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美日同盟現代化內涵與兩岸（黃繼朝、林薇薇）

近年來美日同盟在其「現代化」目標框架下對於中國大陸以及臺海的頻頻關切，值得深度關注。圖爲美日外交國防「2加2」會談資料照。（取自奧斯丁「X」帳號）

2023年1月13日，在美日華盛頓首腦峰會中，拜登提出「實現美日同盟關係的現代化」。由此美日同盟的「現代化」定義自2014年之後再度成爲新時期美日同盟關係發展的指向目標，乃至被形容爲美日同盟1960年代以來的「歷史性變化」與「質的飛躍」。在當前中美博弈嚴峻複雜、國際形勢波譎雲詭的大變局下，美日謀求同盟關係的「現代化」不只將影響美日關係的轉變，而是將對印太特別是臺海局勢都帶來一系列聯動輻射效應。其中，近年來美日同盟在其「現代化」目標框架下對於中國大陸以及臺海的頻頻關切，尤其值得深度關注。有鑑於此，本文旨在專門探討美日同盟「現代化」的內涵及其涉臺取向。

一、美日同盟「現代化」的內涵

美日同盟「現代化」概念的提出，表明了美日雙方在新階段深化聯盟合作的基本態勢。它作爲雙方在新形勢下對同盟進行適應性調整的結果，深受美日兩國涉華戰略利益共識的驅動，其內涵呈現明確的「制華」性、分工調整性以及延展性。具體來看，其「現代化」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深化美日軍事「現代化」合作，強化對華威懾力，突出「遏制中國」導向的同盟戰略思維

從聯盟理論出發，聯盟關係確立與調整其主要動力在於應對外部威脅。近年來，美日同盟關係「現代化」轉變的主要推動力即在於應對中國。在2023年1月的美日「2+2會談」上，雙方直指「中國是印太地區及其他地區面臨的最大戰略挑戰」，並以此爲背景加快美日同盟「現代化」的進程。2024年1月岸田文雄在參加美日首腦會談之前，也有意透露出此次訪美之行是爲「應對威脅」，宣稱「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已將世界推向『歷史性轉折點』」、「東亞國家周邊的安全環境『嚴峻而複雜』」，以此暗指中國帶來的安全威脅。而在隨後提出同盟「現代化」的首腦會談中，美日雙方在強調加強戰略捆綁的同時亦多次提到中國，凸顯出「遏制中國」的明確同盟戰略指向。

深化美日軍事的「現代化」合作則是美日爲提高對華威懾的核心策略。雙方藉口應對「戰略挑戰」，主動將軍事關係的現代化升級作爲推動實現同盟「現代化」的主要抓手，通過加強軍事綁定，不斷提高美日針對中國的聯合應對能力，加大對華威懾。在2024年4月美日首腦峰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雙方首腦便明確指出，美日軍事同盟的升級就是爲了應對中國有關的挑戰，強烈反對中國「試圖以實力改變現狀」的「霸權行爲」。2024年的美日峰會明確彰顯了雙方致力於深化同盟「現代化」進程，其核心亦聚焦于軍事防務領域的強化。雙方達成了約70項旨在提升防務安全合作水平的協議。

（二）對美日同盟角色分工進行所謂「現代化」的調整與升級，重點提升日本的安全能力與同盟的協調反應能力

爲迎合雙方的戰略新需求，美日對同盟角色分工進行了「現代化」調整與升級，不僅有意提升日本在同盟框架內的安全能力與安全能動性，而且也期望增強美日同盟在聯合行動中的協調反應能力及協同作戰效能，深化同盟合作效力。

一方面，美國以同盟「現代化」框架爲依託，主動爲日本軍事限制鬆綁，支持日本安全能力的提升。在2024年美日首腦峰會上，拜登對於日本在防衛戰略的一系列調整表示高度肯定，他認爲這些調整將「加強印度-太平洋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安全，並使美日關係在21世紀實現現代化」。美國更是明確承諾將協助日本訓練和改裝艦艇，以使日本獲得「戰斧」對地攻擊導彈系統的作戰能力。美國調整過往對日本採購及發展進攻性武器的審慎立場，爲日本安全能力與能動性的提升創造了重要條件。

