輟過學、做過銷售、當過主婦，48歲這年她決定考研

本文系本站看客欄目出品。

“我快50了，今年去讀研究生，希望鼓舞到大家。”

2021年5月12日，關於“30歲該年齡焦慮嗎”的話題衝上了熱搜，謝常紅髮表了這樣的評論。不到一天，就衝到了點贊第一，收穫了三百多條評論。

1998年，謝常紅從醫學院畢業後，放棄了站上手術檯的機會，開始漫長的求職之路——她做過辦公室文秘、醫藥銷售，也曾在學校教人Flash和Office，期間還成爲簽約作者連載情感小說。

她一直渴望找到一個角色，不是稱職的母親，不是孝順的女兒，不是賢惠的妻子，而是她自己。就像被註定的結局一樣，大部分的嘗試無疾而終。

二十多年來，與她相處更多的是家裡的鍋碗瓢盆，孩子的喜怒哀樂。平靜的日子時不時地被攪起一點水花，但很快又歸於原點，只是這一次，她好像真的看到了轉機。2020年，她和二十歲的兒子一起參加了全國研究生入學考試。

在別人眼裡，這也許只是陪考媽媽爲激勵兒子的一種噱頭，但只有她明白：這是一場只爲自己而考的試。

“我想要矇混其中”

謝常紅是家裡的第二個孩子。

1972年，她出生在吉林省榆樹市的一個小村莊，村莊的不遠處正是連接大連和哈爾濱的交通要道。出生第二年，謝常紅的父母偶然發現女兒的雙腿長度不一，走路歪歪斜斜。

在那個年代，這是村裡常有的事。忙碌的集體生活、落後的醫療條件，人們無暇顧及，也沒法顧及。殘缺的身體便成了伴隨謝常紅一生的“心結”。

閉塞的村落裡，人們每天都打着照面，特殊的、異質的部分，總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不斷被審視。隔壁的小孩取笑她晃動的行走姿勢，“瘸子，瘸子”像鋒利的刀子，一句一句扎進謝常紅的身體裡——她沒有辦法，只能閉上眼，假裝什麼也聽不到。

“我不想當唯一，我想要矇混其中，不那麼獨樹一幟，我想默默無聞地淹沒在茫茫人海中。”她在日記裡寫道。

剛從醫學院畢業的謝常紅

也許是因爲腿上的殘疾，謝常紅對痛苦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鈍感。她試着把敏感和脆弱壓抑在最深處，不再注目於他人的目光。她努力地跟上同齡人，罵架、瘋跑、直到玩到全身泥漿，在父親眼裡，她是一隻撲騰着的“山燕子”，永遠嘰嘰喳喳，永遠說個不停。

1984年，謝常紅十二歲，上到四年級。她已經是一個青春期的大姑娘了。“那個時候農村裡的小孩沒那麼懂事，你不惹他，他也在後面取笑你，走路不好看他也取笑你。”

日積月累的鈍感漸漸無法織成一張安全的大網，兜住青春期多愁善感的心。另一方面，謝常紅身體上的痛苦變得愈加明顯，臉和手常常因抽筋難以動彈，肌肉的痠痛隨之蔓延開來。

被土地包圍的農村，人們的全部生活幾乎是在田裡度過，悉心的呵護珍貴而稀少，謝常紅的父母並沒有及時注意到女兒的變化。

“在那個敏感的時期，我總是覺得自己可有可無。”

同年，謝常紅逐漸對校園生活心生厭倦，決定輟學。那時候的北方農村正流行抽旱菸，男男女女都在家裡煙霧繚繞，謝常紅告別學校之後，也跟着表姐學着抽。初試時被嗆得暈頭轉向，她“學壞”的第一步只好作罷。

整整一年，她都呆在家裡，有時去田埂上走來走去，遠眺或是發呆。直到一場大雪來臨，整個村莊變成銀白色。一些極端的想法在青春期生根發芽，她有時候也想到結束生命，寫好遺書，又將它悄悄藏到角落。

回憶起這段日子，謝常紅還是感到“心驚膽戰”。她在日記裡寫：“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沒有走出去讀書，我會變成什麼樣子。也許我還會執着於對父母的怨恨，怨恨他們對我的忽視，怨他們沒有帶我走訪名醫爲我治好腿疾。也許我會嫁給一個和我同樣有缺陷的男人，結婚生子，拖着羸弱的身體，在田野裡勞作，終日爲生活操勞。”

