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自習室：風口還是噱頭？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周遊

發於2024.12.9總第1167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系統顯示，你連續做錯了五道題，是什麼原因？A.我不會；B.我粗心點錯了；C.我走神了。”

“不要選A，選了又要多做好多題！”

這樣的對話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家AI自習室裡出現的頻率很高。戴着降噪耳機，手握觸控筆，在平板電腦的屏幕上做題，並和屏幕裡的卡通形象互動，對部分孩子來說已經司空見慣。有的孩子已經總結出和AI教師周旋的規律，並給旁人分享經驗。

當下，AI加持下的自習室似乎正在成爲一門火熱的生意。其核心是AI算法和大模型加持的學習機，以及學習機上的智能助學系統，輔以線下督學、託管等服務。這些AI自習室的宣傳廣告五花八門，“學業規劃”“靶向檢測”“查缺補漏”“自主學習”等不一而足，總有一款戳中學生家長的痛點。

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已不是新鮮事。今年10月，北京市教委發佈《北京市教育領域人工智能應用指南》，明確人工智能在6大重點教育領域、29個典型場景的應用規範，其中AI伴學是“以智助學”的典型應用之一。該指南提倡運用人工智能的預測性開展學習診斷和精準教學，不斷優化個體的學習效果，增強AI教學工具的輔導針對性。今後，該指南將隨技術進步和教學需求每年更新。

多位受訪專家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AI伴學所能實現的個性化輔導有望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彌補傳統課堂中教師難以兼顧所有學生的短板，同時解放教師，讓其專注於激發學生的興趣與熱情。但作爲新興行業，AI自習室仍面臨“含AI量”低、門店質量良莠不齊的發展窘境。

多數家長還在觀望

走進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家AI自習室，一眼便能看到“小/初/高智能英語訓練”的廣告橫幅，一名督學老師正通過電腦上的督學平臺關注着孩子們的做題情況。旁邊的工作人員則向家長介紹着店裡的學習套餐。

自習室位於朝陽區一所中學旁的小區底商，共兩層。銷售前臺一側有兩間教室，每個座位上配有降噪耳機，部分座位配備了臺式機，兩個孩子正在上面拼寫英語單詞，時不時擡頭看一眼屏幕。當孩子拼寫有誤時，屏幕上會跳出一個卡通AI老師形象，詢問是記錯了還是筆誤。與此同時，前臺的督學平臺右上角若出現紅色標識，代表某座位上的孩子已經連續做錯了好幾道題，系統內置的AI會建議督學老師前往查看。

二樓則是一間更大的自習室，有投屏、書架和大會議桌，以及十餘個獨立座位。五六個孩子聚集於此，或看書或寫作業，一名督學老師在一旁答疑。此時是11月的某個週一晚7點，工作人員介紹，購買了套餐的孩子隨時都可以來自習室自習，平時來的人數比較少，週末通常能滿座。

“所有學習設備上都只有學習相關App，孩子無法在上面下載遊戲或者瀏覽器。”該自習室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本店是某龍頭培訓企業的加盟店，該企業在全國有多家分店，所用設備均爲企業自研，內置大模型驅動的AI助學系統，能夠做到爲孩子推送個性化學習方案，長期監控孩子做題的正確率，並有針對性地進行錯題訓練。

北京市昌平區的一家AI自習室提供的服務則更多。同樣緊鄰小學，這家開在住宅片區的自習室提供接送服務，放學時能看到督學老師帶着學生往返於學校和自習室之間。自習室內部也被打造成了一體化的辦學成長空間，除了學習機和工位，還有大量雜誌漫畫和零食。如果購買了晚託服務，孩子們的晚飯也由自習室解決。

“孩子之前報過很多學科輔導班，包括網課和線下課，效果都不盡如人意，主要是因爲孩子專注力差，坐不住。孩子父母工作忙，沒人輔導作業。”自習室外，一位老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的孫子已經在這家自習室晚託了一個多學期，學習習慣變好了，督學老師對孩子也很有耐心。平時的學習成果都會同步到父母的手機端，遠程監控孩子的學習狀況也變得方便了。