另一方面，美日同盟旨在提升同盟的協調反應能力，以推動同盟結構日益「現代化」，提高同盟威懾力。爲進一步提升在應對所謂安全挑戰時的快速回應與靈活部署能力，美日同盟對雙方的「指揮與控制」體系進行了深入的「現代化」改造與適應性調整。2024年4月美日首腦峰會上，拜登表示美日正在推動指揮與控制結構現代化，增強兩國部隊的互通性和規劃，以便它們能夠以無縫和有效的方式協同工作，並聲稱這是美日同盟自建立以來最重大的一次升級。在隨後發佈的2024年《美日首腦聯合聲明》中，雙方一致同意推動美日指揮控制框架新升級，加強同盟系統的威懾力，使其能夠更好地應對地區安全挑戰的演變。作爲實際推進舉措，2024年7月，美日確認駐日美軍將設立「統合軍司令部」，以配合日本將在2025年春天設立的統一指揮陸海空自衛隊的常設機構「統合作戰司令部」。此舉意在推動實現日本自衛隊指揮系統與駐日美軍指揮系統之間的無縫對接與高效協同，深化同盟合作效力。而這也被視爲是實現美日同盟「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

（三）推動美日同盟向「美日+」同盟轉變，增強同盟延展性，拓展印太「小多邊」合作機制

藉助推動美日同盟「現代化」的契機，美日雙方存在增強同盟雙邊框架延展性，進而拓展印太「小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的鮮明企圖。

首先，深化美日菲三邊合作成爲美日同盟升級「現代化」關係的主要抓手之一。2024年4月中旬，美日在首腦峰會強調美日同盟「現代化」之後，隨即又會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舉辦美日菲三邊領導人峰會，會後發表《美日菲領導人共同願景聲明》，聲明宣稱強化三國安全防衛同盟，拜登重申美國對日菲在印太地區的「堅定聯盟承諾」。對此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維克托•車（Victor Cha）表示，美日菲之間的三邊聯盟關係已不僅是維持現狀，它們正在被提升、改進和升級。其次，推動美日韓三邊關係進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納入美日同盟「現代化」調整的基本框架內。在2023年美日峰會確立同盟關係「現代化」指向後不久，美日韓三邊關係取得了歷史性突破。2023年8月，美日韓首次在多邊場合之外專門舉辦戴維營首腦峰會，呈現出三邊準同盟關係的態勢。2024年7月，美日韓三國防長又在東京首次舉行三國聯合防長會議，三方還簽署了「三邊安全合作框架合作備忘錄」（TSCF），推動三邊安全合作邁向制度化。最後，日本與奧庫斯聯盟（AUKUS，「美英澳三邊安全合作伙伴關係」）的合作動向也被視爲美日同盟「現代化」的重要成果體現之一。在2024年4月的美日首腦峰會上，日本宣告將與AUKUS三國在第二支柱方面展開合作，包括量子運算、海底及高超音速戰力、人工智能及網絡技術等。此舉旨在顯著增強AUKUS的第二支柱力量，促進美日同盟與美在亞太主導的其他軍事「小圈子」對接，共同打造對華多邊軍事聯盟。

二、美日同盟「現代化」的涉臺取向

整體來看，美日同盟「現代化」是美日在新形勢下強化聯手遏制中國意圖下的戰略安排。而美日在聯手遏華的意圖上，也試圖尋找一個更靈活有效且更有操作空間的議題來有效展開行動，「臺灣牌」便成爲了雙方的優先選擇。基於此，美日同盟的「現代化」升級不僅昭示了美日強化「聯手製華」的基本態勢，更是顯露出了美日提升聯手「以臺製華」力度的戰略取向，雙方藉此大肆操弄臺灣議題，頻頻利用臺灣問題觸碰中國紅線。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

（一）提升聯合涉臺的協同作戰與軍備保障能力，加強「以臺製華」威懾力

在謀求強化「以臺製華」共識的基礎上，美日依託同盟「現代化」的框架，通過指揮系統升級與國防軍工合作提升了雙方聯合涉臺的效能，企圖進一步提升「以臺製華」的戰略威懾。

一方面，美日注重通過指揮系統的「現代化」升級來增強臺海的快速反應能力與協同作戰能力，力圖強化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威懾。自2021年4月「美日首腦聯合聲明」中時隔52年再度寫入涉臺內容以來，美日已連續4年將關切臺海安全納入美日峰會的議題中，不斷拓展美日聯合涉臺的力度與空間。在2024年4月的峰會上，美日又以推進同盟指揮權限的「現代化」升級爲名，爲提升雙方聯合涉臺效力進行了一系列佈置。2024年7月，美日「2+2」會談聯合聲明宣佈美國將改組設立「統合軍司令部」以提升美日指揮協調能力，並指出其目的即在於深化與日本自衛隊的協作，力求在策劃實施因應臺海等有事情況下的美日作戰計劃時更爲順利。值得關注的是，同一時期的7月28日，在九州和沖繩附近美國海軍陸戰隊與日本陸上自衛隊聯合啓動了迄今爲止規模最大的離島防衛實戰訓練「堅毅之龍」。對此，作爲統帥的美海軍陸戰隊遠征軍司令羅傑•特納提及中國在釣魚島等西南地區活動，指出「日美兩國正在爲了遏制侵略、確保有備無患而強化體制」，並且該訓練還在距離臺灣只有109公里的與那國島部署最新型的TPS-80雷達系統。不難推測，聯合涉臺指揮演練亦屬於此次美日實戰訓練的重要內容之一。