重返校園

村裡的女孩們接二連三地退學，在一個極其不重視教育的環境裡，能認識幾個字已經是人們所認爲的天花板。逼仄的居住空間、狹窄的活動範圍，困在村莊的謝常紅隱隱地感到一種不滿足，她想繼續唸書。得知女兒的想法之後，常年在外勞作的父母帶着謝常紅去了學校。

在普通孩子已經可以上高中的年齡，謝常紅第一次走出了那個北方村莊，懷着自卑和迷茫，來到離家十公里的鄉中學。

十公里的路程，騎自行車只需要四十分鐘，同校的學生們每天都以此爲交通工具往返學校。謝常紅沒有辦法騎車，只能讓父親託人在校外不遠處找了一個鄉鎮單位寄住。

那是一間常常停電的小屋，在北方的冬天，屋檐上的水滑落下來瞬間結成牢實的冰柱，寒氣從四面八方襲來，謝常紅只能藉着燭光寫完作業，再飛速裹進厚厚的棉被裡。

初三畢業時，謝常紅已經18歲了

重新回到校園的謝常紅慢慢地對讀書產生了興趣，她形容那時候的自己像是“開竅”了一樣，“寄住單位有很多報紙，《參考消息》《吉林日報》《城市晚報》都是我的養料。我對身邊的事感興趣，對遠方也充滿好奇。”

第一次期中考試之後，謝常紅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奠定了在班級裡“至高無上”的地位，同班同學總是圍在她的身邊，問長問短，“那個時候我體會到從未有過的存在感。”謝常紅笑着說。到十八歲，身邊的同學、鄰居的孩子紛紛外出打工，而謝常紅順利進入縣裡的重點高中，繼續求學。

“進了高中，我在班上考了第三，回家跟我爸說，他才意識到，原來我真能考上大學。”1993年，報考志願的重要關頭，“當醫生，鐵飯碗，而且醫學院不限制殘疾人報考”云云，所有人都在試圖說服她——最後，謝常紅考取了延邊醫學院的臨牀醫學專業。

做實驗，是醫學院的第一道難關。很多實驗都是靠右手，對於左撇子的謝常紅來說，哆嗦的右手讓她的操作顯得格外生疏。有時候遇上要自己抓癩蛤蟆，再剝掉坐骨神經，“光是想想，我都快被嚇死了。”她只好站在同學身旁，偶爾瞥一下實驗進程，不敢細看。從那時候起，謝常紅就確認了一點：這樣下去，她只會成爲一個“庸醫”。

謝常紅的學士學位留念照

大學畢業的時候，謝常紅已經26歲，她還沒來得及重新考慮自己的未來，嫁人生子等更爲迫切的事情擺在了眼前。

“1998年是最後一年國家分配，無論如何，都會有一份工作，所以五年裡都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根本沒想過自己想幹什麼。更別說考研了。”謝常紅回憶起過去的大學歲月，無奈地嘆了口氣。

雪夜裡的一次出走

1998年，謝常紅與大學裡結識的丈夫結婚，離開榆樹來到異鄉，決心開始新的獨立生活。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裡，她和過去的朋友們失去了親密的聯繫。

隔年，孩子出生，繁雜的哺乳生活淹沒日常，她來不及想太多關於孤獨的煩惱。沒過幾年，她的社會網絡也被無常切斷，由於單位改革，謝常紅離開了被分配的崗位，回到家中。

謝常紅最愛的服飾是旗袍

2007年，謝常紅的丈夫爲補貼家用，去了另一個城市打拼，剩下母子二人留守在家——謝常紅形容這段日子自己被“拖住”了。

那一年的電視上正流行着《奮鬥》，一個關於北漂的故事，首都的年輕人們聚在一起談戀愛、搞事業，爲了一個模糊的未來拼盡全力。她轉頭望望自己八歲的兒子，和空落落的小屋，再回憶起匆匆忙忙的青春歲月，謝常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被“困”在家裡的人生。

2007年，她“密謀”了一場小小的出走。

那時候，城市化的進程正在席捲整個中國，人們都在期待抓住一個機會，跟上這日新月異的時代。謝常紅坐在電腦前，常常盯着屏幕發呆，她想象着都市白領的生活，“你看我那陣一畢業就結婚，然後帶小孩，因此缺失了一段自己掙錢自己花的單身時光。那段時間我覺得可憋屈了，我不甘心。”丈夫聽到謝常紅大膽的想法後，心裡有些顧慮，但想着也許出去能長長見識，沒有出面阻攔。

