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型監獄
沒有像武漢或全世界許多大城市的封城，臺灣在這波新冠病毒的衝擊下，只有自我隔離、禁止大型集會、保持社交距離及戴上口罩的措施，但我們大家也被悶壞了。當陳時中拿下口罩開記者會，市府研議八大行業要不要開放營業，當防疫旅遊與藝文活動計劃開跑，每個人好像正從監獄中放了出來，既期待又有點害怕受傷害。
你有想過人類歷史上的監獄是怎麼形成的嗎？從17世紀罪犯在巴黎教堂大門前被要求公開認罪，接着行火鉗烙刑，被四馬拉扯肢解。歷經3/4個世紀之後，巴黎少年監獄制訂了監獄囚犯的規矩。法國大革命後，逐步轉成將所有罪犯判處相同的刑罰，並關進監獄，近代監獄於焉誕生。
後來英國社會改革者邊沁的「全景監獄」，將地牢禁閉、光線剝奪及隱蔽性的原理反轉，保留禁閉的概念，將監獄分隔成單間牢房的環狀建築及一座位在中央的塔做監視觀看，徹底解構了監獄的形式，形成以監視與規訓爲主的懲罰作用。但如今我們想想，經歷了這場世紀病毒傳染，我們是否正進入一場新型態的監獄社會之中。
20世紀反叛性法國思想家、任教於法蘭西學院思想系統史的米歇爾‧傅柯，於1975年就出版了《監視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naissance de la prison）一書，分酷刑、懲罰、規訓與監獄4個部分，從一場失敗且殘忍的酷刑與一份犯人作息表，掀開探究懲罰體系巨大轉向的序幕，呈現每一次刑罰的轉變，權力與社會所產生的變化。他說，對肉體示衆的酷刑，其實有很大的象徵性，甚至是在展演呈現。當作爲刑罰壓制主要目標的身體消失了之後，社會如何因此變好？
對於罪犯懲罰，我們往往只關注酷刑的消失，用人道主義角度來看待，對條文法典、司法程序去探討，甚至建立陪審團制度，以罪犯的角度與權益思考，或接受了精神疾病者所犯的罪沒罪，儘量不再直接針對肉體去裁刑。但製造痛苦的不只是來自於身體，我們的心靈與心理所形成的傷害，往往比肉體痛苦更難受。
這場新冠疫情讓我們充分體會到，被關起來失去行動自由的痛苦，這段時間許多人不出家門，大家都不出國了。尤其心理的禁錮更爲嚴重，我們減少社交，變得習慣孤僻，降低了不必要的消費，習慣於被監視與懲罰。這會變成是一個封閉社會、鎖國經濟、禁錮心靈的新開始嗎？當我們脫下口罩之後，我們的心裡有解脫了嗎？但願新冠病毒不會造成這世紀新監獄社會的開始。（作者爲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