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西問》超越「異邦的想像」看「世界之中國」（楊慧林）

第二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18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主辦方中國人民大學正式發佈《人類2050：人與社會全面發展》報告，首次在論壇上提出「全面發展目標2050(CDGs 2050)」等原創概念。（中新網）

以「構建發展共同體，共創人類新時代」爲主題，第二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於10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舉行。受邀出席論壇的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大華講席教授楊慧林19日在主題爲「多元文明歷程與全球文明發展」的分論壇上與多位外籍學者論道。

「從『世界之中國』的角度看，我們的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楊慧林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中西方亟待思想層面的深入對話和雙向闡釋。中西互鑑的對話式研究，應該是超越「異邦的想像」、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路徑和前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到武夷論壇再到此次通州·全球發展論壇，您常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對話，探討文明交流互鑑。不同文明之間爲何能實現互鑑？

楊慧林：我們倡導文明互鑑，首先應該思考什麼是「互鑑」。互鑑，現在一般英譯爲mutual　learning，即相互學習。但實際上中文「鑑」字與英文reflection(有反映、反思、表達、沉思、回憶等多重含義)之間有着更有意思的關聯，所謂「互鑑」正是一種相互之間的reflection。在英文中，mutual reflection具有多重涵義(polysemy)及模糊空間(ambiguity)，恰與中文「鑑」字的一字多義相似，因而二者亦可互釋。從「互鑑」一詞的中英文互釋即可看出，不同文明之間存在基礎性的共通之處。

實現互鑑的重要前提和方法是比較。中文語境下，《說文解字》言，「二人爲從，反從爲比」；《漢書》載，「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廣韻》則解釋「較」爲：「與校通，比較也。一人獨校曰校，二人對校曰讎。」這就是漢語本身的內在結構，包含着「相與」而「共在」，而不是「由己」而「求同」的邏輯。這種「對言結構」可見於整個中國傳統。

「相反以見相成」的內容在中國文化典籍中非常多，其思想原型可從《周易》說起，例如《易傳·繫辭上》的「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德經》也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在《莊子·秋水》便是「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

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經過詳盡的考察後仍相信，「陰陽消長和相生相成」包含着「中國思想的原創性」。從現代話語方式來看，中國人在講「同」的時候，其實更多是在講「共」。中國人既可以說和而不同，又可以講天下大同；既支持各國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主張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命運與共、美美與共，也是因「相與」而「共在」，並非由「一己」而「求同」。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同」並非與「和而不同」相對立，由「共」釋「同」恰恰是中國思想的獨特性。

這就能理解，我們將人類命運共同體譯爲「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用「shared　future」(側重表「共」意)而非「common destiny」(側重表「同」意)。

中新社記者：您精研比較文學、哲學數十載，從語言文學和哲學思想層面上看，中西方怎樣才能更好地發現並理解對方？

楊慧林：中國和西方之間能夠「發現彼此」，其基本關聯應是在思想、文化層面的「互釋」，既是相互闡釋，也是相互發現。

例如，法國著名詩人謝閣蘭(Victor Segalen)寫的東西可謂「非常中國」，被譽爲「法國的中國詩人」。他有一本著作《畫&異域情調論》，其中的論題包括「夏朝的危岌」「商朝的敗亡」「周朝的羞恥」「秦朝的皇陵」「西漢的禪讓」「東漢的狂奔」等，簡直完全是「中國化」。謝閣蘭另外有《異域情調論：一種「多異」的美學》。他把「多異」看成是所有異域的、異常的、意外的、驚異的、神秘的、超人的乃至神聖的，都用「divers」來表達。這裡面最關鍵的是體現出「他性」，也就是歐陸哲學的「otherness」或「alterity」。有趣的是，中國文化經常被法國人看成是「多樣性」的座標，中國和以法國爲代表的西方往往互爲「異邦的想像」。

中國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都有所不同，其背後則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中國與西方交往過程中，我們常說有「三大支柱」——經貿、政治、文化，實際上以法國爲例，中法之間最開始並不是商貿往來，而是文化之間的相互認識、溝通乃至欣賞，這種真正深層次的溝通非常重要。