目前，AI自習室門店的主要“成分”大致相同，由智能學習機、內置AI學習系統和線下督學師構成。某品牌AI自習室聯合創始人、CEO周偉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主流的AI伴學實現方式有兩種：一種以軟件爲主，即課程網站，孩子通過電腦或者iPad登錄系統學習；另一種是軟硬一體的學習機，將整個學習系統植入到專屬硬件上，用戶界面和交互都圍繞教學軟件打造，因此用戶體驗感更強，能夠實現“純淨模式”，方便內容管控。

近年，軟硬一體式的AI自習室開始悄然在學校附近底商、培訓機構教室以及小區內部活躍起來，市場表現火熱。教育行業研究諮詢機構裡畔商研合夥人葛文偉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雙減”之後，教培企業轉型，教育硬件和AI自習室模式爲機構帶來了新的增長點，學而思、新東方等巨頭在該領域多有佈局。多鯨教育研究院今年5月發佈的《中國教育智能硬件行業發展趨勢報告》顯示，2023年國內教育智能硬件市場規模超過800億元，同比增長29.53%。預計2024年這一規模將突破千億元，教育硬件滲透率將達到68%。

“AI自習室的火熱離不開政策與需求導向。”首屆浙江省智能教育技術與應用重點實驗室主任、浙江大學教授黃昌勤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教育部近年來把教育數字化、智能化作爲開闢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優勢的重要突破口。今年3月，教育部啓動人工智能賦能教育行動，涵蓋“AI學習”專欄等4項具體行動，旨在用人工智能推動教與學融合應用。

與此同時，黃昌勤指出，目前升學依然是家長關注的首要問題，AI自習室的出現有效填補了校外輔導機構減少所釋放的空白市場。AI技術帶來了傳統培訓無法企及的優勢，同時也對其校外教育功能進行了補齊。

從其類託管的運營模式來看，家長眼中AI自習的“好處”自然包括“讓孩子在課後有一個安全省心的去處”。不過，多位受訪家長表示，比託管更核心的需求還是提分。“如果不是爲了提分，爲什麼還要花大價錢買學習機，花比託管更多的錢買AI伴學服務？家長們自然希望在家學習困難的孩子，在AI加持下不再厭學。”一位北京海淀的學生家長向《中國新聞週刊》坦言。

線下門店很少將提分作爲核心賣點，但“優化學習策略，讓學習更簡單”等廣告語都直指家長對“彎道超車”的需求。北京市海淀區一家AI自習室的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該門店不售賣學習機，核心服務是自研的英語單詞速記系統，孩子使用這一系統可以在10—20小時內，記住小學英語新課標要求的800個單詞。“單詞是英語學習的基礎，我們不會對提分做出任何承諾，但完整學過的孩子，其英語單科表現都有提升，有的短時間內提高了20多分。”該工作人員說。

然而，家長的反饋參差不齊。有受訪家長表示，孩子經過一學期的AI自習室學習，成績有所提高，主動要求續課。但也有受訪家長稱，孩子的成績沒有太大變化，甚至由於長時間面對屏幕，對線上學習也產生了倦怠，只不過是“換了個地方應付作業”。

因此，許多家長仍對AI自習室持觀望態度。湖北某AI自習室線下加盟店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今年暑假剛開業時生意不錯，在冊學生一直保持十幾名，前期學習機銷量也大。而秋季開學以來，有兩個月沒有招到一個學生。“做地推時，很多家長對AI伴學不買賬，認爲是‘噱頭’和‘智商稅’。這樣下去，可能十幾萬元的加盟費都賺不回來。”該負責人說。

“含AI量”是關鍵

打開學習機，跟隨AI助手複習前一課知識，並做測試查漏補缺，就是AI伴學了嗎？究竟什麼決定了AI自習室的學習效果？

在黃昌勤看來，AI的核心貢獻在於能精準剖析學習過程，爲學生提供自適應性的學習支持。這是傳統培訓不具備的優勢。過去即使是一對一教學，培訓機構老師也無法瞭解學生所有的學習歷史，只能依靠通用經驗以及對學生當前狀況的瞭解制定學習方案。而AI伴學使用者的所有學習經歷都被AI所記錄，其強大的全過程動態跟蹤、分析和歸因能力，讓真正的個性化學習方案成爲可能。此外，AI伴學能很方便地讓家長實時瞭解孩子的學習狀況，爲家校一體化教育模式打下基礎。