總體來看，通過推動同盟指揮系統的「現代化」升級，美日致力於「改進」美日軍事介入臺海的指揮協調系統，以增強日本自衛隊與駐日美軍應對臺海緊急狀況的互通性，提升美日聯合涉臺的協同作戰效能。

另一方面，美日通過促進雙方國防工業的「現代化」合作，推進臺海整軍備戰，強化涉臺實戰的軍備保障能力。近些年，爲加強「以臺製華」威懾，美日注重依託同盟「現代化」框架來強化國防軍工合作包括導彈聯合生產、技術轉讓等，着眼提升共同應對未來臺海衝突的實戰能力。2024年4月美日首腦峰會在雙方一致同意深化國防工業「現代化」合作之後，岸田文雄就在隨後的記者會上聲稱他同拜登討論了臺海局勢，並着重強調「單方面試圖通過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是絕對不可接受」、「今日烏克蘭可能是明日東亞」。雙方針對臺海的意圖不言而喻。關於美日國防工業合作，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Rahm Emanuel）亦表示美日兩國必須加快導彈和其他尖端武器的聯合生產，以加強針對中國的威懾力。

2024年的《美日首腦聯合聲明》還將共同開發和生產導彈，以及在日本商業設施共同維持前沿部署的美國海軍艦艇和美國空軍飛機，確立爲美日國防工業合作的優先領域，這也可以被視同美日同盟加強臺海軍備保障部署的重要一環。它不僅意味着在日本境內生產武器，更意味着日本將成爲美日同盟軍事介入臺海對抗中國大陸的前沿陣地。一旦臺海爆發衝突美軍介入，美國軍隊可以在日本直接獲得充足的彈藥補給能力與後勤支持能力，不必返回本土基地。而這也一直是美軍所顧慮擔憂的。美國智庫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CSIS）2024年3月發佈的一份關於臺海衝突兵棋推演的報告顯示，如果涉入臺海衝突，與中國大陸發生戰爭，美國的關鍵彈藥庫存如遠端導彈、精確制導炸彈等將在一週內用盡，這種彈藥不足的狀況會降低美國的威懾力量。簡言之，美日同盟特別是美軍期望通過推動美日國防工業合作提升完善應對區域衝突的軍備保障，消除未來軍事介入臺海的可能顧慮，增強美軍或美日聯軍實戰介入臺海的「信心」。

（二）美日同盟框架下提升日本介入臺海的能力和主動性，突出日本涉臺「急先鋒」角色功能

爲了應付中國的競爭「威脅」，新形勢下美日在同盟「現代化」的框架下對角色分工進行了「現代化」調整，重點旨在提升日本的安全能力與能動性。其中，提升日本介入臺海力度成爲美日同盟角色「現代化」分工調整的關鍵指向。首先，美國利用美日同盟充分發揮日本涉臺「急先鋒」的角色，將日本與臺灣推至圍堵中國大陸的戰略前沿，不僅有助於緩解其涉臺壓力，也有助於實現其打「臺灣牌」的聯動效用。其次，加強介入臺海事務，也是日本在同盟「現代化」升級框架下謀求提升自身安全能力與能動性的重要抓手。通過干涉臺灣問題「借船出海」，日本右翼政治勢力能夠更好地實現突破內外軍事安全限制、提升周邊軍事安全能力的目標。

