革,是農村土地制度不斷髮展、深化、創新的過程。
建國初期,在廣大的新解放區內,仍有約2.5億農民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6日,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土地改革的總路線:“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
同年6月28日,中共中央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將土改的目的明確爲:“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爲新中國的工業開闢道路。”
此後,經過3年多的時間,除新疆、西藏、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約700萬人口和臺港澳地區外,全國廣大地區的土地改革全部結束。土地改革運動的完成,使封建剝削制度被徹底消滅,廣大農村的土地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兩千多年來,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終日耕作在田間的佃農耕夫,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
真正成爲土地主人的農民,在希望的田野上播種理想,農業生產獲得迅速恢復與發展。
但是,一家一戶、單打獨鬥的侷限性也很快顯現出來:其一是生產資料、資金十分缺乏；其二是以戶爲單位的經營體勢單力薄,無力抵禦農業生產中面臨的各種自然災害,無法聚集有效資金更新生產設備、進行必要的農田水利設施建設。
面對新的情況,中央政府很快調整了政策 在農村實施農業合作化運動。從1953年開始,農業生產互助組陸續出現,隨後又建立起農業初級合作社。農業合作化使農民可以在較大面積的土地上統一種植,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同時,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從1956年秋開始,高級合作社開始在全國推行。高級合作社廢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土地由農民所有轉變爲農業合作社集體所有。
改革承包政策
緊隨高級合作社之後,人民公社制迅速在全國推廣開來。此後的20年間,人民公社製爲國家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適應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歷史使命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與此同時,由於沒有處理好國家、集體、農民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中國的土地政策再次發生鉅變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而這次鉅變的“引爆”點,是在安徽省鳳陽縣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 小崗村。
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的18位農民在一所簡陋的農舍中,在有着自己簽名的聯產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手印,開始了“包產到戶”的試驗。
“大包乾,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小崗村的村民將這樣的歌謠唱得震天響,從此從“乞丐村”、“三靠村”走向了“富足村”,徹底和飢餓說了再見。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這是一次具有重大深遠歷史意義的會議。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1980年,中央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初步肯定了包產到戶。文件指出,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羣衆要求包產到戶的,應該支持羣衆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乾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綱要》,正式肯定了“雙包”(即包產到戶、包乾到戶)的合法地位。1983年1月,中共中央頒發了《當前農村經濟政策若干問題》,對以“雙包”爲主要內容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了高度評價。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頒發了《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把土地承包期延長至15年,並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
連續3年下發的3箇中央“1號文件”,給廣大農民吃了定心丸。1978年至1985年間,我國農業生產獲得了巨大進步,1984年糧食總產量創歷史最高峰,一舉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國農民的溫飽問題。
1986年6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集體所有的土地,全民所有制單位、集體所有制單位使用的國有土地,可以由集體或者個人承包經營,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由此,一直延續至今。
後記