因此，學習機的“含AI量”是一個重要指標。周偉指出，目前市場上學習機良莠不齊，消費者還缺乏辨別能力。許多企業不具備AI大模型的研發能力，因此缺乏核心算法，也就不是正統的AI伴學。他將AI伴學類比自動駕駛，後者可分爲L1—L5級，雖然都稱自動駕駛，但前幾級的功能可能僅限於自動泊車。如果門店主推“同步課”，也就是隻給孩子上符合其年級的課程，那麼其算法還沒有跳出“自動泊車”的水準。

《中國新聞週刊》走訪線下門店得知，大多數門店都會要求客戶先帶孩子到店做相應學科的水平測試。之後，AI伴學軟件會推送相應學段的習題，每道題目有對應知識點，如果題目答錯，便會彈出文字解析，並推送對應知識點的講解和類似題目，直到全做對爲止。學習系統也會收集練習中出現的錯題，以便學生重複練習。這是提分的核心機制。

顯然，只會找錯題是不夠的。“算法應該能夠幫孩子查缺補漏。”周偉回憶，其所在公司的AI自習室線下門店，曾有八年級的孩子經AI測試，發現只能適應三年級的題目。雖屬極端個例，但這也反映了知識點之間的相關性。如果AI沒有形成自己的知識圖譜，就無法探測出孩子前序知識的漏洞，而只遵從單純的對錯判斷，爲孩子推送錯題的同類題，就會反覆僵化記憶，走上刷題的老路。

前述北京市海淀區某AI自習室工作人員介紹，在該自習室學習的孩子，使用學習機記憶單詞後，依然需要在督學老師的帶領下，用打印出的單詞表，通過剪碎打亂的方式來檢測記憶結果並加強記憶。這一過程與AI無關。在前述北京市昌平區某AI自習室，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週刊》介紹的學習機內，裝的是高思教育的課程App，學生來到自習室也是聽線上課、做課程配套習題，並配有線下老師答疑指導。

周偉在調研時發現了更“離譜”的案例。某AI伴學軟件品牌不僅沒有自身的AI核心技術，還胡亂下載網上已有課程，爲防止侵權，將課程中的真人教師AI換臉，變成了“真人身子頂着個卡通頭像”。而這樣低劣包裝的課程經由看似高端的學習機包裝，仍然能夠打包賣給客戶。

在黃昌勤看來，AI應提供更優質的學習資源，而不僅是調用已有資源。理想狀況下，AI能夠爲學生選擇、生成和定製資源。如果孩子對文字不感興趣，AI可以依據文字材料製作視頻動畫，提供個性化的學習體驗，並且保證對內容的完整解釋，無須真人輔助或評估。這在技術上目前已經可以實現，至於多久以後能夠高質量落地並普及，還未可知。

葛文偉指出，真人教學視頻可以直接用作培訓AI大模型的素材，在應對學生需求時，如果已有視頻能夠解決就直接調用，如果不能，AI就可以生成文字或動畫，實現更精準和全面的互動。“現在已經有企業做成了這樣的產品並單線盈利了。”

“前期研發是非常燒錢的。”周偉說。在他看來，判斷一家AI自習室的“含AI量”，需要關注其是否擁有自主研發的人工智能學習系統。除了看技術專利、投入資金外，還要看其人才團隊。“AI創新需要真正的算法科學家和研發部，而不是由幾個程序員和CTO組成的技術部。”

在面對《中國新聞週刊》對AI智能程度的詢問時，多位門店工作人員表示，如果對AI不信任，或者不滿足於學習機學習，可以報名線下一對一或小班真人教學。前述北京市海淀區某AI自習室工作人員稱，AI單詞速記不保證提分，如果對提分有進一步要求，他可以幫忙介紹一對一課程。

監管仍在起步

在AI伴學的質量還未與用戶需求對齊的時候，AI的潛在問題已經顯現。目前，研發企業將軟硬一體的學習機、智能硬件銷售給代理商，由代理商在線下開設門店，是AI自習室的主流運營模式。