近年來，受到美日同盟「現代化」升級的激勵與推動，日本不斷提升自身在臺灣問題上的干涉能力與主動性，充分發揮涉臺「急先鋒」的角色功能。

一方面，爲配合同盟「現代化」強化「以臺製華」威懾的戰略指向，日本大肆鼓譟「臺灣有事」論調，渲染臺海安全危機，爲日本與美日同盟介入臺海搖旗造勢，其在涉臺問題上的主動性顯著增強。「臺灣有事」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2021年提出後，一度成爲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炒作涉臺議題的主要論調。2023年美日系統推進同盟「現代化」之後，日本更是伺機在「臺灣有事」主張上愈走愈遠，甚至採取相關踐行措施，積極主動爲日本與美日同盟強化涉臺操作塑造鋪墊。2024年1月，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在演講中公開表示臺灣有事對日本而言是存亡危機事態，並具體指出如果日本不在臺灣作戰將無法解救日本在臺僑民，因此日本將使用潛艇、軍艦在臺海戰鬥。繼美日在2024年《首腦聯合聲明》中將臺灣問題與全球安全相掛鉤後，日本2024年度《防衛白皮書》首次作出「中國軍事活動增加」將導致臺海緊張局勢升級的表述，大肆鼓譟「臺灣有事」的可能性。2024年3月，爲因應「臺灣有事」狀況，日本擬將北海道、沖繩等7個道縣的16處機場港灣指定爲「特定利用機場、港灣」作爲「有事」據點，並對其進行整建，其中包括距離臺灣最近的沖繩縣那霸機場和石垣港。4月，日本政府實施了針對「臺灣有事」的演練計劃，把沖繩縣離島居民疏散到九州島7縣和本州島的山口縣，並要求各縣政府提出避難計劃。

另一方面，在順應美日同盟「現代化」調整的趨勢下，日本積極藉助美國對其軍事限制的放寬與美日指揮系統的調整，着力發展西南地區的軍事行動與反擊能力，並以此來提升軍事涉臺能力，謀求實現「借船出海」擴展對外軍事能力的目標。其一，在美國支持日本提升安全能力的背景下，日本謀求獲得主動性更強的「反擊能力」，以增強串聯美國軍事介入臺海的主動性能力。2022年12月，日本岸田政府通過的新「安保三文件」專門對發展「反擊能力」提出了一系列規劃。而這在2023年1月的美日峰會也是得到美方高度讚許，並被看做是推進美日同盟「現代化」的重要安排。2023年《美日首腦聯合聲明》強調將加深美日之間的合作，以實現日本決定擁有的「反擊能力」的有效運作。「反擊能力」主張當敵方發動導彈攻擊時，必須具備有效反擊的能力以阻止其進一步攻擊。日防衛大臣濱田靖一曾說明，行使「反擊」的時機，是「他國『着手』對日本進行武力攻擊時」，「不用等在實際攻擊出現之後」。也就是說，只要日本認定臺海及其周邊地區存在受到「武力攻擊」的所謂「安全威脅」，日本就可以串聯美國在臺海地區採取更多「先發」的「反擊」動作。2023年2月，在提出美日同盟「現代化」不久，日本就表示計劃向美國採購400枚「戰斧」巡航導彈，並在之後通過美日協商將交付時間從2026年前提前至2025年底，意圖加快日本發展「反擊能力」的進程。

其二，因應美日同盟的角色分工的調整契機，日本還着力謀求強化西南諸島海域的安全防衛能力，並意圖藉此推進「協防颱灣」的實務操作，踐行其所謂「臺灣有事」的周邊防衛理念，提升美日同盟在西南區域及臺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力。近年來，得益於美國希望日本承擔更多區域防衛角色的激勵與支持，日本在加強西南諸島防衛力量進而強化軍事染指臺海上進行了一系列部署安排，涉及向西南諸島投射更多兵力，加強西南諸島的運輸、軍需、聯合演訓能力等。2024年3月，作爲美日區域協同作戰演練的重要內容，美日以考量「臺灣有事」名義，在日本九州及沖繩實施奪回離島訓練。對此日本自衛隊將領表示，「爲防範戰爭於未然的意義極爲深遠」。同月，出於應對所謂臺海緊急事態的考量，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在沖繩本島部署增設第7岸艦導彈聯隊，對此前部署在該地區奄美大島、宮古島、石垣島等地的岸艦導彈中隊實施統一指揮。另外，防衛省還在沖繩縣距臺灣僅110公里的與那國部署了「電子戰部隊」。簡言之，強化西南地區防衛力量，意味着日本有意在美日同盟涉臺安全問題上主動發揮更多「進取性」「進攻性」的作用。

（三）推動「美日+」涉臺新動向，塑造與擴展印太「小多邊」涉臺陣線

爲了強化「以臺製華」戰略的施行力度與效能，在推動發展印太「小多邊」合作機制的過程中，美日企圖聯合印太盟友共同塑造拓展印太「小多邊」涉臺陣線，力圖將印太地區推至對華臺海競爭前線。可以發現，在美日同盟「現代化」推動美日聯合涉臺升級的帶動影響下，臺灣問題在美日菲、美日韓、美日英澳等「小多邊」機制中的能見度也明顯提升，印太地區的這些「美日+」小多邊機制在反對改變所謂「臺海現狀」上展現出越來越多的表態與動作。