2007年，謝常紅在朋友的直銷公司留影紀念

說幹就幹。謝常紅把孩子託付給父母后，提着一個簡單的旅行包，跟着熟人去了長春，住進月租幾十塊的女子公寓。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開的直銷公司，幹了兩個月，公司奄奄一息，謝常紅覺得在這裡看不到未來。

她不甘心，又跑到人才交流中心，兜兜轉轉幾圈，才另外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醫藥公司的電話銷售。老闆一看到謝常紅的醫學學位，“這不撿着寶了。”熱情地拉着她的手徑直去了公司。

好景不長，謝常紅髮現自己進了一個“是非之地”。在這家醫藥銷售部門，她的學歷幾乎是最高的，小領導不免感到一絲壓力，經常有事沒事找她訓話。其餘的員工也因爲各自的利益劃分了兩派，隱性的權力鬥爭每天都在發生。儘管謝常紅那時已經三十五歲，但對於一個常年呆在家中的職場新手來說，這一切都是陌生的。

一個月後，她離開原先的單位，進入了一個影視公司的文秘崗。沒想到上班兩天就被迫幫領導背鍋，一位好心的同事把謝常紅叫到角落，悄悄地提醒她：“小妹妹，這個活不適合你幹。”

幾次嘗試以辭職告終，工資也都還是試用期水準，不包食宿的時候，甚至還要謝常紅自己倒貼費用，最後一算，賺的錢幾乎爲零。一顆蠢蠢欲動的心漸漸地平穩下來。

“外面的世界比我想得複雜，我的性格無法應付。我不再想往外跑了。”

漫長的雪夜又一次來臨，對於尋常往復的冬日圖景，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早已習以爲常。謝常紅再次重歸了在家帶孩子的日常軌跡。

和兒子一起考研

安定的生活繼續持續了十多年，時不時還冒出些咕嚕咕嚕的響聲。

回到家中的謝常紅，開始習慣平凡的生活，“我覺得出走的那些體驗讓我更平靜了。”每天起牀做飯，收拾屋子，照顧父母和小孩。閒時看書、寫網文、參加作協讀書會，有時候也會帶帶英語家教，賺點外快。外出打工的野心暫時被擱置，也許家裡纔是最適合她的“象牙塔”，謝常紅想。

與此同時，她仍然擁有一些外出的契機，比如因爲投稿了幾次徵文活動，她有機會跟着作協外出學習，去更遠的城市。那正是東北被一場寒流襲擊的時候，她踏上了進京的列車，在魯迅文學院的十幾天裡，她再一次體會到校園的快樂。

謝常紅一直在寫作

這些快樂一直持續到謝常紅的課堂上，和每一位長者一樣，她偶爾會向學生們講述過去的故事，每每談及大學時光，謝常紅只用“遺憾”形容，“如果我能有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該多好。”

她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冬妮婭”，出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中的那位女孩——那位由歌謠、祈禱、詩篇和小說營造的女孩，冬妮婭“從一大堆讀過的古典小說中成長起來”，比起沉溺於獻身偉大的革命，她更希望從個體出發擁有純然屬於自己的生活。

謝常紅希望自己也能像冬妮婭一樣。

2020年，疫情突然爆發，整個城市陷入停滯的狀態。面臨大學畢業的兒子不得不回到家中，準備考研，母子倆又回到了以往朝夕相處的狀態。

一天，謝常紅陪着兒子學習，身旁的兒子正在苦讀肖秀榮黃皮書，忽然擡起頭看着母親說：“媽，要不你也一起考唄？”謝常紅大腦一片空白，沒有說話，她勉強地擠出了笑意。“你不用考醫學的研究生，換一個喜歡的專業，考研沒有年齡限制。”

說罷，兒子立即動身開始查學校和專業信息，手足無措的謝常紅只能在一邊看着。“媽，你本來英語就好，你看翻譯碩士怎麼樣？”考試目標愈漸清晰，謝常紅心想考得上，就去念書，考不上當學習一年英語知識。

“我那個時候還以爲她就是爲了激發孩子的士氣，所以也沒說什麼，那就考吧。後來才知道她是認真的。”謝常紅的丈夫回憶起當天畫面時說道。

那顆想要再次“出走”的心，蠢蠢欲動起來。學習，對於一個九十年代的大學生來說並不陌生，只是三十多年過去，謝常紅不僅僅是在讀學生，她還是一個母親，一個妻子，一個女兒。