相比一節課幾百上千元的傳統培訓，AI自習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家長的經濟負擔，但和線上培訓相比沒有優勢。《中國新聞週刊》搜索購物平臺發現，最便宜的學習機價位在上千元，而一般業內認可的有錯題分析、拍照識圖等功能的智能學習機，價位在5000元到上萬元不等。而實質上，這就是一臺安裝了學習軟件系統，沒有其他功能的平板電腦。學生要學習需先開通課時，全新的學習機通常會贈送一定時長的服務，但長期使用需要續費。

有受訪家長表示，每個月的線下督學費用，鍵盤、智能筆等配件的費用，都不是小數目。周偉所在公司的少數線下門店單獨銷售硬件，多數採用自習室模式。後者的銷售利潤除了硬件的零售差價外，還包括自習室督學等服務費用。此外，許多品牌還有不少線下加盟店。

周偉表示，督學費用由線下代理商根據當地的實際消費能力和市場水平進行定價和收費，全國月均價格是800—1000元，與線下託管收費類似。但許多受訪門店的套餐由於有附加服務，不止這個價格。例如某英語單詞速記課程，20小時收費6800元。該門店工作人員指出，目前，AI+真人督學模式中的真人輔導仍不可或缺，許多督學老師還要負責在課間帶孩子們做遊戲、鍛鍊等，因此人工費用沒法壓低。

周偉表示，其所在公司線下門店的督學老師要求本科學歷，師範專業爲佳但未做硬性要求，因爲督學老師理論上負責維持學習秩序、關注學生學習狀態、協助分析學習數據等，而不直接參與輔導教學。

行業規範的缺失是AI伴學系統質量參差的重要因素。一方面，AI大模型出錯的概率很難量化。多位受訪專家提到，用於教育的AI大模型應是垂直領域內質量最高的，但仍和ChatGPT類似，無法徹底杜絕“AI幻覺”。黃昌勤指出，檢索增強生成等技術的引入已經將幻覺出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儘可能讓AI檢索結果不跑偏。

另一方面，AI助學是否能達到育人的目標，還有待商榷。黃昌勤強調，育人不僅關乎知識技能，還關乎孩子的創新能力、思維探究能力和學習能力。有一種憂慮是，學生太早接觸或泛用教育智能，將失去思考探究的慾望，習慣性接受AI提供的便利，造成其學習、創新能力受損。目前這仍是AI伴學的待解之問。已有受訪家長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孩子在長時間接觸AI學習機後，不僅視力下降，還出現了孤僻、社交能力變弱等問題。

“學習不能脫離社會交往。AI伴學能夠在技術上彌補知識空白，目前卻很難彌補孩子成長過程中情感的缺失，難以確保其形成正確價值觀。未來AI需要用類人意識去選擇合適的內容、呈現與交互方式，具備開玩笑、閒聊、心理疏導等功能，儘可能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黃昌勤說。

周偉稱，其公司研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經過了相關機構的專家團隊評估，取得了相應備案。頭部企業如學而思、科大訊飛等也進行過模型備案。備案意味着整個系統從研發、架構、算法到產品形態都需要通過嚴格審覈。這在未來應成爲AI伴學從業者的基本資質之一。

周偉表示，AI 伴學急需一個規範的市場，以避免劣幣驅逐良幣。他建議，所有經營教育智能硬件和軟件的企業都必須具備相關教育資質。《中國新聞週刊》查詢教育部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與服務平臺發現，包括松鼠Ai、猿輔導、高思教育等在內，全國目前有39家機構獲得了線上學科類培訓資質。而走訪的多家AI自習室門店都不具備該資質。

周偉指出，各地AI自習室歸口有所不同，但大多數歸口工商部門，屬於場所租賃服務。一位不願具名的校外培訓監管專家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理論上AI自習室業務不屬於變相的校外培訓，其資質不在教育部門審批範圍內，監管方式由其具體營業模式決定。

“未來，監管要解決模型與技術標準、育人理念以及市場運營等多方面的規範化問題，需要軟件工程師、教育專家共同參與制定，建立省市級聯合部門進行專項監管。在模型投入使用之前，還需進行一定規模的效能測試和循證，取得第三方機構資質認證。”黃昌勤說。

(實習生林奇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新聞週刊》2024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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