農村問題,說到底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說到底是吃飯問題；吃飯問題說到底是土地問題。人多地少是我國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中國共產黨90年的發展歷史表明,要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就要尊重中國最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尊重中國的國情,從實際出發,才能制定出正確的土地制度。
“嚴宏昌”,這3個字被以褒義烙進歷史,這一點連他自己都感慨不已。
33年前的11月24日晚,在安徽省鳳陽縣農民嚴立華家的前廳裡,18個男人圍在一起,在一紙分田到戶的“生死狀”上按下鮮紅的手印,開始了農業“大包乾”的實驗。而這樣一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創舉,竟意外地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嚴宏昌的成功在於,他做了第一人；嚴宏昌的幸運在於,“政策”最終站在了他這一邊。
2011年6月12日午後,在嚴宏昌頗有些氣派的住宅裡,他向《法制日報》記者講述了30餘年前的那段往事。
窮
1978年以前,小崗村的窮,是無法想象的窮。
當時的表述是,這是一個“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然而,當現年64歲的嚴宏昌將33年前的一個個細節講述出來時,這樣的形容仍無法完全概括當時的景況。
“總有靠不上的時候,靠不上就要飯。”作爲一個13口之家的頂樑柱,這是嚴宏昌當時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北到徐州,南到江浙,一家四分五裂,各往一個方向走”。
1974年,嚴宏昌26歲,正當壯年。“放不下尊嚴。忘了吃過多少次閉門羹了,我這個年紀出來乞討,人家隨便一句話就能讓我噎在心上好幾天。”嚴宏昌說。
當時的小崗村,還只是一個只有20戶、115人的生產隊,但因全村老小大部分都外出乞討,早已是遠近聞名的乞丐村。據嚴宏昌回憶:“小崗自1957年以來就吃國家糧,但一直到1978年從來沒有爲國家作出任何貢獻。”
如今已67歲的嚴立華在講述起當年的“窮”時,想了很久,竟不知道要如何表述,最後只告訴記者:“一年365天,300天討飯。”
住牛圈,扒火車 記者在小崗村採訪發現,這些名詞幾乎已成了村民們對那個年代的集體記憶。
變
後來,嚴宏昌作出了“改變”,他結束了乞討生涯,轉而到一個工地上去打工。那時候,他一個月最多能掙到200元錢。
1978年,由於從來就沒完成過國家的生產任務,上面的工作組已經在小崗定點調研了多時,而小崗的生產隊長,也幾乎每家每戶輪了個遍,但沒有人能改變小崗。這一年,又到了重選幹部的時候,公社和生產隊都希望把嚴宏昌拉回來。
嚴宏昌在外打工的成本,是每個月交給生產隊15元錢。而生產隊要將嚴宏昌從一個“高薪”崗位上拉回來,也只能從這兒入手。“最早15元,後來加到30元、60元、90元,到150元的時候,我頂不住了,回到了村裡。”在嚴宏昌的敘述裡,這段故事頗有些英雄主義色彩。
回到村裡的嚴宏昌也不“老實”。“那麼多人都曾想過要改變小崗的現狀,但沒有人做到,這說明,要改變小崗,需要動一個根本的、模式上的大手術。”嚴宏昌說。
這時候,對嚴宏昌觸動最大的是村裡老人們經常提起的一個說法:“懷念1950年至1955年家家戶戶有土地的那段日子。”聽着這句話,再聯繫當下生產隊的現狀 雖然大家都出工,但真正出力的人沒有,“原本兩畝的地,在耕種過程中就變成了1畝,荒了一半”。
嚴宏昌暗想,要救小崗,只能把地分到各家手中。然而,在那個年代,即便只是簡單地將這個想法說出來,也是件麻煩事。從1978年9月起,嚴宏昌在出工期間悄悄將這一想法和生產隊裡的其他人進行溝通。
“收到的最多回應是 怕 ,因爲這是犯法。”兩三個月過去了,嚴宏昌和一些同意這一做法的村民都在做另一部分村民的工作。最終,以嚴宏昌答應“出來牽頭”作爲條件,20戶人家才全部同意。
“一定要全部同意,只要1戶不同意這事就完蛋。”回想起當時的心境,嚴宏昌坦陳,自己1個多月都睡不好。每當他心裡產生一點點擔憂,另一種想法就會馬上蓋過:“只要這麼做,一定能贏,到時候只要用實際效果來說服上面就行。”
終於,11月24日下午5點多,18戶的代表聚齊在了嚴立華家裡。之所以選在嚴立華家,是因爲只有他家有前後兩廳,妻兒在後廳睡覺,他們在前廳開會。“我們賭過誓,連老婆孩子也不能說,誰說誰就不是娘養的。”嚴宏昌回憶說。
在紛紛雜雜地說了4個小時後,嚴宏昌擬下了這份改變歷史的“生死狀”,帶頭蓋下了紅色的印章。17戶一家接一家地將自己的拇指壓在了這張紙上。“生死狀”的結尾寫道:
“我們的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幹部所指,即爲嚴宏昌。
通
簽下“生死狀”當晚,18戶村民就將生產隊裡的種子、生產工具分了,次日又進行了分田。30餘年後,回想起來,嚴宏昌仍清晰地記得,分到田的村民心裡的恐懼幾乎一掃而空,積極性高漲。
險情很快就出現了。來年開春,村民開始在自己的田裡勞作,而這一現象被鄰村的村民看出了蹊蹺 “集體勞動怎麼能東一家西一家呢”?1979年5月,公社知道了小崗村擅自分田的做法,嚴宏昌幹出成績再向組織交代的想法幾乎提前破產。
“挖社會主義牆腳,拉社會主義倒車,走資本主義路線”。嚴宏昌很快被撤去生產隊隊長的職務,並被扣上這3頂“帽子”。公社要求小崗生產隊3天之內重新把田收回,否則就停止一切供應,包括牛槽貸款、化肥貸款、種子、羣衆的救濟糧。
嚴宏昌沒有屈服。而真正的轉機出現,是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到村裡查看了以後。陳庭元當時給公社書記的指示是:“就叫他們幹一年試試看吧。”
1979年10月,小崗村打穀場上一片金黃,經計量,當年糧食總產量66噸,相當於全隊1966年到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公開肯定了小崗村“大包乾”的做法。鄧小平對這一大膽創舉表示的支持傳達了一個明確信息:農村改革勢在必行。
記者問嚴宏昌,如果當時論罪判處,你會是什麼結果?他淡淡一笑,“肯定是死刑。”
記者又問,慶幸嗎?嚴宏昌感慨:“多虧了鄧小平,多虧政策最終偏向了我們。”記者範傳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