首先，爲構建所謂的「第一島鏈」來圍堵中國，美日在推動同盟「現代化」升級的同時，積極策動菲律賓介入臺海事務，進一步增強美日菲三方涉臺的協同性，推動三方在聯合軍演、聯合巡航等方面達成一致，爲共同介入臺海事務提供便利。2023年6月初，美日菲三國海上執法機構首次在菲律賓巴丹省附近海域舉行聯合海上演習，凸顯聯手介入南海並威懾臺海的企圖。在2024年4月11日的美日菲首腦峰會上，美日菲三方就強調要「無縫、迅速地合作應對任何危機或突發事件」。而4月7日，美日菲澳四國海上軍事力量則首次在南海舉行聯合海上演習。2024年4月22日至5月10日，美菲在菲呂宋島和巴拉望島舉行「肩並肩」年度聯合軍事演習，演習範圍首次向北延伸至距臺灣約200千米的巴丹羣島，意圖推動南海、臺海兩海聯動，而日本不僅作爲觀察員參與，還向菲律賓提供兩艘巡邏船參加演習活動。可以看到，美日菲三方聯手介入臺海的態勢日趨顯著。此外，在美國激勵下，日本和菲律賓同作爲美國的盟友，雙方在防衛安全領域持續深化合作並帶有鮮明涉臺指向。2024年7月8日，日菲簽署「相互准入協定」允許在對方領土部署部隊進行訓練。岸田文雄表示，他與小馬科斯已同意兩國將與美國緊密合作，並稱對東海和南海「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感到擔憂。

其次，美日兩國則利用同盟「現代化」框架，強化了與韓國的涉臺協作，推動美日韓三方共同介入臺灣問題展現出積極態勢。日本和韓國作爲美國在印太地區兩個重要支點國家，也是美國施行「以臺製華」戰略、實現主導印太地區事務意圖的兩大關鍵支點。在美國前國務卿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發表的第六版《2024年的美日同盟:邁向一體化同盟》戰略研究報告中，明確指出美日同盟「現代化」轉型的重要一環，在於增強與包括韓國在內的其他雙邊聯盟的連通性。2023年8月，美日韓首次在專門性的三邊首腦峰會中重申臺海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繁榮安全的不可或缺性，並強調支持臺灣的立場沒有改變，呼籲兩岸問題的所謂「和平解決」。自那之後，美日韓三方發佈涉臺聯合聲明的頻次明顯提升。在2024年1月6日的美日韓三方印太對話聯合聲明、5月31日的美日韓三邊副外長聯合聲明、6月2日的美日韓三邊防長聯合聲明以及7月18日的美日韓參謀總長聯合聲明中，都有明確的涉臺內容，顯示出三方對臺海的聯合關切度迅速攀升。2023年11月9日，美菲日韓在鄰近臺灣的菲律賓巴丹羣島和近南海的巴拉望島等處進行聯合軍事演習，聚焦沿海搜救、海防訓練與兩棲作戰等項目，演習據點距臺灣最近距離僅98公里。

最後，作爲美日推進同盟「現代化」的關鍵舉措之一，美日致力於推動日本加入奧庫斯聯盟（AUKUS），此舉也催動了美日英澳聯手涉臺的勢頭。2023年1月8日，在解放軍在臺灣周邊開展實戰化軍事演習的同時，美日英澳聯軍在日本千葉舉行模擬「奪回離島」的空降演習，這是英澳士兵首次參加這類軍演。據日媒披露此次聯合軍演屬於釣魚島「有事」等的實戰性演練，旨在應對「離島受到他國進攻」情況。顯然，美日英澳有意針對臺海加強聯合軍事行動。2024年4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參加美國智庫活動時，就「罕見地」公開將臺灣與AUKUS聯繫起來，宣稱「『奧庫斯』核潛艇聯盟對臺海構成威懾，有利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同時，坎貝爾還提及美日關係的「大規模現代化」將對美日安全夥伴關係帶來「歷史性的更新」。不難發現，美國企圖聯合日本將AUKUS更進一步拉入臺海局勢。事實上，美日英澳聯手介入臺灣問題早有一定「經驗」。2024年5月，美日英澳等8國發布聯合聲明，公然支持臺灣參與世衛大會，力挺臺拓展所謂的「國際空間」。而隨着美日同盟「現代化」的推進，預計美日英澳在臺海問題上的聯動程度無疑將繼續深化。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3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美國干涉臺灣問題的『聯盟化』策略及其對策研究」（23CGJ03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黃繼朝爲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臺灣法律研究所副所長；林薇薇爲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3級碩士研究生）

（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原刊於中評社刊發、中評智庫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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