在長達半年的複習裡，照顧家庭和兼職家教穿插其中，謝常紅努力地擠出自己的時間，來應付一大摞五顏六色的備考資料。

在考研面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九月份，新的學期開始，兒子回到學校，丈夫回到單位，謝常紅終於只有她自己了。最後三個月，我真的是拼了。每天學習至少十個小時，一直學到晚上十一點。”

2020年12月26日，謝常紅和兒子在同一天跨入考場。

第一科考的是政治。闊別考場多年的謝常紅還有點緊張，慌亂之中，她把36題的答案寫道35題上，當她意識過來的時候，背上的冷汗早已侵溼了衣裳。“那天她打電話回來，感覺有點崩潰，人有氣無力的，以前從來沒見她這樣。”謝常紅的丈夫說。

“考完我就給閨蜜發語音，我說，我真是夠了，考室裡都是一羣小朋友，就我一個老太太。”那天出考場已是五點多鐘，天黑沉沉的，泠冽的北風颳在人臉上疼痛難耐。謝常紅裹緊了羽絨服，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去摘遙不可及的星

決定考研之前，謝常紅沉迷了一段時間的《聲入人心》，她最喜歡的選手是音樂劇演員鄭雲龍。

“最喜歡的就是他唱的那首《我，堂吉訶德》中的《不會成真的夢》。'終然我，終將疲憊無力，仍要用傷痕累累的雙手，去摘，遙不可及的星'，多好啊。”

那是2019年的冬天，被歌聲鼓舞的謝常紅，轉念一想，自己都快五十歲了，天天在家裡，上哪追夢啊。儘管自己漸漸有了一些屬於自己的時間，但對追夢的方向卻一無所知。她不願再細想，看劇，追星成了那個時候的心理支柱。

直到兒子偶然提議，一切都改變了，那些久違的衝動叮咚作響。謝常紅的丈夫回到老家，告訴岳父母他們的女兒要繼續讀書，兩個老人家連連搖了搖頭，“做醫生多好，名利雙收。”年邁的父親嘆了口氣，“我這閨女一輩子沒搞明白。”

謝常紅沒有泄氣。“我不怪老人家，反正我的性格是，我想做什麼就去做了。”她對我們說。

2021年2月份，成績公佈。兒子激動地在微信羣裡發來一張截圖，“400”的數字格外顯眼，謝常紅怔住了。第二名，這麼高，沒錯吧，真的是我嗎，她遲遲不肯相信——直到看到考生姓名一欄，她確定了。

謝常紅在超話裡分享“摘星成功”的好消息

落榜的兒子還沒來得及考慮自己的事情，連連發來祝賀的表情，“媽，我就說你能行！”這一消息很快傳遍大街小巷，謝常紅丈夫的朋友也知曉了，但在他們眼裡，一個四十八歲的人，還是一位妻子和母親，考上研究生也不見得是什麼好事。

“他們就打趣說，你不怕你老婆去大學裡找男朋友吶。我一笑了之，心裡卻不這麼想，我覺得夫妻之間應該有基本的信任，妻子能繼續讀書學習，是件好事。”謝常紅的丈夫說道。“說不定以後，我會繼續讀書咧。”

經歷了人生大半的風風雨雨，很多塵封在謝常紅心底的想法又變得清晰起來。

因爲熱愛音樂劇，過去幾年裡，她常常跨省跑到幾個一線城市排隊追劇，看樂團的演出，“每次回到家，我就想生活在那些地方的小孩該多幸福。那麼多演出，那麼多博物館和文化資源。”

在東北，年輕人的離開並不新鮮，並逐漸成爲一個趨勢，但對謝常紅來說，自己想要換城市生活這件事太“大費周折”了。謝常紅一直在等待兒子畢業，等待兒子在一個陌生城市生根發芽，她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實現這個夢想，但她並不願意僅僅成爲一位附在兒女身上的母親，“我想在那裡也能自己賺錢。”

2021年6月，謝常紅收到了期盼已久的錄取通知書

研究生學習成爲她實現夢想的第一步，她希望通過提升學歷獲得競爭力，不錯過未來任何一個機會。“當然也許會因爲父母生病又放棄這些計劃。”說到這裡，謝常紅停了停。

“所以太遠的事情咱也不想多了，它就是一個美好的願景。很多人說我弄個學歷就好了，但是我絕對不會。如此來之不易的機會，我只想好好珍惜。”

更多內容請關注公衆號：pic163