中國與西方許多國家之間都有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以文化活動爲推手，以學術交流爲依託，以「東西互鑑」「達己達人」爲進路，也取得了重要成效。當前背景下，中西方亟待思想層面的深入對話和雙向闡釋，從而才能爲中國自身的全面發展和升級轉型提供有利的輿論環境，爲當今世界的緊張關係和利益格局輸入必要的平衡機制，爲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奠定持久的長效基礎。

2024年10月9日，中法數字海洋文化月系列活動之浪漫星球-「海洋-科技」在地研究與藝術共創項目成果展開幕式在福建長樂數字教育小鎮101藝術潮玩中心舉行。（中新網）

中新社記者：在「世界之中國」的今天，我們應如何超越「異邦的想像」、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楊慧林：按照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說法，「沒有法國史，只有歐洲史；……沒有歐洲史，只有世界史。」梁啓超則在《中國史敘論》中將黃帝至秦代的「上世」稱爲「中國之中國」，秦始皇統一中國至清代乾隆末年的「中世」爲「亞洲之中國」，「與西人交涉競爭」的「近世」則是「世界之中國」。

從「世界之中國」的角度看，我們的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而中西互鑑的對話式研究，應該是超越「異邦的想像」、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路徑和前提。正如著名西方宗教研究學者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在其名作《宗教學導論》中所言，「所有的高深知識都是通過比較獲得的，並且是以比較爲基礎。」文明互鑑也需要在對話和比較的方法下進行。

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米歇爾·埃斯巴涅(Michel Espagne)教授和我有過多次對話。他曾公開表示，「當今世界越是充滿衝突和誤解，就越是需要學術層面的對話，只有『對話式』的學術研究才能幫助人類達成真正的相互理解。」我非常讚賞他的看法。

我們主張的「文化自信」，也必然取道於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通過文明對話，你會發現，如果沒有對話，不僅是我們不瞭解別人，可能對自己也不夠了解。對話不僅是自我表達，也是在比較中自我辨識；不僅是讓他人理解我們，也是使我們更好地理解自己。對話式的研究既是在比較中重述中華文明的獨特肌理，也是針對西方話語的敘述模式；既啓發了重訪自身傳統的機緣，也爲「進入」西方知識系統提供了可能。

事實上，中國現代學術本身就是中西對話的產物。例如呂思勉認爲，世界上並無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謂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誤以不同之事爲同罷了」，但是「各別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所以「欲瞭解中國史，固非兼通外國史不行」。錢穆也表示，「最近學者，轉治西人哲學，反以證說古籍，而子學遂大白。……餘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說闡發諸子，……績溪胡適、新會梁啓超繼之，而子學遂風靡一世。」

馮友蘭更在其用英文出版的《中國哲學簡史》中「以西釋中」，不僅從孟德斯鳩式的「地理環境」說明「普天之下」和「四海之內」，以釋「中國文明、特別是中國哲學何以爲然」，還將儒家「內聖外王」(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比之於柏拉圖的「哲學之王」(philosopher-king)，將「反者道之動」(Reversal is the movement of the Tao)比之於黑格爾「一切都包含着對自身的否定」(Everything involves its own negation)。他認爲，任何一種哲學都包含着「恆久的」(permanent)的觀念，也包含着「可變的」(changeable)和「共同的」(in common)因素；因此不僅差異之間可以比較，而且可以「用彼方的概念(in terms of the other)予以翻譯」。

正如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有一首詩《天真的預言》(Auguries of Innocence)，徐志摩、田漢等人曾多次將其譯成中文，措辭卻基本一樣：「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這一相似的翻譯深深地刻在中國人的理解結構之中，因爲「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式的表達在《梵網經》《法華經》等佛教典籍中隨處可見。這也許是「異邦的想像」，但最後達成了多樣性的互釋。

受訪者簡介：

楊慧林，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大華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先後擔任過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等，主要從事比較文學和宗教學研究。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意義》(2018修訂版)、《神學詮釋學》(2018增訂版)等，以及英文論文集Christianity,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2014)。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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